安倍晋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提到安倍晋三，绕不开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安倍晋三曾在《致美丽的日本》一书中提到“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

　　安倍晋三的母亲，也就是岸信介的女儿安倍洋子也曾经说过：“安倍晋三在政策上与其外祖父岸信介相像。”

　　在安倍眼里，自幼崇拜的外祖父岸信介是“思考日本未来的严肃的政治家……作为家庭一员，我感到骄傲。”

　　那么，那个让安倍自幼崇拜和感到骄傲的外祖父是什么人？安倍又从他那里继承了怎样的政治基因呢？

　　一、

　　岸信介

　　岸信介，1896 年 11 月 13 日生于日本“鹰派”政治家的摇篮山口县。1920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步入政界。战前岸信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者。1936年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工业部次长，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伪满洲国五大头目之一（被称为“满洲之妖”）。1941 年出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兼军需省次长，积极推行战时经济政策，为对外侵略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又被称为“昭和妖怪”）。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岸信介作为甲级嫌疑战犯被关入巢鸭监狱三年多的时间。但是，随着二战后世界进入美苏争霸、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冷战时代。岸信介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反华反共的工具，被美帝一番操作后免于“甲级战犯”的罪名并被恢复公职。

　　1953 年，刚刚脱下囚服的岸信介立即换上西装重返政坛，并很快当选为日本众议院议员、出任外务大臣等要职。并在1957 年至 1960 年登上日本首相的宝座。

　　岸信介出任首相期间，推行“亲美反华”政策，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向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扩张，企图把日本拖回到战前老路上去。他毕生的追求体现在他公开提出的两大政治口号里——“反共自主外交”和“修宪”。

　　而“修宪”更是被岸信介作为毕生志愿，为此他还留下遗训：“修改宪法我恐怕是很难看到了，但这把火是不能熄灭的。”

　　当时的岸信介可能并没有预料到，数十年后立志燃起“这把火”并矢志完成其未竟“事业”的，是还在他怀中嬉戏的小外孙安倍晋三。

　　之所以要“修宪”，原因也十分简单：由于二战中战败，日军奉行军国主义的“前辈们”创下的“侵略基业”——海外殖民地的纷纷丧失、本土被美国占领当局占领、国家宪法由外国主导制定、军队和国家交战权被剥夺、日本仍系《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的战败敌国等等，就使战后日本俨然变成了一个被“阉割”的人，所以使日本重新回归一个“正常国家”的地位，就成了后来几乎每一届日本首相的最高目标。

　　而要实现回归“正常国家”的夙愿，那就必须要实现修宪。

　　安倍晋三从他外祖父岸信介那里继承而来的最核心的政治基因，就是毕生的“修宪”大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美丽的国家”，成为一个“对世界具有领导力的”强国。

　　而在岸信介时期，他如此执着于亲台反共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冷战对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作为一个曾经的资本主义强国，在意识形态上是肯定要反对共产主义的。

　　除此之外，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只有依赖美国的全方位支持才有可能逐步在国际上恢复“正常国家”的身份。

　　再者，岸信介对于美国对其“网开一面”并扶持其重返日本政坛乃至登上日本首相宝座的做法充满“感激”，并希望在修改安保法案甚至宪法的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作为由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先锋式”反共人物，他曾表示“美国认为我是最值得托付的政治家”。

　　所以，尽管已经意识到一味追随美国反共反华的政策可能不妥，但在当时国际环境大背景的影响下，再加上岸信介个人意愿的指引以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占据上风等因素，岸信介政府还是紧随美国奉行了反共反华的“不接触政策”。1957 年 6 月，岸信介访问美国时一再强调“国际共产主义威胁”，将日本、美国、台湾等划为“自由世界”，将新中国视为对“自由世界”的“共产主义挑战”，并将二者鲜明对立起来，声称“中国共产党政权终究要坍台”。

　　二、

　　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的核心政治理念正如他自己所说，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是要让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大国夙愿，成为“对世界具有领导力的国家”。

　　而要实现这个从岸信介时期就遗留下来的政治夙愿，就必须完成“修宪”大志。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而被外国主导制定的宪法，就是依据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行径而制定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只要日本想修改宪法，他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正视和承认其侵略史与军国主义史，否则就等于变相承认了这部被外国主导制定的宪法的合理性。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日本首相都如此痴迷于参拜“靖国神社”的根本原因。

　　其实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国家曾经犯下的侵略恶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观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安倍晋三曾四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也在于此。

　　那么，为什么安倍会给很多人以错觉，甚至会有部分人认为安倍这个人是亲华的呢？

　　这是因为到了安倍的时代，世界局势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岸信介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新中国采取包围封锁的孤立政策，但是越往后他们就越发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非但于艰难的环境中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完全地稳固了自己的政权，同时在亚洲国家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经济上也开始蓬勃发展。与新中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往来，已经成为了任何国家都再也无法忽视的一项重大外交决策。

　　在安倍晋三 2007 年的著作《走向美丽之国》一书中，第五章的标题为“日本与亚洲和中国”。将中国在亚洲一章中单独提及，并用了80%左右的篇幅介绍了中日两国的问题和机遇。从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出，第一次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将对华关系放在了同亚洲诸国关系的首要位置上。

　　而安倍晋三重点要表达的是：当时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其作为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的特点也逐渐显现。强调中日经贸关系的紧密相互依存性，承认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经济的复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在安倍第一次当首相的时候，他之所以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亲华，原因非常简单，就是看重了中国的消费市场，想和中国做生意。为此，他不得不表面掩盖其反华的根本立场。

　　这个阶段的安倍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

　　但是这一政策并没有维持多久，上任不到一年时间的安倍晋三突然以“健康原因”为由宣布辞去首相一职。但实际上安倍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暗中积极谋划准备东山再起。

　　2012 年 12 月 26 日，时隔六年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安倍晋三成为日本第 96 任首相。“二进宫”的安倍晋三，还未上任就展现出了与他第一次内阁时期截然不同的对华外交姿态。

　　他在 2012 年竞选自民党总裁时便提出，要全面重新考虑“反省历史的三大谈话”。所谓“三大谈话”，主要指日本承认过去国策发生错误，走上战争的道路，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并表示反省和道歉的谈话。

　　安倍这还没上台，就要开始重新考虑这个谈话，这说明此时他已经完全倒向了反华的立场，或者说此时他才完全暴露出其一直坚定的反华立场，开始公开提出要质疑日本的侵略史。

　　而这一质疑，自然就毫无疑问地要表现在参拜靖国神社上。早在安倍第一次当首相的时期，他虽然在行动上没有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但在言论上却始终不肯明确表态安倍本人不参拜靖国神社。

　　到第二届内阁，也就是安倍第二次当上日本首相以后，安倍对待靖国神社问题的态度就十分清晰了。

　　2012 年第二次组阁前，安倍晋三在当年秋季大祭时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并在第二届内阁正式成立后公然宣称第一次出任首相时未参拜靖国神社是因为压力所迫，并为此感到“悔恨”。

　　随后安倍又多次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或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直至 2013 年 12 月 26 日，安倍晋三于执政一周年之际，又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

　　而安倍选择在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参拜靖国神社，绝不是单纯的纪念自己上任一周年，而是经过精心算计、怀揣叵测之心的。

　　在中国，这一天是毛泽东 120 周年诞辰日。选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意在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即引发中国社会强烈反弹，借此让日本国民和反对派感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客观存在”，为“修改和平宪法”和政治军事大国化扫清障碍。

　　安倍政府“修宪”的直接目标是删除“和平宪法”第九条，建立国防军，恢复国家交战权，使日本成为一个他口中的“普通国家”。

　　同时，推行“积极的和平主义”政策，通过在军事上为世界做“贡献”，奠定日本“入常”所需要的政治资本。

　　安倍的“修宪”政策中隐藏着“军事大国化”的野心是确定无疑的。

　　此外，安倍晋三其实从未正面承认过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其历史认识中始终保持浓厚的右翼色彩。

　　这与他毕生的“修宪”大志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是从未发生过变化的。

　　安倍晋三这个人，十分善于柔中带刚、隐真示假、绵里藏针，是一个十足的“两面人”，因此才会有曾经一度“亲华”的迷惑烟雾。

　　而后来的几年里，日本经济复苏乏力的征兆已经越来越明显。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二十余年中，不但经济复苏乏力、前景黯淡，而且在 2010 年中日经济总量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产生了极强的焦躁、疑虑和不适应，对未来丧失了信心。于是，朝野上下希望日本出现一个政治强人，率领他们走出经济困境和重振大国雄风。

　　安倍自视自己就是国民期待的这一政治强人，可是要想在经济上实现复苏，振奋人心却又有心无力，因为这是资本主义内生性的根本矛盾所决定了的，于是他更加坚定了通过“修宪”尽快摆脱困境和重振大国雄风的决心。

　　因此，频繁地参拜靖国神社，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也就成为了安倍的执着和信念。

　　这时的安倍，俨然已经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历史观点和国家主义思想。他想要通过“修宪”打破战后政治体制，寻找回来的日本虽然不是战前完全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但和战前的日本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安倍之死

　　从本质上来讲，无论安倍的政策是呈现出亲华还是反华的现象，他根本的反华立场都是自始至终未曾变化过的。

　　安倍之死，归根结底是日本国内各种矛盾激化以后，在政治人物身上的一个反映。

　　而诸多激化的矛盾之中，归根结底还是阶级矛盾。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不解决，它总是要走向民族主义的，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无非是时间的长短问题罢了。

　　而只要日本还继续践行民族主义的路线，那么中日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友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