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而立，在周围的同学同事中听到彩礼这个词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有因为彩礼男女双方吵架闹分手的，有男方虽然接受下来但还是暗暗抱怨的，还有一位师弟已经和女朋友关于彩礼的问题吵了几架，问我应当怎么看待处理彩礼问题，我自己在结婚时也和对象在彩礼问题上吵了个昏天黑地。“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中国农村的婚姻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1]，农村彩礼复兴，整个社会的彩礼数额自然也水涨船高，彩礼俨然已经成为了社会矛盾，尤其是家庭矛盾的集中爆发点。这些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在婚姻关系中，男方、女方、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的立场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彩礼是什么？它是男方父母因为双方的婚姻向女方父母给付的钱物，本质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将女方培养长大所花费的成本的报偿。而这种报偿存在的基础则是在封建时代乡村的父权制社会和对应的婚姻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缔结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的事情。这样，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识的人，只是到婚期临近时，才告诉他们业已订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新娘的同氏族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赎金。”[2]
在这样的婚姻关系当中，女方在婚姻后直接进入男方家族生活，没有特殊情况很难再回娘家，女方生育下的孩子也归男方家族所有。婚姻直接给男方家族提供了一个壮年劳动力和之后生育后代的能力，但对女方家庭来说，之前养大的女儿经过婚姻就成了别家的人，甚至在之后都很难相见了。在这种婚姻关系下，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用彩礼进行养育成本的补偿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信奉保守主义的人经常会拿彩礼悠久的历史来论证彩礼的合理性，却未曾发现时代的改变。对于留在农村生活的人来说，由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女性已经大量外出到城市务工，但是从夫居的习俗导致男性主要在本地生活和选择婚姻关系，外地的女性也很少会来扎根农村。因此，男性大大多于女性，剩余男性的增加导致农村婚姻资源极其匮乏，缔结婚姻的困难成为天价彩礼的社会基础。这时的彩礼已不再单纯是父权社会的体现，而更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婚姻资源的女方家庭给出的垄断价格。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原先定居在乡村的人们大规模地来到城市定居。在2000年之前迁居路线主要是从乡下到最近的县城，在2000年之后则是从县城到一二线的中心城市。原先由地理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父系家族被逐渐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由三四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在县城居住的这些小家庭之间仍能有较为紧密的往来，但到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大量来到大城市定居后，家族成员间的联系就越发寡淡了。路途遥远、工作互不相通、利益没有交集，对于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来说，作为经济集体的家族早已名存实亡。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社会存在业已发生极大的变化。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可社会意识却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在社会存在飞速变化的工业化时期，社会意识往往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的光阴才能追上来。不相适应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往往会爆发出激烈的矛盾。乡村父权社会的意识和传统，依旧像梦魇一般纠缠着今人的头脑。
城市的社会存在相较于过去的乡村变化更大，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也更不相适应。在婚礼现场男方和女方父母时常表现为两个极端，男方父母往往兴高采烈，女方父母常常号啕大哭，这样的心境和彩礼一样是农村父权社会的遗留。在父权社会的婚礼中，男方家庭觉得自己家里添丁添口，为之而喜；女方父母感觉自己女儿一朝离自己而去，为之痛哭。可是细细想来，这两种行为背后的逻辑其实经不起推敲。在如今社会中，婚后的女性又有多少在逢年过节时不能回家看看的？这和女性封建时代婚后被纲常约束在男方家族中差距甚远。对年轻男性来说，父系家族都已经不再存在，对核心家庭而言，又哪里还有添丁这种说法呢？
这样的例子完全可以说明，在城市定居的男女双方以及男女双方的父母对社会存在变迁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对父权社会遗留的社会意识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当下年轻夫妇的父辈们生活在中小城市的居多，家族成员之间依旧有很多日常往来，其生活方式依旧和乡村生活有很多相似性，家族对他们而言还是一个近在眼前的东西。他们或许隐隐意识到了许多父权社会遗留的传统和现在的生活有矛盾冲突之处，但不愿接受这些传统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成为了悬在空中的楼阁的现实。所以在婚礼上，公婆依旧笑逐颜开，岳父母依旧痛哭流涕，彩礼也仍是父辈们广泛接受的东西。传统是这样，现在大家也还这样做，那这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不做是不是会在亲戚朋友当中失了面子？这样的想法成为了我们父辈们普遍的想法。
可父辈们还是有人察觉到了经济基础的变革，于是，原有的彩礼制度被打上了重重补丁，改头换面推了出来。在相对开明的家庭，彩礼被解释成了男方父母对新婚夫妇的投入，在男方家庭交给女方家庭后立马就被转给新婚夫妇进行支配。原来由女方父母给到女方，作为女方在丈夫家庭生活保障的嫁妆重要性和价值都急剧提升，提升到了和彩礼同等的水平，因为需要它来扮演“女方父母对新婚家庭的投入”这一角色。这些对彩礼制度的补丁倒是确实缓和了彩礼制度和现实的矛盾，在客观上延长了彩礼制度的生命。
对于婚姻中的女方来说，即便她随着这些年的大趋势来到中心城市，她的生活轨迹和父权社会时的婚姻过程仍能找出相似处，就是同样是离开自己的家去到陌生的地方生活。即便自己不再受封建制度的约束而不能经常回家，但地理上的区隔还是让回家变成了一件起码是有一定困难的事情。所以，她对于自己父母在婚姻中的悲伤是能够共情的。在彩礼方面，因为自己无论怎样都不吃亏，女方很少会去思考彩礼制度和现实矛盾之处；和父母在分离上的情绪共情更让她们坚定了彩礼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可对于年轻男性来说，情况就大大不同了。现在无论在网络还是在现实当中，对彩礼制度的反对声音大多是由婚姻中的男方发出的，甚至超过了实际付出彩礼成本的男方父母。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封建时代差距最远，最先察觉了彩礼制度本质上是封建时代的遗留，在现代社会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对于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男性来说，家族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和女性一样都是离开父母在陌生的地方生活，又如何谈得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到底是哪家的人？在日后的生活中，所有的困难都需要小家庭以及双方的父母共同承担，也看不出男方家族的突出作用。失去家族支撑独立谋生的落差让他们很快看出了彩礼制度是基于父权家族社会的，和现在的社会关系存在深刻的矛盾。
对于父辈们给彩礼打上的补丁，大部分男性对之还算能够接受，可依旧嫌它太过别扭繁琐，既然是父辈对小家庭的投入，为啥还要在岳父母那边过一手？这些补丁的存在更提醒了他们彩礼是个脱胎于旧时代的而不适应于新时代的东西。
理想主义青年面对彩礼的情绪往往更深一层，不再是无奈，而是愤怒。这种愤怒并不出自利益考虑，也不因对彩礼打的补丁有所缓解，因为愤怒是针对彩礼这一名号本身。他们愤怒于自己在这么长时间内一直在批判彩礼这一封建遗留，在自己自由恋爱迈向婚姻之后，也不得不从理想的天空坠至现实的地面，被迫在一些程度上和彩礼制度妥协。
关于彩礼的矛盾并不止于此。在社会生活飞速变化的时代，因为各个地方发展速度不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会更加多样。
首先对于已经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来说，即便是在现在的城市，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依旧存在。首先是生理上的不平等，生育子女必然给女性造成身心的痛苦，给身体造成负担；其次则是由生理上的不平等延伸出的就业歧视，很多企业和单位在招聘时会询问女性的婚姻和生育情况，女性的生育过程也往往是自己职业提升的绊脚石。
照理来说，男女生理不平等的方面是小家庭内部需要解决的，而就业歧视的方面是社会需要解决的，都与彩礼问题无涉。可它仍旧被拿来论证彩礼制度的合理性，越发使问题变得复杂了。
另一个问题更为严重，文章前面的分析是针对逐渐迁移到城市居住的人来说的，这也确实是年轻一辈的主流。可仍旧有一部分年轻人留在乡镇生活，他们要面对的环境和城市完全不同。对他们而言，父权制的家族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身边的现实。婚姻除了放松了对女方的人身控制，其余在诸如劳动力分配、传宗接代等方面的表现相比过去一点没变。另外在农村因为近20年计划生育和B超普及导致的女性胎儿大量流产，农村年轻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彩礼的数额也因此膨胀起来，形成了“天价彩礼”的现象。“天价彩礼”本质上依旧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养育成本的补偿，但因为女方部分的垄断地位，彩礼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了。
“天价彩礼”现象一方面让年轻男性更清晰地认识到了彩礼的本质。在另一方面，它也悄然推高了所有地方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对彩礼的心理预期，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这更加剧了城市婚姻中家庭内部的矛盾。
不同地域发展程度的差异也使得彩礼有了地域性的差异。如江西就因其天价彩礼而闻名。在广东，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外地男性往往不会留下，本地男性却可以选择外地女性构建家庭，这缓和了婚礼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形成了在广东轻彩礼也轻嫁妆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因为这些地方工业化城市化较早，过去社会意识的影响终于快要消亡，在本地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往往是不收彩礼的。当然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因为仍涉及到户口等社会资源的分配，那就又另当别论了。
总结而言，彩礼已经成为了当代城市青年婚姻关系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它如足底的砂砾一般时不时地刺激人们的神经，激起家庭内部的纠纷。即便现在官方开始遏制天价彩礼现象，但只要农村的男女比例依旧失衡，天价彩礼就不会消失，彩礼更不会轻易消失。一方面它的经济基础仍在广大农村存在着，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即便它落后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回头去看那个火红的年代，人民政府不遗余力地提倡自由恋爱、男女平等、自由结离婚、简朴婚礼。在男女平等方面，社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关系上的男女平等带来了家庭关系上的平等。婚姻流程也为之一新，如取贴算命、拜天地、看日子等和宗教迷信关联较为紧密的婚姻环节纷纷取消[3]。可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还是会产生强大的阻力，离婚在农村依旧被普遍看成丢脸的事情，结婚从看家产变成了看出身、看单位，在很多地方婚礼的酒席和彩礼嫁妆依旧在明里或暗里广泛存在着[4]。这足可见社会意识是多么有韧性的东西，社会意识要转过弯来，非社会存在根本转变数十年不可。可惜那个年代太过短暂，终究还是没能让这些习俗永久埋葬于黄土之中，让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得不再次直面它们。
那么对于现在的理想主义青年而言，应该如何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关系中处理彩礼问题呢？首先，必须要认识到想让对象和父辈接受甚至单纯是理解自己关于彩礼的观点都会有相当困难。这是因为我们恰处一个社会存在已经发生改变而社会意识还未转弯的时代，男性和女性之间，年轻一辈和父辈之间的立场和思维均有深刻的矛盾。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旧要坚持初心，即便要退让和妥协，也必须是在斗争之后。因为每一次无原则的退让都会让我们越发失去和现实说不的勇气。或许在当下的社会意识下，完全在婚姻关系中摆脱彩礼非常困难，但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让加在自己婚姻关系中的彩礼名存实亡。
我见过彩礼问题处理得最好的一对情侣是在他们内部先统一了意见，男女双方各掏了彩礼的一半，彩礼在男方父母和女方父母手里过了一道，转手又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口袋。只是这两位三观一致，内部统一意见比较容易，其他人想必连这一步都不会那么容易罢。
参考文献：
[1] 赵代博，程令伟，鄢盛明：《农村高彩礼婚姻中资金转移路径分析》，载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3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9页。
[3] 薛妮.二十年以来国内关于“文革”时期婚姻的研究综述[J].党史博采(下),2021(08):44-47.
[4] 李飞龙. 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农村婚姻与家庭研究（1950-1985）[D].中共中央党校,2010.第7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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