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题为《佛与基督，谁是“老外”？》的文章（下称《老外》），竟然把佛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混淆在一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我们防止和抵御“西化”硬扯在一起。
该文认为既然佛教与基督都教是“老外”，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都是“老外”，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老外”传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防止和抵御“西化”，为什么还要坚持“西方”传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这种“弯弯绕”的把戏，表面看有点夹缠不清，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低级的手腕和花招”，以“老外”为说辞，把宗教、西方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混在一起，把水搅浑，以便于明目张胆地鼓吹“西化”有理，诋毁马克思主义。对此，必须加以剖析、批判。
一、马克思主义论宗教的本质和我党的宗教政策
按《老外》所说，佛教和基督教，都属于“老外”和“老外”输入我国的宗教。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弄清宗教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著作中，对宗教问题有着十分丰富的论述，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看待宗教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宗教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费尔巴哈如下观点，即“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1）恩格斯指出：“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2）
正是根据这样科学地分析，恩格斯精辟地提出了“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他指出：“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3），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无疑，宗教属于唯心主义阵营。
宗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无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其它宗教以及它们的各个派别，由于其唯心主义的共同特点，都宣扬神和上帝主宰世界。这种观点同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各阶级传统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为不同阶级各取所需，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拿基督教来说，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天主创造并主宰世界，而“基督是神的儿子”，人们只有信仰基督，才能使灵魂得到拯救，死后升入天堂。恩格斯说：“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4）恩格斯所说的这些“原始基督教可怜的教民”，他们对罗马帝国的残酷统治极端仇恨，但又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就寄希望于来世，从基督那里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而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也无不是利用宗教为本阶级的统治服务，宣扬其统治的合理性。
毫无疑问，宗教传入中国，和当时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阶级、阶级斗争状况密切相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皇帝，无不是利用宗教，把自己说成是“真龙天子下凡”，说什么是上天、神派他“下凡”来统治人民的；而社会底层劳苦大众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历代农民起义，往往也打着神或上帝的旗号，宣扬当时统治阶级统治的不合理性和自己的“造反有理”；然而，历代农民起义的成果，又总是被统治阶级所窃取，新的皇帝一旦坐上龙椅，便马上把自己宣布为新的“真龙天子”，继续用神即宗教的观念来愚弄、统治人民。“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就这样“周期率”了几千年。例子举不胜举，无需赘述。
鉴于宗教历史的长期性和世界范围的广泛性，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问题历来取审慎的态度。正确的宗教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实施“和平演变”的重要方面。早在1949年8月，毛主席就针对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告诫我们：“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有魄力、有能力“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5）2015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再次强调党的宗教方针是：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又坚决防止和反对“西方”利用宗教对我进行西化、分化，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制造民族矛盾、破坏祖国统一的活动，防范外国势力干预和支配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
这是何等的泾渭分明？时至今日，《老外》一文又拿“佛与基督”说事，把党的宗教政策和我们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混为一谈，完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以“小儿科”的逻辑思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拙劣把戏。
二、“西方”西化的基本事实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老外》一文说“一个时期以来，常闻一些人喊‘狼来了’，喊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动摇咱们文化之根、价值观之脉”等等。那么，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实施“西化”“分化”，到底是我们无端的“喊‘狼来了’”，还是铁一般的事实呢？
事实是，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其主要手段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美前国务卿杜勒斯说：要让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我们迟早会教导他们用我们所需要他们的方法来思考问题。”美国的一篇题为《好莱坞对抗共产党》的文章称“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美国影片是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肯尼迪政府明确要求美国电影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6）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宣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是美国在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所握有的王牌”。他明确提出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战争’”；里根则称“美国之音”是“巨大的非军事力量”。一个美国学者更加露骨地提出要“在中国的留美学者中，有一批进入中国领导层，成为亲美势力”。（7）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扬言“美国将其现行的文化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亨廷顿的弟子弗朗西斯科·福山则公开宣称，“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最终都要走向美国的模式，历史将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抱有美国式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与个人至上的人。”（8）直到现在，美国一直坚持要其他国家“与美国宪法中体现的理想保持一致。”（9）
在笔者编辑的河北《政工之友》2002年第3、4、5期，曾连载了《中国企业文明》杂志总编辑李祖荣同志在美国一篇题为《我看美国“思想工作”》的考察报告中，揭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行事手册”，从50年代初撰写并经多次修改、内部代号为《十条戒令》的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现全文转载如下：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吸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中间制造新旧仇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5、要不断的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
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发动“民主运动”。无论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站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
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全部垮台了。
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
9、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于举手投足，一言一笑，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之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请《老外》的作者先生睁开眼看看“西方”对我们实施的“西化”“分化”吧！这是我们在“喊‘狼来了’”，还是不争的事实呢？这些资料不正是某些“西方”在“动摇咱们文化之根、价值观之脉”吗？他们的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已经“得手”了吗？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建国初期，毛主席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警觉性。针对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大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10）
邓小平也说过：“（80年代）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11）他还说：“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12）“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13）“西方国家正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4）江泽民也说：“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1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也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提出：“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6）他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人间正道。”（17）
可是，按照《老外》的说法，这些都是在“喊‘狼来了’”！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这种论调，只有“西方”的卫道士、敌对势力“西化”吹鼓手，或者“第五纵队”分子才能说得出来。
三、“西化”问题的实质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
《老外》的作者为了证明所谓“西方”对我“西化”的合理性，竟把我们反对“西化”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搅在一起，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地地道道的西方人，……列宁是俄国人，也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人。从这点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当属……‘老外’了？但这个‘老外’借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进入中国，则从根本上动摇、颠覆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首页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语。‘全世界’有西方、东方之分，无产者当然也有西方的无产者和东方的无产者。……没有看到哪个‘马列家’说因东、西方文化互相兼容因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相宜了”；“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将100年了。当中国人民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风破浪前进、使中国‘换了人间’天翻地覆发展变化的时候……又将置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何地？”……
这种假歌颂、真贬低的胡言乱语，把世人公认的人民胜利，与“西方”对我们实施“西化”“分化”、颜色革命的图谋搅在一起，把作为“西方”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革命导师，和产生于“西方”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搅在一起，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如果说“不懂装懂”是一种虚伪，那么用“懂装不懂”的办法故弄玄虚，来否定他企图否定的东西，就是一种阴谋和别有用心。《老外》的作者就是要先“把水搅混”，然后用“拖泥带水”的办法，借我们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否定同样产生于“西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宗教也罢、“西化”也罢，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不同概念。
“西化”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和平演变”的老话题，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问题。无论是对待佛教、基督教还是其它宗教，我们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坚持党的宗教政策，团结一切爱国爱教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先进管理和先进科学技术，我们当然是照学不误，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用鲁迅的话说：对这些好的东西，要统统“拿来”；但是，对于“西方”敌对势力以各种手段（包括利用宗教手段）的“西化”“分化”，我们则要坚决抵制，粉碎他们和平演变的图谋。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四、加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显微镜
我们记得，就是这个《老外》的作者，曾多次在该刊发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例如他在该刊2015第7期发表的《另类“和平演变”论》一文，完全割裂了国内、国际两方面“和平演变”的辩证关系，把一些人被“糖衣炮弹”击中，说成是“自己演变自己”的“另类和平演变”，以“内部”来掩盖“老外”对我进行“西化”、和平演变的基本事实；他还引用邓小平关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论述作为“论证”。可是，谁都知道，邓小平从来是说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对社会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的，谁能说“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与“老外”没有关系？难道说这“糖衣炮弹”，只在我们“自己”国内才有，而没有“老外”给“送来”的吗？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另类“和平演变”论》和他的这篇《佛与基督，谁是“老外”？》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掩盖西方、“老外”的和平演变。难道前苏联某些领导人收受大量的美金贿赂，堕落为共产主义的叛徒，葬送了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事实吗？难道这只是苏联“内部蜕变”，而没有“老外”的“和平演变”吗？
不得不令人生疑：这些人多次发表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章，极力掩盖“西方”的“西化”、“分化”，是不是已经“中招”了“西方”的“糖衣炮弹”？当前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是不是应该对“老内”、“老外”的腐败，也来个“一起打”呢？用马克思主义内因、外因论的辩证法来分析《老外》作者和他的《另类“和平演变论”》，是不是也应该针对某些得到过“西方”好处的“枪手”们，写一篇《另类“腐败论”》呢？
不止如此。据笔者掌握，该作者还在该刊2014年第10期发表《标准答案的“魔力”》，大肆鼓吹要“突破”“标准答案”的“意义”。尽管他举出的是许多古代例子，但其真实目的，还是要“突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标准答案”、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答案”、“四项基本原则”的“标准答案”、《党章》《宪法》和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标准答案”、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的“标准答案”……总之，他是要“突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政治纪律的“标准答案”……。不难想象，一个党、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团体……，如果没有如同《党章》《宪法》纪律和规章制度，这些须臾不可离开的“标准答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早在2012年，他还在该刊第9期发表《因人而异的是非观》，歪曲毛主席关于分清敌我、“划清延安与西安的界限”的正确论断；在2013年第6期，又发表了《头痒挠屁股的“进言”》，说什么当代杂文不敢说真话，是杂文家“‘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是“有一种力量不准他们说真话”，杂文家是在“外力强制下不得不如此”；“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水土不改变”，“那破土而出的”“只能是‘枳’。”其矛头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个“水土”的“屋檐下”。
当然，写这样攻击党的主流思想文章的不止他一人，这反映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严重性，“第五纵队”的猖狂性。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8）我们必须学习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显微镜，看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动实质，而不被其表面的辞藻所迷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228页（2）第229——230页（3）第230——231页（4）第327页
（5）中共十八大《党章》
（6）（7）河北省委宣传部1991年《反和平演变十讲》第85页
（8）2006年5月26日《北京日报》许嘉璐文章
（9）《环球时报》2010年11月16日15版
（10）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123页（12）第235页（13）第325—326页（14）第344页
（15）《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83页
（16）转自《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49页（17）第1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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