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只眼睛、何种心地读出来的“闭关锁国有利论”？

　　学术讨论是好事，因为真理越辩越明。但是，讨论的前提是认真读书、读文章，全面把握对方的观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真正的讨论。

　　然而，总有这么一种人，看了个只言片语，再加上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想象，就开始打棍子、扣帽子、泼脏水、臭骂街，这和学术讨论没有丝毫关系，完全是无赖心理、流氓行径。这种对一篇文章肆意加以歪曲、污蔑、谩骂、围攻的手法，让人不免想起“文革”中的“大字报”。

　　最近有幸观看了网上一些公众号对《历史研究》刊发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文的撒泼、碰瓷，真是大开眼界。《新探》一文，从文献爬梳、概念流变到观点深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称得上一篇严肃、规范的学术论文。

　　但这些公众号愣是以混不吝的恶意解读，完美诠释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风采。其中，尤以某公众号从这篇文章中硬性解读、概括出了一个“闭关锁国有利论”，堪称心黑手狠、尿性十足，在一众驴嘶犬吠中可称无赖之冠、无耻之尤。

　　那么，咱们就先看看《新探》这篇文章到底有没有主张“闭关锁国有利论”？

　　《新探》一文，共分六个部分和一个结语。

　　文章第一部分，系统梳理了学术界有关“闭关锁国”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从民国时期的张东荪、陶希圣等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学者，都囊括了进来。这些研究并未取得共识，但成果丰硕，为现今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第二部分，考察了“闭关锁国”这一概念的渊源流变，其意在于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梳理这个概念到底怎么来的。考察表明，“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文章尤其强调，“19世纪以来，西方人惯于站在欧洲立场，以开放—封闭、文明—野蛮二元模式，评述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两国对外政策。西方国家在综合国力和话语权上占据强势地位，在日常交往和文化传播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变成亚洲国家对自身评价的视角，进而影响了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自我认知。”这就是说，“闭关锁国”这个概念，从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色彩，即受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强烈影响，将西方国家看作“开放”、“文明”的，而将中国看作“封闭”、“野蛮”的。

　　文章第三部分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态势，强调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尽管中国从16世纪开始出现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趋势，资本主义萌芽悄然萌生并缓慢发展，但封建传统根基依然强大，从总体上看，中国仍是一个封建国家；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文章强调，“这两个基本事实，决定了16—19世纪中国和西方之间既存在社会形态差异与文化冲突的一面，更存在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的一面。”正是从侵略、反侵略和殖民、反殖民这一点出发，自主限关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备了自我保护的性质。换句话说，强盗都打到家门口了，打又打不过，还不得关上点大门啊？总不能敞开大门，让列强进来随便掠夺吧。

　　文章第四部分详细考察了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强调“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进逼，明清两朝统治者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军事、经贸、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文章较为详细地梳理了有关史实，例如指出，在“限关”的同时，明朝中后期、清朝中前期，当时的政府都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政策，以应对海陆边境（对外）贸易需求。“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北部长城一带至辽东地区，形成经济繁荣、华夷杂处的边境社会。为应对这一情况，明朝政府于1558年解禁了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上航路；1567年松弛海禁，允许漳州府月港的民间海外贸易；1570年以降，在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大同、张家口、开原、抚顺等地相继开放‘互市’，最终形成内地—边境—朝鲜—日本—东南亚的庞大贸易网络。在相继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之后，清朝于1684年开海，施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1717年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再度施行南洋海禁；1727年重开南洋，此后东洋和南洋贸易一直持续至清末。18世纪的广州成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从广州出发经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至印度洋沿岸各地，再经好望角到达欧洲；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至厦门及广州。”在梳理有关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文章专门强调，“显然，明清朝廷对中西交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并没有完全关上中国的大门，用‘闭关’加以概括不符合历史实际。”这就是说，“闭关”是完全关上门户，隔绝与世界的往来，这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而且，从当时的中央政府作出“限关”决策的背后动机来看，还是为了抵御西方殖民侵略威胁，因而不得不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护策略。

　　文章第五部分考察了“自主限关”政策下的中外交流情况，以事实说明，“自主限关”这一政策并没有阻断明清时期中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互鉴。

　　文章第六部分深入分析了“自主限关”政策的局限性，明确指出，“尽管明清政府‘自主限关’政策具有防范外来侵略的一面，也没有阻断中外交流的进程，但不等于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它的局限性十分明显”。文章将这种局限性概括为两个方面，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一方面，消极防御占据主导地位。16—19世纪，西方殖民侵略势力汹涌东来，频闯中国大门，但明清统治者并未对这一历史大变局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判断，相反满足于传统的朝贡体系，以“天朝上国”自居，心存通过限制或减少对外往来换取天下太平的幻想。“一口通商”之后获利甚厚的表象，实施海禁后得到的片刻安宁，使明清统治者沉湎于政策红利的沾沾自喜中，自以为限关就可以化解西方人的入侵，就可以稳固江山，殊不知自主限关在本质上属于消极防御，没有主动的、长远的、全局性措施，自主限关最终达不到有效防御的目的。限关只能得到短期自保，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殖民侵略；限关只能得到短暂喘息，无法获得长期的稳定局面；限关只能得到一时利益，无法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因此，在明清对外关系中，中国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而疲于应付，时而多口通商，时而“一口通商”，管理措施细碎烦琐，消极防御注定不能改变中西力量对比。

　　另一方面，对西方先进科技采取漠视态度，加剧了军事和技术的落伍。恩格斯曾感叹说，“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产业革命不仅带来欧洲科学技术的大变革，而且彻底改变了欧洲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康乾时期，清廷虽然感受到了欧洲殖民侵略的威胁，对其心怀警惕，也察觉到西方在不少领域已经领先中国，但墨守成规的保守观念、“不贵异物”的陈旧思想，使其对西方科技进步缺乏足够的敏锐性，在接受西方科技知识时疑虑重重、步履蹒跚。事实上，康熙帝热衷于学习、研究西洋科技，深知其许多地方优于中国，但故步自封，并没有传播和推广这些知识的意识，更没有组织力量丰富和发展这些知识。

　　读者诸君一旦平心静气读了《新探》文章，尤其是读完文章的这一部分，相信自然会得出结论。这里哪里有一丝一毫“闭关锁国有利论”的影子？硬说这篇文章在宣扬“闭关锁国有利论”，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这不是千年以后网上曝出的新式“莫须有”吗？

　　《新探》一文作者在概括了“自主限关”政策的两个局限性之后，也许觉得意犹未尽，又进一步概括说：

　　客观而言，自主限关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西方殖民主义者血腥东扩的步伐。自主限关也有明显先天缺陷，不仅具有浓重的守成性，而且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前者体现在明清统治者盲目自大，以为守住“天朝大国”的威势，就可以化解一切外来冲击；后者体现在明清统治者故步自封，力图单纯依靠某个政策调整来抵御所有外部威胁。事实上，自主限关只换来短暂的成效和一时的喘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明清王朝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走向，更不可能改变西方殖民者贪婪的本性和觊觎中国的野心。当基于工业革命而日益强大的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私欲不断膨胀时，当嘉庆、道光两朝政治腐败日趋严重时，自主限关就难以为继，再也无法支撑清廷的统治，中国进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

　　在作了六个部分的论述之后，文章在“结语”中对全文进行了总括，再次强调了主旨，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自有其发展、前进的一面，对世界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不能以某些刻板印象一笔抹杀明清时期的中国。“保守、落后、封闭不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也不是明清时期对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会标签化为‘闭关锁国’。”文章结尾表示，“明清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对外政策，既有其长也有其短，既有其优也有其劣，今人既不能为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歌功颂德，也不能以‘闭关锁国’全盘否定明清历史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应当说，这一结论是平实的，辩证的，既更加符合历史事实，又补充和巩固了历史认知。

　　以上是对《新探》一文的简单概括。欲知全貌，可读全文，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试问，从这样一篇严肃而精谨的学术论文中，到底哪只眼睛能读出“闭关锁国有利论”的结论，而且能够昧着良心，在网上到处散播，煽风点火，阴阳怪气，唯恐天下不乱。

　　这些公众号的作者到底居心何在？是要进行学术讨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在这些人心里，有一道黑沉沉的深渊，他们想抓住一切机会，把善良的人和事都推进去，陷于万劫不复。

　　不由想起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话——

　　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