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自由作代价，换来免费的食物、住处和没有上限的医疗，你愿意吗？”美国《财富》杂志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尽管明知自由诚可贵，但很多日本老年人还是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肯定答案。
日本东京西部的府中监狱里，囚犯们可以用电脑做算术题、回答小测验，也可以玩折纸游戏。
狱警说，“这有助于刺激他们的头脑，遏止服刑人员中老年痴呆症的发展”。
过去20年，日本的囚犯和该国的人口一样，正在面临越来越强烈的“银发冲击”，65岁以上的罪犯增加了一倍多。
日本每5个服刑人员中，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的囚犯是高龄老人，韩国是11%。日本尾道市的一个监狱里，47名囚犯的平均年龄甚至达到了74岁。
偷盗是日本老年人常见的犯罪行为，偷大米、偷水果、偷平底锅、偷感冒药，偷的东西五花八门，但都不会太贵重。
▲日本60岁以上被告占比
在偷盗之后，他们往往会带着赃物去警察局自首。
日本对小偷小摸的处罚非常严厉，偷了价值200日元（约等于11元人民币）的三明治，就有可能面临两年的监禁。
严厉的处罚，本意是为了杜绝犯罪，但却正合了很多日本老年人的心意，为了进监狱，有些甚至还成了惯犯。
日本有一部名为《日本老人监狱的一天》的纪录片，里面很多老人已经坐了四五次牢，其中一位老人更是先后15次因偷窃进监狱，打破了当地的纪录。
日本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有近四分之一65岁以上老年罪犯在出狱两年内会再次犯罪，二次犯罪率是29岁以下年轻人的两倍，甚至更高。
这些老年人为什么要抢着坐牢呢？
一是因为孤独，二是因为缺钱。
作为东亚国家，日本同样有尊老的传统，老人也和子女和家人住在一起，获得照顾，但这样的习惯正在消失。
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许多年轻人都已经离开当地，只剩下无依无靠的老人。
据日本总务省的一份土地统计调查显示，只有36%的人和子女住在一起，60%的人和子女分开居住，剩下的4%，是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
在监狱里，老人可以遇到很多同龄人，他们不会孤单。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不用为了养老金不够用而发愁。
衣食无忧，偶尔还能和老朋友们一起参加休闲娱乐活动，这可能是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退休生活图景。
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日本老人，只能靠泡面或者拌饭度日，家电坏了没钱修理，生病了也付不起医药费。
因为，奋斗数十年换来的退休金，完全不够用。“老年破产”，成为摆在不少老人眼前，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在监狱里，至少可以免费吃住，而且他们也能正常领取养老金。等出狱之后，就可以依靠入狱期间积累的养老金，再生活一段时间。
2019年6月，日本金融厅发布报告称，如果仅仅靠养老金生活，平均每人在退休后每月将会产生5万日元（2439元人民币）的缺口。
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如果退休后再活20年，缺口为1300万日元，也就是63.36万人民币。如果再活30岁，缺口就是2000万日元，大约是97.48万人民币。
日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之一，2021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7.57岁，位居世界第一，男性为81.47岁，位居世界第三。
但对许多缺少资金保障的日本老年人来说，长寿更像是一种诅咒。他们不得不在穷困潦倒中度日。
“看着银行卡的余额一点点减少，像软刀子杀人一样啊，反正是要杀，干脆一刀杀了算了，不想什么长寿了。”日本老人菊池在纪录片中说道。
一些老人甚至付诸了行动，日本社会的高龄自杀也越来越普遍。
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2020年版自杀对策白皮书》显示，2009年至2019年的10年间，日本中老年人自杀人数达到约20.8万人。
结果显示，中老年人自杀原因中最多的是“健康问题”，其次是“经济、生活问题”。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还要连年削减养老金数额。
在日本经典影片《东京物语》中，一对老年夫妇前往东京看望儿女，但子女也在温饱线挣扎，谁都不想照顾父母。
心寒的老夫妻回到了自己的家，母亲很快因病去世，父亲却只能孤独地坐在家中，感叹着“一个人度过一天特别漫长”。
电影是社会的映射，更是一种隐喻：养老问题，首先需要财富保障。任何一个物质贫困的社会，养老问题都会变得异常困难。
1960年，新上任的日本领导人，高调地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宣称在十年内，既要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又要把国民收入翻一番。
借着全球经济复苏的红利，日本只用了七八年时间就完成了目标。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对于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福利政策也开始制定。
从1961年4月开始，日本政府拿出111亿元启动资金，实行《国民年金法案》。根据该法，国库承担总费用的三分之一，剩下的由行业、个人负担。2009年，国库承担的国民年金比例调整到了二分之一。
作为养老体系的一个兜底制度，国民年金相当于我国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只要居住在日本国内、年满20岁至60岁的人都要强制加入国民基金，个人缴纳年金满25年，且年满65岁，便可定期领取养老年金。
国民年金与厚生年金一起，成为日本公共年金制度的两大支柱。厚生年金是企业正式员工参与的，相当于中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和员工各出一半，按比例缴纳。从2017年开始，固定保险费率为18.3%，劳资双方各负担一半。
如果是日本的公务员，那么缴纳厚生年金的保费则是个人和国家对半出资，被称为“共济年金”。
此外，2000年，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主要的内容就是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包括上门护理、上门帮助洗浴、日托护理等多种项目。
根据规定，40岁以上的日本人和在日外国人都必须加入介护保险，65岁可以享受介护服务。投保人需承担服务费用的10%，剩余90%，由各级政府财政补贴、个人所交保险费各一半。
尽管已经建立成熟的养老体系，但由于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纷纷进入退休年龄，加之平均寿命延长，使国家财政中养老金负担越来越重。
截至2021年底，日本65岁以上人群占比增加至29%，刷新199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养老金的支出也水涨船高。在1970年，只有0.9万亿日元，2017年已经达到了56.7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47.1%。而近几年来，各类养老金的支出总额已占财政支出近三分之一。
日本养老金的缺口，在1995年为4295亿日元，到2020年，它就已超过13万亿日元。缺口需要靠发行债务或者财政资金来填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日本债务总额的不断提升。
截至2021年底，日本的GDP为4.94万亿美元，债务规模高达1216万亿日元，约合12.69万亿美元，是GDP的256.88%。
为了缓解养老金压力，日本一直尝试开源节流。
所谓开源是扩大对非正式员工的覆盖范围、降低其参保成本，让更多原本不具备条件的民众缴纳养老金。
但这种下一代补贴上一代的做法，引起了很多年轻人的不满，同时也是饮鸩止渴——会加重养老金未来的负担。
节流则是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延后领取、削减养老金规模等举措，减少支出。
在1986年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55岁退休制度，而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2006年，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
2021年4月，日本政府开始实施修改后的《高龄者雇用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确保员工到70岁的就业机会。
而日本“就业老年人”的数量已连续17年上升，达906万，占所有老年人口（3640万）的25.1%。
这相当于，每四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就有一位依旧活跃在工作岗位上。其中，男性约为539万人，女性约为367万人。
为了鼓励延迟退休，日本政府还画起了大饼，规定65岁以后，每推迟一个月领取养老金时间，就可以在法定养老金的基础上增加0.7%。
但现实却是，日本一再削减养老金额度。
2014年，安倍政府宣布要在消费税上调至8%的同时，下调养老基金。一度导致500多名老年人在首相官邸外聚集抗议。
71岁的日本老人林崎春生直接买了一桶汽油，在新干线车厢里点火自焚。自焚前，她还把自己身上的钱送给了一位60多岁的女乘客。
但这却只是开头。
2019年，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47年，日本家庭养老金领取标准，须从2019年占社会平均工资的61.7％，下调至50.8％，这意味着养老金将被削减两成。
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养老金则难以达到政府承诺标准，最终可能只有36％至38％。
2021年到2022年，日本政府连续两年削减养老金额。而从2022年开始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到手数额将永久下调0.4%。个人到手的钱每个月大概减少了（约人民币）13-45元不等。
1986年，日本内阁收到了一份关于“海外第二人生居住支援事业”的提案。
该提案计划由日本政府和财团联合出资，在海外建造一系列的老年度假村，每户有200平米，日本老人可以在这里使用退休金和养老金，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
这个“海外日本老年村”方案提出来后，支持者和反对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支持的是日本地产建设财团，彼时，日本房地产已经起飞，大批开发商一夜暴富又没地可开发，他们正愁没海外扩张的机会。
但广大劳工阶层却不愿意，他们称这是海外版的“弃母山计划”。
在日本的民间传说中，某些地方年过六十的老人会被儿子背到山里扔掉，时间长了，这座山便成了“弃母山”。
最终，这项计划被搁置。
但日本政府却依然不死心，随后又搞了个“1000万国民海外旅游倍增计划”。
名义上是要降低机票价格，鼓励海外旅游，但暗地里却鼓励房地产企业购买大宗土地，在海外建设日本人村，而住在那里的日本老年人，每月可领取15万日元的补助。
由于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乐于合作的国家还是挺多，比如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智利、东南亚很多岛国、以及美国夏威夷州等。为此，日本国内还调配相应的医疗陪护、教育翻译和管理人员。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国内援助资金断裂，大部分的日本村其实没能坚持下去，选择回国道路的人越来越多。
在中国的网络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数十万日本人到中国养老的消息。
比如，近期一条“《日本老年人赴中国五年规划（2021-2025）》正式启动”的消息就在网上流传。该规划宣称，要将数十万日本人送来中国养老，但随后被官方媒体辟谣。
由于国外生活成本更低，让老年人出国养老，即便是持续削减养老金规模，也能保证他们体面生活，还可以缓解国内医疗等方面的压力。
但对日本而言，当务之急不是把老人送出去，而是要想办法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5%。
到2065年65岁及以上老人为3381万人，在日本总人口中占比38.4%。而75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数量，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12.8%上升到25.5%。
作为劳动人口主力的20-64岁人口数量则会快速减少，会从2015年的7123万人减少到2065年的4189万人。
为了鼓励生育，日本推出“天使计划”，对家庭育儿提供制度支持，减轻育儿期父母的负担。
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生产育儿一时金”制度，规定每生育一个孩子政府提供30万日元补助金，并在2022年将这一补助金增加至42万日元。
▲日本政府还计划从2023年开始
大幅提高育儿一时金支付额
而日本政府还计划于2023年4月创设“儿童家庭厅”，解决儿童入托难问题，进一步推动男性休育儿假等事宜。
催生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2021年日本全国的新出生人口有81万1604人，连续6年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眼看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彷徨无计的日本政府突然发现了一剂新解药：数字化、智能化。
2016年，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社会5.0”概念。
按照日本官方的定义，“社会5.0”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从“狩猎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逐步进化后，未来将进入一种假想中的新“超智能社会”形式。
具体来看，“5.0”的未来社会，由6大领域的超智能化系统构成，分别是无人机送货，AI家电普及，智能医疗与介护，智能化与自动化产业，智能化经营，全自动驾驶。
在5.0的设想中，通过人工智能系统，实现远距离诊断和治疗。同时，制造出高智能的护理机器人，让病瘫者能够实现生活自理。制造出高智能的陪护机器人，解除老年人或病人的寂寞。
概括一下，社会5.0，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降低社会对人的依赖，从而摆脱劳动力短缺的影响。
在政府的战略规划下，一批日本企业积极响应。
2018年，软银集团已经与丰田汽车公司合作，组建了第一家AI社会运营管理公司，以名古屋市为试验城市，着手打造“5.0”未来社会。社交应用公司Line，则和福冈市展开合作，整合智慧城市技术。
但从各个产业的实践经验来看，日本政府规划的“社会5.0”，其实还有很多技术障碍需要克服，比如AI社会和智能城市的运营，需要庞大的算力支持；比如远距离诊疗和治疗，在现阶段技术条件下，取代线下诊疗的程度还很有限；比如AI家电的普及，其实意味着“万物互联”的宏大命题……
而这些技术的、配套的障碍，背后既需要企业的大力参与，也需要政府下场，给出政策和资源的支持。说到底，还是需要巨量的资金推动。
问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左右为难的原点。
因此，用社会5.0来破解老龄化难题，其实是个艰难繁重、又变量众多的工程。把它当作一个努力的方向，的确可以传播希望，并无大错。但笃定地认定它就是答案，实在有太大差距。
在梦想成为现实之前，日本很多老年人，恐怕仍要在自由和面包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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