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丑闻只是表象，文艺行业有问题更严重

　　上周写完《从李易峰出事说起：文艺行业怎样才能变好？》一文，陶叔对文艺领域近年来的热点事件进行了一番回顾。

　　这一回顾有了惊人发现：

　　明星丑闻频发只是表象，背后是文艺行业整体存在严重问题。

　　对于这个行业的问题，很多人进行过关注，并思考解决办法。其中，有不少人提出文艺行业应该回到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上来。

　　对此，陶叔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篇文章就来说说。

　　01

　　我们先来大致了解教员的这篇著作。

　　80年前召集的这场文艺界人士座谈，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是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延安文艺界有些什么问题呢？

　　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

　　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

　　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

　　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因为没有统一思想，文艺界人士各自为战胡乱开枪。

　　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文章。

　　这些文章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让国民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大量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影响。

　　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教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最后形成了《讲话》中结论部分的观点，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以及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

　　其中，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核心内容。任何文艺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任何文艺也都在为人民大众服务。

　　文艺作品应当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风貌，为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知识，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广大群众的生活中观察、体验，以此为基础创造优秀的文学作品。

　　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是出发点与落脚点。

　　文艺必须服从于革命，服从于政治，鼓励文艺工作者努力做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优秀的文艺作品团结人心、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糟糕的文艺作品蛊惑人心、矮化人民、美化敌人。判断文艺作品的好坏，其革命性是第一位的，而艺术性是第二位的。

　　教员的《讲话》统一了文艺界的思想与行动，指明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讲话》的精神需要永远继承与发扬，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思考，《讲话》所针对的问题是否与当前文艺行业存在的问题一致，是否能简单套用其结论，或者光靠对这个行业进行呼吁就能起到作用。

　　所以，我们要对文艺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02

　　分析需要从表及里，先来看演员制造的这些丑闻。

　　在李易峰嫖娼事发前，今年演艺圈还有3月曝光的男演员邓伦偷逃税事件，通告显示邓伦多次被提醒却不予理睬。

　　8月传出江姓女演员在海南某酒店密会影视公司老板，在辟谣后网上相关消息迅速被平息。

　　以上3位演员都是内地演艺圈的顶流，自然引起了很大轰动。

　　但到目前为止，2022年还只是演艺圈丑闻的“小年”，再回顾一下2021年那些惊世骇俗的“大瓜”吧。

　　去年春节假后第一天，郑爽被前男友张恒爆料在美国代孕并弃养两个孩子，她那句冷血的“TMD烦死了，（孩子）打都打不掉”，让全民震惊；4月她又被张恒举报偷漏税、签订“阴阳合同”获取1.6亿高额片酬，折合下来日薪为208万元等情况，引舆论哗然。

　　待8月案件查清，郑爽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共计2.99亿元。

　　7月，男星吴亦凡被举报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情况。7月31日，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8月16日，被批准逮捕。

　　今年6月10日，北京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被告人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一案，将择期宣判 。

　　去年10月21日，著名钢琴家李云迪因嫖娼遭朝阳群众举报后被拘。

　　12月17日，歌手王力宏被妻子李靓蕾指控婚内出轨、召妓嫖娼等不良行为。20日，王力宏发表道歉信，并宣布暂时退出工作，二十多年“优质偶像”的形象一夕崩塌。

　　看到这些帅哥靓女在镜头之外的丑态，让人摇头啧舌。这是已经曝光的丑闻，那些没有被揭露的，还有多少？

　　不知道这些今天光鲜亮丽的皮囊，又会在哪一场舆论风暴中现出原形。

　　演员的表里不一，正如在《从李易峰出事说起：文艺行业怎样才能变好？》中分析的一样，是对该群体的管理放松所致。

　　不同于之前文艺行业属于公益事业，有专门的国家事业单位对演员进行日常管理，在进行文艺产业化改革以后，行业的主力已经是各路民企。

　　这些企业与演员之间是纯粹的雇佣关系。演员靠企业给资源上戏，企业靠演员的影响力卖钱。

　　大牌明星是影视产品卖出高价的保证，自然被企业争相讨好。企业对明星有所求，哪还能有什么要求？

　　演员如果能洁身自好还好，但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道德追求？

　　收入高、交往复杂，他们面临的诱惑不比手握大权的领导干部少。那么多受教育多年的干部都被拉下马，这些平常没有约束的演员沾染各种劣迹，也就不足为奇了。

　　分析到这，还要再深入一层。

　　既然是因为高收入、没约束造成的演员丑闻频发，那为什么现在明星演员的收入如此畸高？

　　央视曾经报道的明星天价片酬表

　　就凭近些年那些粗制滥造的影视剧，他们值得如此高的收入吗？

　　如果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看，当然不值。但要是换一个角度，就能明白他们在玩什么猫腻了。

　　来看一道算术题。

　　有A、B两家公司，A公司年营业额是1亿，B公司是10亿，它们的利润率相同，问哪家公司价值更大？

　　答案很明显是B公司。

　　再看第二道题。公司的营业额是10亿，如果每个项目的利润率相同，做10个1亿的项目和做2个5亿的项目，哪个更划算？

　　答案也很明显，第二种做法集中资源，当然更划算。

　　接着往下想。

　　如果你是一家影视公司老板，接受了资本的投资，要求你完成业绩对赌，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做单个营业额大的项目。

　　在这样的逻辑下，影视市场中的大制作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既然是大制作，花的钱总要有出处。特效用上，请大导演，加上大明星。

　　到明星这块，又有讲究。为什么要给明星那么高片酬？总要有理由。

　　理由很好找，流量就是其中一个说法。这个明星为什么值这么多钱？因为他有流量。

　　所以资本方和制片方就会想尽办法把明星的流量数据做高。

　　而明星拿到的高片酬也不会白拿，很多会返给制作环节的关键人物。

　　明星拿钱在面上，整个一串的人都有好日子过，何乐而不为？

　　弄明白了影视圈的玩法以后，就能知道这些人的兴趣在哪了。

　　影视公司的兴趣在做大项目，冲高估值上市圈钱。经纪公司的兴趣在做高明星的流量，好让明星顶在前头拿天价片酬。

　　而要做高明星的流量，有从韩国传过来的饭圈的玩法，现在国内娱乐圈已经青出于蓝。具体可以看陶叔写的《为什么韩国欧巴能割中国娃娃们的韭菜？一起看看饭圈是怎么回事》一文。

　　要提高身价，靠炒作流量。要上戏，靠私下运作“会做人”。

　　那么明星们有多大的动力费那个劲去琢磨演技？明星有点什么“小爱好”，围着转的一帮人谁不是挖空心思讨好满足，出了事找关系掩盖？对这样一株摇钱树，谁能拉下脸去“管理”？

　　行情如此，再去批评演员群体素质差，影视公司粗制滥造，不打磨作品，没有用的。他们也就当个笑话听，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所以，文艺行业的第一个严重问题是：

　　急功近利的资本化。

　　03

　　当初之所以要搞文艺产业化改革，重要原因是在原有管理模式下，文艺作品产出少，从事人员积极性不高。改革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引入更多的民间力量繁荣文艺市场，通过利益的拉动使更多优秀作品能够涌现。

　　但是，有句话叫“天上下雨不下水，下到地上变成水，下雨变水多麻烦，当初为何不下水？”，影视公司发现费心搞作品赚钱，同样麻烦。

　　所以他们走了“捷径”：

　　绕开作品，直接搞钱来得更快。

　　这样，资本化游戏大行其道。影视产业有多少头面人物都在拼命吹大泡沫，大干快干圈钱变现。

　　那些钻研业务的演员，成为分享不了时代红利的老古板；没有点爱好，跟大佬们玩不到一块的，更是被排挤的怪物。

　　人民群众就只能去看这个产业里流水线一样生产出的各种精神垃圾，如果表露点不满意，还要被大导演骂“垃圾观众造就垃圾电影”。

　　影视产业这种普遍的现状，是当初产业化改革想要的结果吗？

　　肯定不是。

　　但是，能退回去吗？退到那种由文艺事业单位负责生产的模式？

　　不可能。因为现在文艺事业单位本身的问题也不少。

　　以最出名的文艺事业单位作协为例，这些年给老百姓上的眼药还少吗？

　　去年年初，沉寂太久的中国诗坛，因为一位青年女诗人的大作引起了人民群众的空前关注。诗歌这种文学体裁上次引发如此热潮，还是遥远的16年前“梨花体”面世之时。

　　这位凭一己之力对诗坛功同再造的女诗人，就是大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她的作品中的“屎尿屁”内容惊掉了世人的下巴，也引发了全民性的嘲笑。

　　但是大家笑过也就罢了，人家父女俩也没受到任何影响，照样当主席的当主席，当教授的当教授。

　　到了今年8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公示2022年拟发展会员名单后，贾浅浅赫然在列。立马引发了群众的怒火，合着是去年大家笑得太开心被你们当成表扬是吧？网上掀起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但此时就有作家力挺贾浅浅，其言论更是让人民群众提神醒脑：看不懂贾浅浅的诗，是因为普罗大众欣赏水平有限！

　　文坛精英不仅在千夫所指时“挺身而出”，当初贾浅浅作品问世时更是享尽了他们的溢美之词。

　　2018年1月，贾浅浅的诗集《第一百个夜晚》开发布会，那首臭名昭著的《我的娘》，被诗人欧阳江河评价为有“灵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导张清华，亲自出面给贾浅浅的诗集背书，赞美道有的人可能写了一辈子，也未曾像她这样，天然靠近诗歌本身。

　　看到这些文艺行业的精英如此卖力的吹捧，不由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真的自己欣赏水平不行，看不懂其中的艺术价值？

　　陶叔也被弄得精神恍惚，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封建”！

　　这哪是什么现代文坛啊，不过是封建门阀在互相抬轿子罢了。

　　那些闭着眼，忍着臭气给贾浅浅胡吹的，不过是看着她老爹贾平凹的面子。今天我给你闺女撑场面，明天你再找机会照顾我几个学生。

　　要的就是各自垄断行业里一块资源，结成封闭的圈子，所有要在这个圈子里混的，都要仰这些大佬们的鼻息。

　　还搞什么正经的文艺创作？研究如何讨好大佬，分到一块蛋糕才是正事。

　　资源都要照顾近亲繁殖的后辈，这样的风气下，还指望他们为文艺行业振衰起弊，未免有些天真。

　　因此，文艺行业第二个严重问题就是：

　　僵化割据的封建残余。

　　04

　　资本化与封建残余，在窒息着文艺行业的活力。但是相对另一个严重问题，却又相形见绌。

　　今年8月2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人教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的调查处理通报，对有关单位及27名失职失责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对插图作者、设计人员作出相应处理，不再聘请吴勇、封面设计吕旻、吕敬人及其工作室从事国家教材设计、插图绘制等相关工作。

　　引起全民关注的教材插图事件，至此终于有了最终处理结果。

　　教材插图事件为什么关注度如此之高？

　　因为西方对我们在文化上的欺压，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识破并唾弃，大家早已反感他们把中国人丑化成眯眯眼、长相怪异猥琐的一套PUA做法。

　　而当我们具备了这份警惕后，却猛然发现有人甚至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都在大搞自我丑化。这就说明文艺领域有掌握核心资源的人与西方里应外合。

　　PS.相关分析，请看《毒教材背后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改革来解决》

　　这种里应外合这些年并不鲜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1年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设计作品集锦的视频曾在网上热传，发布会现场模特们清一色的高颧骨、眯眯眼的妆容，显然是在刻意模仿被西方时尚界广泛认同的“华人样貌”。

　　我国最高等级的美术学院，就是如此对民族面貌进行展现的。

　　而比丑化中国人形象更恶劣的，则是在历史问题上与外部的勾结。

　　去年8月，演员张哲瀚被发现他曾晒出自己在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日本靖国神社开心留影的照片。此外，张哲瀚还曾参加友人在乃木神社举办的婚礼，而此处供奉的是曾主导旅顺屠杀的乃木希典。

　　在这场婚礼上，他还与主张分裂中国“支持西藏独立”、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印尼前“第一夫人”黛薇夫人合影。

　　事件曝光后，张哲瀚很快被全网封杀。

　　而张哲瀚正是当年出过“日本军旗装”事件的赵薇所开办公司旗下艺人。紧接着，在8月26日赵薇被全网封杀，并在曾出演的多部影视作品里被除名或作品被下架。同一天，长期被批评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高晓松也被封杀。

　　PS.相关分析，请看《为什么赵薇现在被处理？这是一篇严肃的推理》

　　但是这些问题，比起疫情期间，某位作家的表现，又不算什么了。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禁。当天，方方的幻想小说《武汉日记》英文版在亚马逊上架预售，随后德文版也同步启动。

　　这种出版速度堪比光速。要知道，哈利波特系列进入中国用时2年，《三体》出英文版花了6年。而《武汉日记》从当年1月25号动笔到宣布英文版预售，仅有2个月。如此高效的操作让人叹为观止。

　　方方曾经在201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对土改政策进了丑化与攻击。无独有偶，今年7月3日病死的香港反贼作家倪匡，在1957年伪造文件叛逃到香港之后，当年年底就发表过一部小说《活埋》，同样是攻击土改政策。

　　PS.具体介绍请看《倪匡不死，这些事你未必知道！》一文

　　这样对社会主义怀有仇恨的人，却曾高居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职务，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吗？

　　好在人民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人这些事无一例外都受到广泛的揭露与批判。同时好在有关部门的监管是有效的，很多相关人员已经被处理，而有些人也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审判。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文艺行业里心怀不满的人更要向外敌摇尾乞怜，在意识形态上紧跟西方，充当西方文化入侵的急先锋。每当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人总是跳得很高。

　　因此，文艺行业第三个严重问题就是：

　　蠢蠢欲动的挟洋自重。

　　资本化、封建残余、挟洋自重，就是当今文艺行业存在的三大严重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症下药。

　　05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曾经有这么一段故事。

　　1942年初，教员曾单独约见艾青，与他讨论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并征询他的意见。

　　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教员谨慎地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正是这次谈话，让教员下定决心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教员之所以担心他讲话没人听，是因为他知道文艺界的人思维活跃，需要慎重对待，以免适得其反。

　　而后来证明，文艺界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听了教员的话。

　　这是因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都想为国家与民族做出贡献，只是有的思考偏了方向。经过教员一番教导，他们心领神会，迅速开始了行动。

　　这一切的原因，既是教员思想的正确与思维的智慧折服了他们，同时也是因为大家本来目标都是一致的，是一起奋斗的革命同志。

　　但是现在的形势下，在看到文艺行业存在的三大严重问题后，大家认为仅仅提出要继承《讲话》的精神，他们会听吗？

　　应当说，局面更复杂。

　　但也并非没有解决办法，而办法还是来自教员提倡的实事求是，要针对当前的实际问题灵活运用教员的思想。

　　具体的讨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下次再专门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