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无疑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最系统、最深刻、最具影响的思想家。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统治的社会，资本的根本逻辑就是扩张，无序是资本扩张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资本扩张逻辑的批判。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无序扩张，既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发展的普照之光，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具有永恒的理论伟力和魅力，立足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温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具有论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借机扩张，在发挥市场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私有资本日益显现贪婪本性。西方垄断资本向我国扩张，意在攫取最大化的利润，进而瓜分中国（至少是控制中国）。国内私有资本从最初追求发家致富，到逐渐谋求形成垄断巨头，觊觎属于国之重器、国之根基的产业与行业，甚至出现了与西方垄断资本合谋破坏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任由资本无序扩张不同，秉持“人民至上”价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既积极利用资本扩张之活力，又有效防治资本扩张之弊病的中国道路。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奋斗史，重温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具有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重要意义。
一、扩张是资本的必然逻辑，无序是资本扩张的根本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中，逻辑是最高本体性的概念，意指事物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律。资本逻辑，简言之，即资本运行的内在规律，如鲁品越所言：资本“自己产生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使社会物质生产系统和社会生产关系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逻辑运行与发展，进而支配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资本逻辑是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逻辑，如米歇尔·博德认为：“资本主义既非人，亦非机构，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选择。资本主义是一种通过生产方式在起作用的逻辑，一种盲目发展而又顽强积累的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就是扩张，而且就其本性而言必是无序扩张，也就是说，无序是资本扩张的根本特征。
何谓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表现为物，实质是社会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马克思此论断说明了资本扩张可以理解为资本在“物”上的扩张，即占有更多、更好的“物”，实质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马克思指出蕴藏在资本中的社会力量通过社会活动才能实现，“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这里的“活动”，主要指劳动者的劳动，可见资本扩张实质是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更多生产要素来占有更多社会劳动的社会权力扩张。鲁品越指出：“资本家拥有作为物化劳动结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而通过这个所有权拥有了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从而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最大化地转化为资本，作为物化的客观力量支配工人，由此形成了正反馈循环圈，形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化劳动的‘资本逻辑’。”
马克思指出资本必定无限地扩张。首先，对利润无止境地追求驱使着资本无限扩张，“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其次，市场竞争迫使资本家通过无限扩张增强自己资本的实力。再次，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支配政治，资本可以扩张到远远超越直接政治权力控制的界限。与资本扩张不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阶级追求占有更多具体有形的财富，如劳动人口、土地等，直接的暴力掠夺是实现扩张的基本手段，当掠夺者占得足够多，或基本上无力掠夺，或基本上无掠夺对象时，扩张自然就停止了。有序运动均是有一定限度的运动，因为物极必反，资本必定无限扩张，这是资本无序扩张的首要表现。
一方面，资本必定在“物”上无限扩张。资本在“物”上扩张遵循从有形向无形转变、从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转向、从控制经济到控制社会升级的演化逻辑。因为无形资本更容易实行扩张，流通领域比生产领域更适宜资本扩张，控制社会意味着资本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张。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扩张主要表现为生产领域“物”的增大、做强。这种方式对资本家而言，赚得少、来得慢，还要费心费力。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货币可以购买到一切，货币资本因而成为资本扩张的最佳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必然走向金融资本主义，在流通领域进行疯狂的金融资本扩张，无形化（虚拟化）则是金融资本扩张的基本特征。资产阶级还会努力把一切可以用来实行价值增殖的事物资本化。当这样的资本化不需要付出成本或付出的成本很少时，资本家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劳动者的劳动力早已成为可变资本。自然资源早已资本化为资产阶级可以免费使用的资产。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也在加速资本化。
另一方面，即便资本家对“物”的占有实际上已经满足，资本在社会关系上也会无限扩张，因为扩张是资产阶级维持和增强其资本实力、免受他人资本控制的基本途径。简单地进行历史比较便可见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受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在我国古代，经济意指经邦治世，实质是政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主要通过扩张政治权力来扩张经济占有，谁的权力最大，谁能支配的经济资源就最多。在我国封建社会，帝王的权力最大。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控制政治，政治权力为资本扩张保驾护航。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在国内按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法则共存着。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家按垄断的势力范围分割利润，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在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国家按资本实力大小布局，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资本在“物”上无限地扩张使得资产阶级省去了组织生产的劳心之烦、劳力之苦，又具有漂白资本罪恶的作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整个社会被资本逻辑这只“无形的手”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被无限扩张的资本拖进了全面物化的时代，人类秩序异化为资本扩张的逻辑。一方面，一切事物的存在价值由增殖资本价值的大小来判定，不能实现价值增殖的“物”对资本家来说就是废物，不能实现价值增殖的“人”对资本家来说就是过剩人口，因为“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在物化中丧失了变革社会的意识和意志，除非受到巨大的外力冲击，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可能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存在千年之久。由此看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成功，实为人类之大幸，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成功让人类看到了仅有几百年历史却罪恶累累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
广义的社会权力包括思想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资本的社会关系扩张包括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扩张。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是虚伪的，“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而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不过是热闹的表演而已，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资产阶级常常指责封建世袭制，其实，经济财富更容易代代相传，资本控制力比政治控制力更为基本，又能相对间接地回避一些面对面的阶级矛盾，所以，资本权力更具有世袭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建立之始，控制国家经济、政治的大财阀基本上没有变过。总之，伴随资本扩张的只会是资本主义虚伪的“普世价值”和专制、独裁政治、经济体制的扩张和输出。
马克思还指出资本是在悖论中进行扩张的，主要有经济悖论、人口悖论与生态悖论。其一，资本扩张往往意味着生产扩大，但是资产阶级不可能与工人们共享劳动财富，由此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悖论。其二，资本扩张，特别是生产资本扩张增加了就业，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使得劳动者随时可能失业，收入低、开支大、就业不稳定，致使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少子化趋势，由此形成了人口悖论。其三，自然资源资本化是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资本扩张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最终妨碍资本扩张，由此形成了生态悖论。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秩序。资本扩张的人口悖论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秩序。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破坏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秩序。因此，资本扩张悖论既使资本只能在混乱中实行扩张，这是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表现，同时给整个人类制造了更大的秩序混乱。
何以走出资本扩张悖论呢？消灭资本是最彻底的方式，节制资本无序扩张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只是这些办法对资产阶级而言都是要命的办法。资产阶级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进一步的扩张来摆脱资本扩张悖论，结果“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这样的方式只会给人类，也给他们自己制造更大麻烦。
其一，资产阶级主要沿着开发今日市场、挤占未来市场、制造非本真市场的市场经济发展逻辑来摆脱经济悖论。当虚假需要无法制造时，实现资本扩张的国内经济手段也就用完了，只能依靠清理空间这一手段。对此，凯恩斯主义从宏观经济流量的需求侧着眼，主张政府制造需求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供给学派从宏观经济流量的供给侧着眼，主张制止政府干预以增加有效供给。二者的主张似乎根本对立，却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一是共同性地忽略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才是产生过剩的源头；二是均内含了通过清理空间，让资本继续扩张的意思，凯恩斯明确提出战争、瘟疫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好办法，供给学派反对政府干预流通领域与分配领域，实际是想让贫困者自生自灭。可见一切维护资本逻辑的经济学均无法指引资本主义国家走出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
其二，资产阶级试图以机器代替人的方式摆脱人口悖论。问题是很多情况下机器根本无法代替人，人的很多需要只有通过人，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实现，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人口不足时，资产阶级不得不引进外国务工人员。大规模引入外国人员，会改变本国的种族、民族结构，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甚至会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质。另一方面，知识改变命运，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必然要控制优质的教育资源，由人口占比少的资产阶级子弟们独享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产生了优秀科研人才不足的问题。为弥补本国优秀科研人才的不足，资产阶级会低成本地收割其他国家的精英人才。这样的外国人才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有可能通过发展走向发达，吸引人才归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情急之下可能拒收国外优秀学生留学，这固然对发展中大国的科技进步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同时也意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自断掠夺他国智力资源之路。
其三，资产阶级主要通过资本的国际扩张摆脱生态悖论。资本扩张首先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资产阶级也无法独善其身，所以他们会将重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发展起来后，人们也要追求美好生活。资产阶级认为这样的国家是在与其争夺自然资源，破坏其生存空间，当他们感觉到全球生态危机、能源危机危及自身安全时，不会自我反省，而是嫁祸于人，使用最歹毒的手段，如挑起战争、制造基因武器、传播人工病毒甚至是气候武器，有计划地消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当今世界，资本扩张最厉害的美国就是一个以战养国的国家，美国的生化武器研发基地散布全球，却从不对外公开和接受人们的检查。
虽然资本扩张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也对此给予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资本是带着“原罪”来到人间的，资本扩张意味资本的“罪恶”扩散。如资本扩张之下，劳动者沦为追求资本增殖的“单面人”，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不再有神圣光环，本来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整个社会经济动荡、社会不安，人与人关系愈加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资本必然要扩张，资本必然是无序扩张，因而必然会从根本上破坏人类存在、发展的基本秩序，马克思对此痛斥道：“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为了人类的整体福祉，必须推翻“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束资本逻辑的统治。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资本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资本扩张造成的无序特征日益显现。贯彻公共意志的公有资本，特别是贯彻国家意志的国有资本基本上不会无序扩张。事实上，“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提法本身就说明了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已受到了无序扩张的私有资本的冲击。一是来自西方垄断资本的冲击。西方垄断资本趁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大举进入，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但其初衷绝非帮助我国发展，而是为了实现本国资本的国际扩张，为过剩资本找出路，进而影响、控制我国经济发展，最终达到瓜分、控制我国的目的。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根本不吃他们设计的“那一套”，此阴谋才无法得逞。相反，从改革开放“富起来”到进入新时代“强起来”，中国人民成功做到了既积极利用资本，又有效防治资本。二是来自国内私有资本无序扩张的冲击。目前，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平台公司，如：无偿使用公民个人和机构的数据信息，实为盗用行为和独占行为；独占大数据，封锁屏蔽竞争对手的行为恶化了商业生态，暴富了互联网资本巨头，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运用资本优势挤走竞争对手的行为恶化了我国的创新环境；更严重的是，财大气粗的它们开始冲击文教卫事业，腐蚀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可见，防止西方垄断资本及国内私有资本无序扩张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做的国之大事。
二、时、空是资本扩张的根本维度，脱“实”向“虚”是资本扩张的必然趋势
在哲学中，时间与空间是表述物质运动持续性和广延性的概念。时间就是生命，人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生命活动，所以时间与空间对人类而言是具有价值意蕴的概念。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有其意义。”时间与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也是资本扩张逻辑的根本维度。物质运动的时间与空间维度是统一的，资本扩张的时空维度也是统一的。其一，资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扩张互为前提。空间上扩张的基础是资本的实力增长，资本实力增长需要时间，资本花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在空间上实行扩张。其二，资本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扩张同时进行，资本在国内空间扩张，主要是剥削国内劳动者的生命时间，向国际空间扩张时，主要是剥削国外劳动者的生命时间。
资本时间、空间扩张的统一性使得资本无序扩张必然从时间、空间两大维度同时挤压人们的生命存在、生活质量。资本在时间上扩张意味着劳动者停留在生活空间的自由时间不充分，“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资本在空间上扩张就是压缩人民享用生命自由的空间，“大量的工人在同一个工场里集中，一方面是资本家利润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特别的预防措施作为补偿，也是造成生命和健康浪费的原因”。
人类的生命时间大体可分为生产时间与生活时间。生活时间大体又可分为满足本能需要必须进行的生理活动时间与自觉意识支配下的自由（休闲）活动时间。生产时间大体可分为为自己（家庭）必须进行生产劳动的必要劳动时间和为社会存在、发展进行生产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在剥削社会，劳动人民的生产时间过长和剥削阶级的自由时间过长是社会成员生命时间实现不公的基本表现。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全部生命时间。封建社会，地主占有农民全部剩余劳动时间和部分必要劳动时间。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主要是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在时间上的扩张实际上是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即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劳动创造财富，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表现为占有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占有劳动时间与占有劳动创造的财富实际是资本在时间上扩张的一体两面。前一方面的占有主要契合了资本在社会关系上的扩张，后一方面的占有主要契合了资本在“物”方面的扩张，可见资本扩张的实质与表现在时间维度上是统一的。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马克思强调劳动是劳动者付出生命时间的过程的论述可知，时间成为价值量计算标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时间就是生命。马克思还指出时间是客观的，这里所谓的客观意指虽然人们的生命长短不同，但时间本身不会因人而异，就此而言，时间又是一个充满平等意蕴的概念。鲁迅指出：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谋财害命，资本在时间上扩张表现为无偿占有更多劳动者的更多劳动时间，是残害人们生命的行为。不过资产阶级主要是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且主要是通过交换劳动力，实行雇佣劳动进行的，这就使得相对于奴隶主对奴隶、地主对农民（农奴）的全面剥削，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是要文明些。马克思就说过：“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马克思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两种基本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表现为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前者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的生命力付出，后者是通过加大劳动强度迫使劳动者在同样的时间内付出更多生命力，二者都是增加劳动者的生命力消耗。从时间维度看，前者意味劳动者的自由时间绝对减少，后者意味劳动者无法真正享用自由时间。所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绝对”实质指资本绝对地挤压了劳动者的生命时间，其后果是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折损劳动者的寿命，“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劳动者的生理需要以及对基本自由时间的需要决定了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资本扩张必定有限，扩大雇佣劳动者数量又受到劳动力供给的限制，所以，资本家会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以降低劳动力价值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但是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只是意味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而不等于自由时间增加，相反，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时间成为资产阶级独享的自由时间，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实际上成为再生产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不自由时间。
资本在时间上扩张要有物质手段的基础，主要表现为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和运用新的科技手段，所以，资本在时间上扩张具有增加工人就业、促进科技发展的积极意义。前者意味可以让更多劳动者享有实现生命自由的劳动时间，后者意味可以减少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的自由活动时间。但是资产阶级更愿意通过延长单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和采用先进技术来减少雇佣工人的人数以达到增加剩余价值的目的，这样，资本时间上扩张的积极意义又在资本扩张中消解了。前一情况引发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后一情况致使资本主义国家愈益缺失产业工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工人阶级既是掘墓人又是供养人，减少国内雇佣工人虽然可以使资产阶级减少一些对付阶级斗争的烦恼，却也不得不通过资本的空间扩张来弥补时间扩张方面的损失。
关于资本在空间上扩张的主要形式，根据马克思所述，本文归类如下：
其一，资本由城市向乡村扩张。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自然先在城市扩张，但很快会转向乡村。马克思指出资本下乡瓦解了乡村封建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统一，“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实质是通过掠夺乡村来进行城市化和发展市场经济，“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结果造成了城乡严重分化和对立，“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其二，资本由国内向国际扩张。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最终后果是整个人类世界受资本逻辑的统治，“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当然，这也激发了落后国家反抗资本扩张的革命行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这实际是资产阶级在国际上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其三，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控制自然空间等于控制了一切，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干劲自然实足。这样的扩张到了一定程度，必然造成生态环境问题。从历史演变看，生态问题首先发生在最先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城乡环境先被破坏：“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工农大众先受其苦，“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产阶级也会被殃及，这是促使资本国际扩张的重要原因，由此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所以，虽然马克思对资本扩张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并无详论，但其资本批判思想为分析此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那就是，“要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必须联系生产方式的探讨以及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和伦理态度的讨论，把历史观和自然观有机结合起来”，“这类问题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只能如马克思所说的，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其四，人们的生活空间资本化。马克思主要论及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活空间资本化的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资本家压缩工人生产领域的生活的空间，以降低生产成本。马克思指出：“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本来“工人的结合和协作，使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节约成为可能”，为扩大人们的生活空间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为了节约成本，却迫使工人在狭小空间进行生产，“大量的共同劳动在室内进行，并且在那种不是为工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便利产品生产着想的环境下进行”。二是资产阶级将人们的居住空间资本化，主要是炒作房地产市场。这样的空间资本化致使房价涨、房租贵、生活开支大，广大无产阶级根本无法安居。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空间上进行资本扩张的主要目的：一是在经济上回避市场竞争，或占据市场竞争新的制高点；二是通过资本的国际扩张将源于资本时间上扩张产生的矛盾，即把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国内阶级矛盾转移至国外，以及通过向自然空间扩张获得稳定、高额的利润，相对减缓对国内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但是竞争迟早会在新的空间展开，这样，随着资本空间扩张，资产阶级缓解国内矛盾和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马克思早就断定说：“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只是这样的过程必定会使资本扩张造成的“无序”在更大的空间中蔓延，资本实际是在拉整个人类为其无序扩张买单。
从资本扩张的时间简史看，资本扩张已经历了生产现实市场需要、生产未来市场需要和生产虚假市场需要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大体从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生产力基本上用于生产满足人们现实基本生活必需品上，此时的生产过剩是相对无产阶级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过剩。第二阶段大体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资产阶级鼓励民众“消费明天”，将危机转嫁到未来，满足非本真需要的商品已显端倪。第三阶段大体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资产阶级主要通过制造虚假需求支撑的虚假市场来续命。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到此阶段，资本已无维持时间扩张的市场基础了。
从资本扩张的空间范围看，资本从挤占城市空间向乡村空间扩张，从挤占国内空间向国际空间扩张。挤占完国际空间，或国际空间扩张受阻时，资本实际上已无空间可扩张了。此时，西方垄断资本能做的：一是设法保护自己的国内空间，这就是现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带头“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而是为了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基于这一目的，此时难以再通过国外市场解决过剩产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发生转变，开始设置贸易壁垒，逆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现象开始出现”。二是在这一手段还不够奏效时，他们会采用最歹毒的一招，即通过清除“垃圾人口”的方式为自己保存空间。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地上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事实就是如此，今天地广人稀的资本主义大国，如“美国政府对本国贫困落后的弱势族群进行种族灭绝，使美国政府一举甩掉了本应承担的沉重的包袱和责任，又能无偿地征用他们的多达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产和无以计数的自然资源，从而使美国毫无负担地发展经济”。
如前文所指，无形资本更容易实行扩张，流通领域比生产领域更适宜资本扩张。随着资本在时间、空间上的不断扩张，资产阶级会把生产领域的有形资本转移至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日益空心化、经济日益虚拟化，经济上会呈现脱“实”向“虚”的总体趋势。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马克思此言当然在理，但也应看到随资本在时空维度上深层地扩张，事情已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经济上的脱“实”向“虚”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人数在减少，革命性在丧失。资产阶级自信可以依赖军事强实力维持着政治硬实力，以此确保用别国的“实”来维护自己的“虚”。军事强实力源于高科技的领先力，所以保持高科技的绝对领先地位成为西方垄断资本能够继续扩张的根本保障，这也是脱“实”向“虚”趋势可以延续的物质基础，如在当代社会，互联网技术成为虚拟资本运行的重要技术基础，“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资本最理想的运动形式‘G—G'’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货币资本成为产业资本的唯一代表形式，而生产是需要预付大量资本的和周转缓慢的‘倒霉事’”。这就意味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丧失高科技领先地位时，其资本扩张也就走到尽头了，所以，美国资本集团举全国之力打压我国高科技发展恰恰说明它已严重衰弱了。
马克思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脱“实”向“虚”就是资本主义否定自己的自然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因资本能够继续扩张可能会拖得很长。人类应积极行动，促成资本主义自然灭亡的进程，在时间上加快结束资本扩张的逻辑。对资本扩张逻辑进行深刻、深入的批判还是有赖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要加快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积极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增强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真的好”、资本主义制度“真的坏”的认知和信念。结束资本在时间上扩张，无论是理论上的革命还是实践上的革命，在空间上均发生了位移，已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转到我们中国。
在我国，私有资本沿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的无序扩张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在时间维度方面，我国不少私营企业依然主要采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劳动者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仍存在。工人“连跳自杀”、过劳猝死等事件时有发生。在空间维度方面，通过破坏生态环境提高生产效率是私营企业，除城市生态环境恶化，不少乡村地区也因资本下乡，青山绿水变成穷山恶水。另外，城市房地产市场已成为私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造成房价飞涨。私有资本脱“实”向“虚”的趋势日益明显：房地产市场成为一些地方的支柱产业；文教卫成为资本逐利的新兴产业；染指甚至取代国家金融已成为一些金融新贵付诸行动的梦想；互联网金融公司运用无实物抵押的方式引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超前消费、奢侈消费，对消费主义文化在我国狂行推波助澜。
三、有效防治资本无序扩张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特色与优势
显然，最彻底防治资本无序扩张的办法就是消灭资本，对此，人们往往以马克思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思想为依据，“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此思想指导下，一些国家（地区）的人们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但20世纪80－9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受挫，人们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产生了动摇，连带伤及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其一，马克思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可是社会主义制度却首先在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建立，虽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提及了落后国家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但这毕竟只是马克思的理论设想，建国70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社会主义中国则适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充分利用资本的市场经济道路。一些人认为这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因此发出了“何必当初”的质疑。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取胜，似乎说明它已经走出了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扩张之悖论。其二，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二者不可得兼。他们或是以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否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或是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就不应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应提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免得西方人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同时，增强“四个自信”要求我们令人信服地论证：“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的成功，则为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给予了实践上的证明。”
无疑，单从理论本身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基本上以资本形式存在，所谓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可以理解为废除资本私有制。但是无论就事实还是就理论逻辑本身而言，均不应把消灭资本主义等同于消灭资本。从事实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资本在我国已取得合法地位，非公有经济的生产资料以资本形式存在，公有经济的生产资料也以资本形式存在。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提出：“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在这里并未说明“集体财产”不能以“集体资本”形式存在。马克思还提出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主张，“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前提自然是承认资本存在，而且是承认国内资本存在。
如何做到利用资本消灭资本呢？前文已论证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资本，所以，在承认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基本方式就是把私有资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联合控制，共同使用的公有资本，即马克思所言的：“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而且“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哪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现阶段我国还不能完全消灭私有资本，而要鼓励、支持其发展，这一点是不是只是体现“利用”资本而不体现“消灭”资本呢？实际上，我国对私有资本发展的方针还有“引导”的要求。所谓“鼓励”、“支持”当然是针对国内诚实的私有资本，而不是国外垄断资本及国内不良资本。而“引导”显然意味要治理资本无序扩张。所以，鼓励、支持、引导私有资本发展也是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一种方式，即发展诚实资本消灭不良资本。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论述呢？我们认为生产力在最根本、最基础的意义决定着生产关系。具体社会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具体生产关系，必然受到该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政治团体的特性的影响。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违背马克思的如上论断：首先，资本能够扩张本身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资本扩张就是资本得以续命的重要条件；其次，只要不是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是从资本扩张的国际视域看，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本来就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成熟的阶段；再次，资本主义灭亡的长期性不是无期性，在世界范围是长期的不等于在所有国家均是长期的。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是：“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又特别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把这两个论断连起来理解就是：如果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走到“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的那一步，那么“就内容”而言，未必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了。所以，不但落后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契合了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而且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取向不强的现状虽不在马克思意料之中——马克思论述过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也不在其理论逻辑之外。
综上所析，实行马克思利用资本消灭资本思想的基本路径是：其一，既然资本扩张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续命的重要条件，落后国家进行革命，阻隔西方资本的扩张之路，就是促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灭亡的重要条件；其二，既然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在资本既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活跃因素，又极具破坏作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实行市场经济，在充分利用资本时积极防治资本。在我国，这样的路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主题中形成的，其中，建立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使得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站起来”，防阻了西方资本在我国无序扩张，体现的是第一路径，而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激发资本活力，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体现的是第二条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落后国家进行反帝的社会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落后国家未必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未必能真正“站起来”。这或是因国家太小而缺乏摆脱西方资本控制，真正“站起来”的力量，或是因为缺乏辉煌且统一的国家历史而缺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感，更或是因为缺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情相结合，意志坚定、领导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站起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结束“尚未成功”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抒写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史，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始终践行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实行计划经济，“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马克思此论断对落后国家特别适用，若国家初建，便匆忙允许、鼓励私有资本存在并大力扩张，对外，“那将会使作为后发展的大国成为全球资本扩张悖论的转嫁之所，从而陷入最深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对内，私有资本必然要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老路。只有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才能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工业化，实现追赶战略目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省吃俭用，而且还发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但奠定了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站起来”的基础，使得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时具备了既利用又节制资本的实力，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经济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不必否定亚洲个别原先落后的小国（地区）并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也相对发达了。其实，它们的相对发达是合乎西方垄断资本实现国际扩张需要的，而且毫无道义感的西方垄断资本，主要指美国垄断资本，随时在它们身上“剪羊毛”，更何况它们的发展方向由美国牢牢控制着，如日本、韩国的国防权就在美国人手中，从这个意义讲，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地区）并没有真正“站起来”，不过是美国垄断资本的新的半殖民地而已。
从马克思利用资本的思想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完成国家在经济上“站起来”的历史使命后，为了实现“富起来”、“强起来”的目标，应该适时进行改革、开放，允许资本以适当方式适度地扩张，以利用其发展经济的活力。但在积极利用资本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积极防治资本无序扩张。这里的“防治”，对外主要是讲“防”，即力防西方垄断资本向我国无序扩张，对内主要讲“治”，即治理国内私有资本无序扩张。
对外“防”，主要因为强大的西方垄断资本必然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迫使我国不设防地让其无序扩张。对外有效地“防”，首先要在政治上“站起来”，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当家做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政治上“站起来”后，中国人民在经济上也要“站起来”，进而“富起来”、“强起来”，这就必须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基本要求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盛的是中国人产的粮食。美国政治家基辛格公开提出：谁要是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此话本身就暴露了西方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粮食生产的企图心。基辛格还公开说：谁要是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人类经济。此言警醒我们，金融不独立，经济就无法真正独立，金融不安全，经济不可能真正安全，西方垄断资本之所以力压我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真正的意图就在于凭借金融手段兵不血刃地掠夺我国人民的财富，进而制造我国的社会混乱，再伺机全面控制我国。面对西方垄断资本的疯狂扩张，我们必须保障民族（国民）的产业安全，民族产业安全（国民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由该国国民所有和控制的产业，其地位和权益可能受到外国产业影响和危害的状态”；保障民族（国民）的产业安全，我国要加快建立控股（资本）、控牌（品牌）和控技（技术）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
对内“治”，主要指治理国内私有资本无序扩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存在公有和私有两大类资本，公有资本占主体地位，“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既然公有制是主体，那么私有制只能是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辅体，而不可能都是主体，或者私有制成为主体”。扩张是资本的必然逻辑，公有资本受公共意志支配，特别是受国家意志支配，基本上不会无序扩张。“资本至上”的私有资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本能上要无序扩张，如“蚂蚁”们疯狂地攫取巨额财富，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商业生态。更严重的是，目前我国主要互联网平台公司，如阿里等，背靠的都是华尔街的美元资本，华尔街正企图在我国利用互联网平台把美元转化为资本。可见，对内治理私有资本无序扩张是事关坚持社会主义的大事。当然，对内讲“治”并不是要禁止、扼杀国内一切私有资本扩张，相反，对于家国情怀厚重、诚实合法经营的私有资本，特别是“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如华为，非但不要禁，还要为其扩张提供便利的条件，这也是治理国内私有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内容和意义所在。
（贺汉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
来源：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海派经济学杂志
作者：贺汉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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