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必须重视新兴中产群体提出的新问题?

重视新兴中产阶级提出的新问题

《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第5期)新刊手记

　　▍为什么在今天讨论中产阶级问题

　　中产阶级问题曾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场火热过一阵。作为转型社会的核心概念，中产阶级被视为中国建构西式宪政体制的社会稳定基础，也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主流阶层。一个社会如果中产阶级占主导，则意味着这个社会是健康的；而一个转型社会若欲完成民主政治建构，中产阶级占主流将会保证其稳定。

　　但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政治思潮却似乎提出了相反的例证。无论是阿拉伯之春的“茉莉花革命”，还是泰国黄衫军 vs. 红衫军的恶斗；无论是法国喧腾不止的黄马甲运动，还是美国攻占国会山的特朗普的拥趸们……都显示出中产阶级是这些社会运动的主要力量来源，虽然他们的诉求总是以失败告终。但显然，在自由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出现剧烈动荡和紊乱的时期，中产阶级并不提供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保证。

　　这里面问题何在？以往界定和描述中产阶级政治社会地位的理论叙述与中产阶级在全球变局下的现实处境产生了严重偏离。

　　阶级分析方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结构解剖的有力工具，并由此奠定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坚实社会基础。但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进入黄金发展期，社会矛盾大幅度缓和，加之面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压力，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和一系列平均社会财富的努力，都使得社会两极分化减小，中间阶层比例加大。这一经济社会现实，使阶级分析方法不断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理论中的“中产阶级”概念，并不断被延伸至社会政治领域，用以解释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系列演变却证明，当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下行阶段，资本主义秩序出现混乱之际，社会中间阶层的上升通道收窄，全球范围内的中产阶级陷入普遍的焦虑和恐慌之中，他们的社会稳定性大幅降低，于是中产阶级概念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现代化发展理论便开始丧失解释力。

　　▍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

　　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派生出的社会阶层。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出发，它不是依生产资料占有方式而产生的原生阶级，而是个次生阶级——一度被涵盖在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内。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展开，以及社会分工体系的日益复杂化，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整体规模及其相应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需要重新加以认识。在市场经济中，工业化关键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而中产阶级则大致掌握着技术、管理、服务等生产环节，它们的存在可以大幅度提升资本、土地、劳动力的生产效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技术和管理的作用日益重要，中产阶级占社会的比重也日益增大。

　　在传统社会主义语境中，中产阶级并不构成独立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概念。例如，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专业技术人士、管理人员、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理解和定义的，与之相伴也存在所谓的“工人贵族”“特权阶层”的问题。而在当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全新的社会结构与治理任务。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构成有着明显不同。由于中国存在共产党的领导及强大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中产阶级明显处于体制力量与体制外市场力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之中，并为这两种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所制约。

　　一般而言，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体制派生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经济及其衍生部门的公务员、教师、军人、管理技术人员等；二是市场中规模较小的业主阶层；三是体制外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律师人员、咨询人员等。在这三部分人中，体制外的中产阶级占比最大，其社会影响力也最大，也一度被定义为新社会阶层。

　　由于这种特征，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处于全球化分工结构之中，不仅直面全球竞争和全球性危机，也受到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要素和体制性资源依然对中产阶级的生存状态及其观念有着深刻影响，尤其在全球性危机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新一代青年就业取向的“体制热”就是证明。过去，市场和体制的“双轨制”一度被视为“市场化不彻底”，因而需要被克服。但在全球中产阶级都遭遇生存性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解决中产阶级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探索更具理想性的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方式，就成为当下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

　　▍共同富裕与中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探索如何将技术突破、生产力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红利为更广大范围内的人类社会群体所分享，并形成生产力进步和人类社会组织方式进步的正向循环。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实现扶贫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基础上，继而又要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式，创造一个世界上数量最为巨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式上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其实质意味着中国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获得更多中高端的工作岗位。这要求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展现出自身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一实践和探索必然面临重重困难，也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和领导方式提出更多、更复杂、更高层次的挑战。

　　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共同富裕，都包含对集体权利和集体自由的追求，这与市场经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逻辑以及全球中产个体性的权利诉求之间是有着重要差异的。自由、权利、契约是中产阶级普遍信奉的价值，而在当前日益显现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中，不同国家的中产阶级却试图依靠各自的政治保护机制来维系自身地位和利益，其走向必然是以邻为壑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这对世界的共同发展是不利的。而中国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其对共同体利益的坚定主张和对更具团结性的社会结构的探寻，必然要求克服全球保守主义思潮的震荡，实现人类社会更好的治理方式。

　　因此，在今天讨论中产阶级问题，核心在于讨论面向21 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对于这一新的历史任务，中国思想界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原创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