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和“艺术品”，可不可以兼得?

　　上次我们聊《隐入尘烟》，结尾说以后有机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优秀作品，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话剧。虽然说因为某些流量及其背后势力的骚操作，如今话剧行业也风评被害，不过平心而论，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剧艺术，特别是北京人艺出品，还真说得上业务过硬、个个精品，看不了吃亏，看不了上当。

　　今天要分享的这部叫《窝头会馆》，我看的是2009年人艺版，由何冰、宋丹丹、濮存昕、徐帆、杨立新等人共同主演，演技上可谓神仙打架，故事背景则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也算是应了咱节日的景。

　　首先聊聊人物。剧中主要角色大多是北京胡同里做小本买卖的城市平民，可能比赤贫状态稍好一点，但也只是勉强过活。最近很多网友热议文艺作品里的群众形象问题，此前毛尖作为观众嘴替也曾吐槽说，左翼电影千辛万苦把清白的良心还给了底层，怎么如今的影视剧里穷人却都满腹心机？那我们就来看看，在这部戏中，人民群众都是什么样呢？

　　久贫乍富的房东苑国钟，又名苑大头，一天到晚念叨着“钱”，一到日子就催着收钱，问他信仰什么他答“钱”，一听“赤党”，避之不及，一提“马克思”，装聋作哑——“信马的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就认识房钱”，儿子苑江淼得了痨病无药可医，他却迷信什么蘸血窝头和娶媳妇冲喜。

　　小院里的“东西太后”田翠兰和金穆蓉，一个是“从良”妓女，一个是“落难”格格，一个嘴皮子从来不饶人，一个端着架子含沙射影，俩人成天为了鸡毛蒜皮掐架骂街，还时不时就掀起一场“哈利路亚”和“阿弥陀佛”的宗教之争。

　　田翠兰家的王立本话不多但演技过人，一有招兵就装作发“羊角风”糊弄过去；金穆蓉家的周玉浦对正骨事业满怀信心，因为“天底下找揍的人死不绝”，学生游行成了他的发财福音；下苦力的牛大粪人如其名，工作是粪坑掏粪，爱好是树下滋尿；赖在小院白住二十年的前任房东古爷，老年生活就是吃瓜看戏、斗蛐蛐儿，一张贱嘴人见人嫌。

　　乍一看，是不是各个儿一身毛病，似乎也有点“丑化群众”嫌疑？别急，这戏能让你看到的不止这些。

　　你还会看到，苑大头爱财如命，爱子也如命，为了让菩萨心肠的儿子苑江淼不生他气，他成天要钱却几乎要不着钱，穷日子过得不比租户好到哪儿去；翠兰子咋咋呼呼唠唠叨叨，却是个刀子嘴豆腐心，刚刚疾言厉色劝苑大头孩子不能惯，转身就叫苑江淼去拿自己新蒸的窝窝头。

　　周玉浦和金穆蓉“只扫自家门前雪”，但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挣三碗饭就得拨给药房两碗半，昔日格格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做起了接生婆；牛大粪随地拉撒、不讲公德，却是因为他被禁止使用主顾的任何一个茅厕，一旦违规就得搭上仨月薪水……

　　一方面，插科打诨式的喜剧化呈现让这些角色的缺点都变成了笑点，不仅不让观众厌恶，还使人物形象变得更真实、立体、鲜活，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的进一步挖掘，观众也看到了他们各自的辛酸不易，逐渐明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在这儿作为局外人悠游自得地臧否人物时，创作者还让这些底层人民借角色之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和许多以“大尺度”自居的文艺作品一样，这部戏也离不开下半身那点事儿，但却并不带有一丝窥淫和猎奇的色彩。

　　翠兰子曾在莲花池“卖烂炕席”的经历早已成了人所共知的秘密，半是真心半是各取所需，苑大头还和她维持着一段私情。金穆蓉因此而瞧不起她，却忘了自己和周玉浦第一面就私定终身，才从大宅门来到这死胡同里，而她这位丈夫在外行医还忘不了偷腥。

　　翠兰的女婿关福斗看着这一切，直呼“烂透了”“出这院儿我没脸见人！”，看尽世态炎凉的古爷却一语道破天机，“有脸没脸是一回事儿，街上净是穿不起裤子的，谁顾得上看你这光屁溜子啊”，穆蓉爱念的洋经里其实也有一段异曲同工的故事——“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谁都知道宫闱秘史、豪门情仇里那些离谱事儿比普通人家要多了去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自己包装成令人羡慕的模范家庭，出书立传把丑闻也涂抹成一桩桩风流韵事、旷世爱情，仿佛人类共通的七情六欲也因身份地位而分出了高低贵贱来，同样的故事发生在穷人身上，便成了“不知廉耻”、“未进化完全”。

　　这里倒不是鼓吹要无视和抛弃一切性道德，而是想指出，正和一切旧式道德一样，一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性道德，往往会成为上层阶级专门用来规训、束缚下层阶级的工具，同时也尤其是男权社会用来规训女性身体的工具。

　　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对那些蝼蚁一般、连温饱都难以满足的人来说，体面是一种奢侈。他们不是不想体面，而是根本没有体面的条件，或者说，没有去遮掩那些“不体面”的条件。

　　可是，不管这些角色身上有多少的“不干净”、“不体面”，他们也仍有着两个最显著的闪光点：

　　其一是对患痨病的小淼子，也许做不到毫无芥蒂，但怀有基本的恻隐之心，比如会关心他的身体状况，会为他腾出专用茅坑、撒上白灰，以方便他倒痰盂。

　　其二是对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肖保长，也许很难彻底撕破脸，但都有自己的骨气和尊严，并不觉得自己命该如此，哪怕只是当面揶揄两句，背地里骂他大爷，也体现出一种朴素的反抗意识。

　　而在这些人中，有着最热的心肠、最硬的骨头的，也恰是两个受剥削最重的人。一个是曾为养活自己孩子出卖肉体，见到苑大头的痨病孩子挨饿也于心不忍，不顾传染风险给孩子喂奶的翠兰，一个是被当作牛马一样使唤，却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受够欺压后干脆把尿撒在肖保长家台阶上的牛大粪。

　　作者将无产阶级最宝贵的品质赋予了这两个位于社会鄙视链最底端的人，这是一种敬意，也是一种期许。

　　如实呈现人民群众的局限和缺点，但不做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而是挖掘其性格形成的现实原因，同时对他们身上的美好和力量也不吝惜赞美，这是真正的人民立场、真正的人文情怀。

　　现实主义创作往往还要有对社会问题的大胆揭露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不应浮于表面，不应欺软怕硬，仅仅成为创作者标榜自身品格的道具，而是应准确指向社会弊病的症结所在，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那就是阶级社会的本质和广大无产阶级被奴役、剥削的客观事实。

　　在《窝头会馆》中，这种批判所采用的是一种漫画式的讽刺。作为国民党官僚阶层代言人的肖保长，一出场就没好事儿，又是征收苛捐杂税，又是抓壮丁修飞机场，要么就是49年了忽悠人去入国军，为了他的一己私利，强迫苑江淼娶自己的疯女儿，还费尽心机整垮苑大头以便侵占窝头会馆。他儿子肖鹏达则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刚从牢里放出来就跑到院儿里巧取豪夺穆蓉的女儿周子萍。

　　他们也有人性的一面，肖保长会为女儿操碎了心，肖鹏达对子萍也说得上有几分“痴情”，但这种人性不是什么和稀泥式的超阶级的“普世人性”，而是难以超脱阶级社会对他们的异化的，因为如果要为了这点儿真心真情，去放弃他们的荣华富贵，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同时你还会发现，尽管这俩反派已经足够可恨，但在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世界里，他们也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小喽啰罢了。一样是倒卖美军物资，仓库主任把吉普车和炮弹都卖了，肖鹏达卖几个轮胎，就被送去牢里做了替罪羊；眼看着大势已去，达官贵人们都赶着坐飞机跑路，肖保长想留下来坐收渔利，也终究是黄粱一梦而已。

　　除了在人物塑造及情节设计上对剥削者进行揭露之外，剧中还有许多一针见血的辛辣台词。例如“民国要不像个民国，那叫他妈官国就完了”“什么三民主义呀，改喽，改成三官主义，官吃，官喝，官拿”

　　又如谈到财神关老爷，“这手的刀，那手的元宝，普天下的皇上就趁这两样东西，想给谁钱给谁钱，想给谁一刀给谁一刀。皇上不给钱，千万别上来拿，嫌少别来拿，只要伸手就给一刀”，你要是想拿这刀呢，“拿不着挨皇上一刀，拿着了给皇上一刀，一刀下去，钱就是你的了”。

　　如此巧妙而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没有丝毫违和，反而让人相信，即使群众没有学过什么社会学、什么马克思主义，也能用他们的生活智慧提炼出接近于真理的观点。

　　就思想层面而言，当一部作品同时具备了人民立场和批判深度，就已经是非常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足够给观众触动和启发了。批判正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现实不够好，在这样的现实里苟活下去没有希望，但是，如果只停留于对现实的迷茫、绝望却是于事无补的，因为这不仅不能改变现实，还为现实的不可改变提供了支撑。

　　所以，要想作品能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激起更多共鸣，就还需要更进一步，尝试为人们指明可行的出路，或至少能够暗示——我们需要一条新路。

　　那么，出路是什么？这就需要发挥艺术家自己的思考力和想象力了，而对《窝头会馆》来说，倒似乎并不是个难题，因为历史已经为我们给出了答案。

　　作为与小院儿里的日常琐事平行展开的一条暗线，解放战争的消息只出现在邻里们的只言片语中，从“共匪围到锦州城”“天津也围严实了”，到“土八路摁着傅作义喝茶谈判”“降了降了，这边降了！”，明暗两条线最终在结局处交汇，伴随着婴儿啼哭出现的是黎明曙光和一个崭新的人民政权。

　　而和武装斗争同样重要的，还有思想文化层面的斗争。苑大头和邻居们不理解小淼子拖着病入膏肓的身体，为何还要没日没夜地看书，原来，他是在和子萍偷偷为学生自治联合会油印革命传单。

　　窝头会馆里曾住着一个后来被枪毙的赤党韩先生，为了避免再受牵连，苑大头扔掉了他的所有东西，却偏偏留下一把口琴，而就是这把口琴将革命者的遗愿传承到了苑江淼身上。

　　苑大头的毕生心愿，却只是能让小淼子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他为孩子感到不值，他只能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将苑江淼的信仰理解为“我孩子仁义”，但也就是这份“仁义”，能让他在生死关头挡在孩子面前说，“我儿子是赤党，我他妈就是赤党！”。

　　苑大头倒在了陷入最后疯狂的肖鹏达的枪下，牛大粪为他叫来了去医院的洋车，他却说，“不坐洋车，坐火车。我儿子是修铁道的，他要去新中国。”毋需多言，这是一条革命之路，而代表着工人阶级的牛大粪则回应他说，“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苑大头想起了亡妻，让孩子吹一支歌。

　　口琴声起，大幕落下，“觉醒”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关于这部的戏的艺术魅力，相信仅凭上述介绍，大家也能感知一二，因为以上所有思想和价值观的传达都没有靠一句说教、一声口号，而完全是靠血肉丰满的人物和没有一处废笔的故事情节所共同完成的，有许多简简单单的台词，就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让你在不知觉间潸然泪下。

　　那些带着泥土味儿、市井味儿的独属于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则会让你学到怼人不吐脏字的一百种方法，见识什么叫作无需装疯卖傻的高级喜剧，更不用提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奇思妙想和文字游戏。

　　其实，在人艺的话剧序列中，《窝头会馆》还未必算是一等一的绝世佳作，导演林兆华甚至直言“这不是戏，是宣传”，自己根本就不喜欢，但这并不能阻止观众为了买票连夜排队、贡献超过千万的总票房，连一贯严格的豆瓣上也给出了9.2的超高分。

　　林先生是中国戏剧界的泰斗，但就事论事地说，此番评价却显露出他对艺术“功利性”问题的某种误解，仿佛世界上存在不“宣传”任何思想的艺术，或只要和政治沾边就玷污了艺术的纯洁。

　　这也是如今许多人对“主旋律”的误解，这种误解并不是毫无缘由，而实在是因为有太多“主旋律”都难以让人信服，也几乎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

　　但是，当人们在说“主旋律”时，其实常常并没有在说同一个东西，对有些人来说，它是官员制造政绩、明星获得背书、资方攫取暴利、社会粉饰太平的生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火车下的铁道、未熄灭的火种和通向未来的希望。后者是前者的遮羞布，前者是后者的绝命丹。

　　那为什么连导演自己都不真心认同，《窝头会馆》却依然能在话剧界爆火，感动了无数观众呢？

　　我想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导演对这类题材厌倦但不至厌恶，所以至少不会往里掺入什么与其精神完全相悖的“私货”，整个团队的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也保证了他们会在作品艺术性上尽其所能地精心打磨；第二，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剧本是一剧之本，虽然剧里没有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但创作过《本命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小人物故事的编剧刘恒却未必没有在其中倾注他对人民、对历史的真实情感和严肃思考。

　　从来没有谁是单凭着思想境界就能成为艺术家的，对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敏锐的感知和非凡的想象与创造。所以当他们不加分辨地感知或共情于任何阶级、任何个人时，一样能让作品散发迷人的艺术魅力。

　　可是，历史已向我们证明，只有当文艺作品思索着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怀着对人民群众的爱同时也被人民群众所喜爱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超越时代的伟大的作品。

　　人民立场、批判深度、启发价值、艺术魅力，是我对这类作品特点的一个粗略总结，把它们当作教条奉行未必能创作出优秀的左翼艺术，但优秀的左翼艺术大多离不开这四样东西。愿我们的文艺市场多一些真诚的人民叙事，少一些虚假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