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引发广泛关切。自8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下行，9月中旬后离岸、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相继贬值至7.0关口下方。
9月28日，离岸、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分别跌破7.25、7.24关口，分别为2008、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9月当月，在岸、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4.4%、4.8%，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下跌12%左右。
多数分析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是由于美元强势引起。美元持续大幅加息，导致美元回流美国，国际市场美元流动性紧张，美元指数急速走高，全球非美货币均大幅贬值。相对于欧元、英镑、日元、韩元等其它国际主流货币，人民币贬值幅度是最小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步履唯艰的世界经济中唯一一抹亮色，是各种不确定中唯一的确定性。
对比中美经济走势、中国出口增长和外汇储备总量，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短期内人民币仍有一定压力；与深陷战争阴云与能源危机下苦苦挣扎的欧洲、日本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更具显著优势，因而人民币不宜与欧元、日元等货币作等量观。
在当前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和国际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形势下，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甚至一定程度的强势，符合国家战略利益。
人民币深度贬值背离中美经济基本面
按照经济学家巴拉萨和萨缪尔森提出的著名的“巴萨效应”（1964年），两国的汇率取决于两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期。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强劲，那么它的货币将会长期升值。
美元目前的强势源于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这是美国为遏制国内肆虐了两年多的“超高通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伴随美元加息，一方面带来了美元指数的强势上扬，一方面也引致美国股市、债市的大幅跳水，美国经济也开始出现“技术性衰退”：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终修正数据显示，2022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降0.6%。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已经下降1.6%。这意味着美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陷入技术性衰退。
在居高不下的持续高通胀影响下，美国经济活动低迷。数月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持续疲弱，工业生产和制造业增长停顿，固定资产投资和设备投资下降，进出口双双回落。
美联储9月大幅调低了2022年美国经济预测，从6月份预测的1.7%大幅调低到0.2%，而高盛经济学家的报告预测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零。
反观中国，尽管经受疫情多地散发影响，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冲击，上半年依然保持2.5%的经济增速。
数月以来，中国政府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稳经济政策和举措持续发力，经济恢复和上升势头日益明显。生产需求稳中有升，消费投资稳步增长，固定资产、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加速增长，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定。特别是出口保持强劲势头，贸易顺差继续扩大，1-7月累计达到4823亿美元，扩大61.6%，是十大工业国中唯一实现贸易顺差的国家。外汇储备规模继续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反差，并不支持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有分析认为，美国加息和中国降息的货币政策反差，使人民币承受贬值压力。这也是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缺乏说服力的结论。
实际上，尽管美联储今年以来累积加息225个基点，联邦基准利率达到2.25%-2.5%之间，但考虑到美国高达8.5%-9.1%的通胀水平，美国实际利率仍为负值。与此同时，中国虽然小幅降息，1年期政策利率（MLF）为2.75%，人民币实际利率仍处于正值范围，远高于美元。
中美两国的经济表现，善于用脚投票的国际资本的选择可能更具说服力。外国投资者特别是产业资本持续加仓中国，今年1-8月，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高达89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在我国出口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国际收支基础牢固的情况下，短期内对美元汇率急剧贬值需要重视。这固然与美元指数走高、国际市场美元流动性紧缩的外部因素有关，也与市场预期与心理因素作用、国际热钱投机、游资趁势“做空”人民币、国内一些企业跟风“炒汇”等市场行为有关。
从更深层次说，此轮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也与国内某些理论观点的推动有关。有些人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小于欧元、日元、英镑等其它货币作为说辞，似乎在证明人民币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而不考虑中国经济走势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摇摇欲坠的经济表现不可同日而语，更不愿提及正在遭受美欧联手围殴和绞杀的俄罗斯卢布，依靠针锋相对的有力反制已经杀出一条血路，走出了对美元及其它货币升值的截然不同的行情。
实际上，相对于中国雄厚的外汇储备实力，游资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中国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和政策工具打击这些“做空”势力，捍卫人民币汇率稳定。
强势人民币符合国家战略利益
货币贬值，特别是剧烈贬值，是一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的征兆。货币贬值往往伴随债务危机、经济危机、资本外流、市场动荡和国民财富的劫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卢布对外贬值超过100倍，人民辛苦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几乎归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由货币汇率暴跌肇始，货币贬值加剧债务危机，进一步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下滑。
经济学家们经常向人们灌输的观念是，货币贬值有利于促进出口。但这个一般的理论结论在复杂的国际贸易现实中，往往得到相反的例证（关于这个教条的剖析，参见笔者专文《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不必被广场协议吓着了》，观察者网2021年3月30日）。由于货币贬值，出口的货物量貌似可能增加，但出口的价值却可能大大缩水，并不必然增加贸易收益，也无助于改善国际收支。
眼前活生生的例证是，美国依靠强势美元，大大降低了进口价格，贸易逆差有所收窄，并对国内通胀压力起到一定缓解。而其他主要工业国由于汇率大幅贬值，无一例外地出现贸易逆差。
传统的出口强国如德国，今年出现近30年来首次贸易逆差，法国贸易逆差迭创新高，英国的贸易逆差连破记录。日元兑美元汇率从年初的113左右，贬值到目前的约145，贬值了约28%。
虽然日本出口额显著增长，但由于进口价格高企叠加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已连续十几个月出现贸易逆差。进口价格飙升也推高了日本的通货膨胀至9%，创有统计以来新高。
不仅如此，据经合组织预测，日本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将低于4万亿美元，这是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日本GDP一夜回到30年前。
韩国对美元汇率贬值接近到2009年以来最低点，但韩国20种主要出口产品中，计算机、手机及零部件、石化产品出口都出现同比下降。同时，韩国连续6个月出现贸易逆差，这种情形上一次还是在25年前。新兴经济体越南、印度也出现贸易逆差。
我国既是出口大国，也是原材料、能源等大宗商品进口国，人民币贬值将加大进口成本，侵蚀我国企业利润，同时对内输入通胀。
我国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单位商品出口收益减少，因此需要出口更多产品予以弥补。人民币贬值还使外汇储备缩水，尽管今年我国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但外汇储备规模仍有所减少，主要是汇率波动影响。
当前，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正加速世界格局演进，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大国竞争趋于白热化，各种不确定性急剧上升。在大变局的新时代，保持人民币强势，符合国家战略利益。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正经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伴随科技创新的不断进步和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我们有条件追求更高的发展质量和更好的发展效益。
可以说，我们已经走过了靠低技术含量、低劳动成本和低价格竞争的早期阶段，正在向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转换。
中美贸易战3年的较量已经证明，中国出口产品大部分不可替代（这既涉及到产能满足因素，也涉及技术门槛）。中国制造可以无惧价格竞争，大胆地摆脱物美价廉的标签，转为物美价优，从而实现更多的价值。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核心是立足扩大国内需求这个战略基点和国内超大市场这个战略优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和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改变过去“出口导向型”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更好满足国内需求。
保持人民币强势，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有助于推动对外贸易由重视出口和追求贸易顺差，转向更加注重进出口平衡，扩大进口，稳定出口，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益；有助于以相对低的成本进口我国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更好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更好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增强国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性、可靠性。
提高国民收入和民生福祉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限于当时国内的资金条件和技术水平，我国实行较低的汇率，依托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价格，取得出口竞争优势，迅速发展为世界工厂、世界商品第一出口大国、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但同时，较低的汇率压低了出口商品价格，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出口效益。伴随我国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托强势人民币，可以使等量的出口商品实现更多价值，人民的劳动价值和技术进步因素在出口价值提升中得到应有体现，企业实现更多出口效益，从而整体提高国民收入，提升国民福利水平；强势人民币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进口，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汇率升值促进国民收入增长，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得到实证。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汇率升值对于其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实际GDP增长。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从1975年到1991年的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累计增长99.6%；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5.1%，累计升值幅度为1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从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远大于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
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地位的需要。货币汇率代表国家综合实力和发展前景。保持人民币强势，有助于增强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强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心，从而牢牢稳住外资企业留在中国，并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
保持人民币强势，积极扩大进口，可以向世界展示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有利于巩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加上庞大的制造业对原材料、零配件和各类资源、能源的进口，中国内需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并成为驱动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如果中国未来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也将使世界更多地分享中国稳定发展的红利，带动其它国家经济增长，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话语权，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引领作用。
有利于增强对美博弈的战略主动。美国从冷战思维和维护霸权的需要出发，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和打压的行动不会停止，要取得对美斗争的战略主动，必须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和斗争砝码。美国单方面发起的贸易战已经宣告破产，且已陷入债台高筑、通胀高企、经济濒临衰退的困境。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之一，美国要解决这些难题，离不开中国的配合。在全球供应链因疫情、战争和能源危机变得日益脆弱的形势下，美国一时难以找到足够的替代产能，对我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只会增强。咬住人民币对美元不贬值，美国的通胀压力就不太容易轻松缓解，这有利于增加我方的博弈筹码，至少可以避免欧洲和日韩等国经济被强势美元冲击的命运。
中国制造是强势人民币的可靠底层支撑
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第一的规模和产能、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巨大优势和潜能的科技创新，使中国制造业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也是我们能够保持人民币强势的底气之源。
全面的工业化是中国制造业独有的优势。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使拥有个别世界顶尖技术企业，也会因缺乏产业配套而难以为继。离开了产业链条各环节和链条之间分工协作的结构网络和产业集群协同效应，哪怕是工业体系的明珠也会黯然失色。
中国制造业的产能一枝独秀。制造业产值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00种以上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比如全球超过95%的集装箱都是中国生产。
在产能规模之上，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已今非昔比。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5G等重点产业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一大批旗舰企业和高端品牌走向世界；拥有一批处于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跨国企业，超过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诞生出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和行业隐形冠军。
更重要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建基于科技与创新实力上，中国科技实力正在发生一系列颠覆性变化：研发投入全球排名第二，全球创新指数从落伍者转变为领导者；人才方面，拥有全球最庞大的高端理工人才库，成为知识资本的重要创造者。
创新驱动战略成效显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持续领先，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智能制造、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的发展正在引领世界新赛道。中国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正在形成，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加速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中间制成品和高技术产业为主，在全球价值链由低端向高端攀升。
在当今全球制造业版图上，中国各种综合优势在加速集聚，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更加牢固。
新冠疫情爆发前两年间，全球生产和供应陷于停顿，中国保持了稳定连续的生产，突显出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定海神针作用。
而在俄乌战争、全球能源危机的困扰下，中国的能源供应和供应链稳定优势正吸引更多世界优秀企业落地中国。德国的巴斯夫、大众、宝马、默克等企业巨头加速在中国投资，瑞士的英力士、法国的道尔达、西班牙的达诺巴德等也达成与中国的项目合作。
同样受到高能源价格困扰的邻国日本、韩国，也在加速对中国的投资。今年1-8月，日本、韩国对华投资分别同比增长59%和27%。国际局势的演变使得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资本新的“避风港”。
说到中国制造，很多人关心我国关键技术被“卡脖子”问题。确实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我国还存在明显短板。比如操作系统、高端光刻机仍被国外公司垄断；高档数控机床、高档仪器装备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的制造及检测设备、关键基础材料等仍然主要依赖进口。
“卡脖子”问题既要正视也无需过度渲染，更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世界生产体系特别是尖端技术领域本就是许多国家分工协作、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在科技创新的各个领域都占据领先，中国不能，美国也不能。
实际上在大国竞技场上，中美两国各有优势，美国以创新特别是原创性技术见长，而中国则有原创性技术的市场、应用场景和使之产业化的能力与生态（科学家、工程师、合格劳动者和产业配套），两者相辅相生、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世界科技创新的繁荣。
如果美国执意要搞封锁，与中国在科技上脱钩，那么，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大市场，就失去了创新赖以发展的巨量资金投入的来源，失去了中国这个最丰富最活跃的应用场景，也就失去了持续创新的基础和源泉。
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已经实现了一个个重大科技突破。
回望新中国科技发展史，凡是西方封锁和控制的领域，也是中国技术发展最快的领域：远的如两弹一星、核潜艇，近的如北斗导航系统以及登月、空间站、火星探测等航天工程。在外部压力的逼迫下，中国科技与研发潜能将前所未有地爆发，中国人民蕴藏的惊人的学习力、创造力、创新力将得到空前的激发，不断产出科技成果。
可以预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继续提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将更加牢固。这是中国有实力保持人民币强势的最强大底层支撑。
世界之变呼唤理论创新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中国有能力阻止和干预。日本、韩国都动用了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努力稳住本国汇率，中国也没有理由被有些人的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影响。有些人不自觉地用西方理论教条为强势美元寻找合理性，认为美元霸权不可打破，但这终究只是舆论神话。
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国际秩序、经济体系、全球治理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调整与变迁，我们正面对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和未来。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很多人们已经习惯的理论、观念、思维和经验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建构。
俄乌危机、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以及卢布在制裁前后暴跌与强势回归的反转，促使人们对货币的本质、信用货币的“硬价值”含量、金融力量与工业力量的“虚与实”做出深刻思考，对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进行反思。
在西方内部已经有学者提出，世界正在进入“布雷顿森林Ⅲ”体系——以金块和其他商品为支撑。换言之，世界正在重回“商品货币”时代，以内部货币为信用的“布雷顿森林Ⅱ”体系正在坍塌。
如果说俄罗斯凭借自身天然气、石油、矿产、粮食和化肥等资源和实体商品价值，可以支撑起一个强势的卢布，那么中国规模全球领先、门类几乎无所不包、且竞争力处于上升通道的制造业，实力、韧性足够强大和稳定增长的实体经济，完全能够撑起一个强势的人民币。
在历史大变局的新时代，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中国人民，应该有更加自信豪迈的气概，更加坚定果敢的勇气，适应时代之变、世界之变，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既正视不足也认清优势，不盲目乐观也不妄自菲薄，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跳出西方理论窠臼和制度框架，不迷信不盲从，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构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经济学派和货币政策理论体系，引领变革的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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