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外蒙古民心向背演变对台湾民心向背走势的启示

　　根据外蒙古独立前后“清末民初”的民心向背演变规律预判台湾的民心向背走势，对号入座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实力”、自由主义者强调的“制度”与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信仰”，结论必然是以实力为后盾、以制度为保障、以信仰为导向将台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蓝图而铺垫于“自由人的联合体”。

　　根据人种学，中国人属蒙古人种，而现在的蒙古人则认为其先祖是夏人苗裔。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活跃着几支游牧民族，最大的一支是被燕国收容的匈奴人。秦汉时代，匈奴族一分为二，北匈奴被远驱到阿尔泰山、高加索山脉以西而远征欧洲（即现在的土耳其人），南匈奴则降汉。秦汉时代，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变成中国的领土，但那时的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唐代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有效管辖。宋代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兴起，因部落名字的缘故而被称做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蒙古人夺取大宋政权而建立元朝。他们还向中亚、西亚与欧洲远征，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大片土地而赢得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熟知，“蒙古旋风”与“上帝之鞭”均来自蒙古帝国对欧洲的远征。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一步与内地融合而成了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至明末，蒙古族内部分裂成几支，彼此争战不已。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游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逐渐有了内外蒙古之分。清朝初期打败噶尔丹帝国后内外蒙古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但鸦片战争后形势急转直下，西方列强的掠夺与打击导致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沙俄趁机侵占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接着便把魔爪伸向中亚大陆的这块大草原。经过沙俄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已完全被操纵的外蒙古在上层王公的策划下乘辛亥革命之机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政府与沙俄艰苦谈判后，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以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21年，受列宁与苏共支持的“蒙古人民党”军队在苏联军队的援助下将中国军队赶出外蒙古，打败外蒙古上层王公与旧俄恩琴匪帮后组建“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既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又面对苏联的重压下，万般无奈之中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但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以苏联违约（支持中共）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是中华民国的地图至今仍包括外蒙古的法律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苏联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与外蒙古问题，却受尽斯大林的冷落。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家统一、国家建设与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之间权衡再三，最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而被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要与中国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中国对旅大军港与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周恩来提出外蒙古问题时遭到蛮横拒绝，中国又一次失去了收回外蒙古主权的机会。外蒙古独立的历史教训：第一，外蒙古内部滋生走独立路线的分裂分子。1640年，蒙古四十四部首领在塔尔巴哈台共同制定《察津•必祉克》，即《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各首领一致同意联合抵抗外敌入侵，严惩发动内战的败类，维护祖国的统一。但四十年后在沙俄不遗余力的拉拢、收买下，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竟向沙俄派使称臣，与之结成军事联盟而甘当残害民族兄弟、分裂祖国的急先锋。作为蒙古民族精神领袖的喇嘛教“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在武昌起义刚获得成功而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时就急不可奈与王公、喇嘛们策划外蒙古历史上的第一次“独立”。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想传到外蒙古，以乔巴山与苏赫巴托尔为首的无产阶级以革命思想为分裂祖国的工具，借助苏联的支持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割裂了出去。中国向赫鲁晓夫提出外蒙古问题的消息传到外蒙古后，外蒙古共产党立即行动，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从而使外蒙古的独立永久化。第二，政局的混乱让外敌有了可乘之机。武昌起义后俄沙皇宣称“要保护外蒙古的‘独立’，使它脱离中国”。俄《远东评论》杂志认为：“给予亚洲俄国以保障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修正国境，此外再没有其他办法”；“俄国要在有可能用墨水来划分的限度内，务必尽快早些来划这条线。如果把这种企图拖延下去的话，恐怕会要到非划‘一条血线’不可的地步。”十月革命为中国提供了收复外蒙古的绝佳机会，但日本趁机利用白俄反动将军谢米诺夫窃据了外蒙古。谢米诺夫战败后，日本又利用北洋军阀侵入外蒙古，在那里建立亲日的军事独裁政权。外蒙古军阀失势之后，日寇复扶植谢米诺夫的一个助手卷土重来。列宁在世时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外蒙古将顺便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当时，如果中国能组织强大的军队收复历代被俄罗斯占领的国土，中国就能摆脱被动处境。列宁死后，斯大林杀掉曾经记载过列宁讲话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此后中国再也听不到苏联要归还外蒙古的呼声了。第三，党派的纷争使中国领导人难以高瞻远瞩。“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外蒙古宣布“独立”的消息传到内地时，北洋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都异常愤慨而大骂俄国人，甚至一度准备发兵外蒙古，以武力解决纠纷，但基于国内乱局而自顾不暇而都没发一兵一卒宣示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苏联占领外蒙古后不久，被剥夺了权力的上层王公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而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主权赶走俄国人。但中国不可能与苏联不断增加的驻蒙红军相抗衡，长期内乱的中国也未能组织一个外蒙古地方流亡政府以增加收回主权的砝码。根据《雅尔塔协定》，有关外蒙古的协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如果国民政府不屈服斯大林支持共产党的威胁而坚持在外蒙古问题上拒不让步则不仅可为杜鲁门反悔《雅尔塔协定》赢得时间，也可使苏联占据外蒙古缺乏法律依据而为共产党赢得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国共产党主政后如果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而是高瞻远瞩、从长计议将外蒙古问题搁置起来，只要与苏联与美国保持“平衡战略”就不至于吞下斯大林的那颗恶果，中国的版图与中蒙历史就有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幅样子。第四，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的统一进程往往受制于人。冷战后强大的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外蒙古被斯拉夫人无情地抛弃了。现在中国的内蒙古富裕的生活对经济形势持续恶化的蒙古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直至其外交重点投向南方的这个日益兴盛的昔日的祖国，蒙古国国会曾提议把当年的外蒙古并入中国而建成类似于香港的特别行政区或建立联邦国家而使外蒙古变成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曾有举世罕有的博大胸怀，当初中国衰弱时外蒙古背弃了祖国，先是投入沙俄的怀抱，后来又投入苏联的怀抱。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富强，他们又回过头来要求得到中国的帮助，而中国对待他们又是何等的宽容！但台湾的分离迫使中国大陆必须全力以赴首先应对台湾问题，通过渐进的经济、社会一体化与和平协商与友好合作，中国或许还有迎来外蒙古回归的最后机会，反之则可能助长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外蒙古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基本共同点有六个：第一，对祖国都有战略价值。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外蒙古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崭断，首都北京离边境的距离大大缩短，抵御外敌的战略空间急剧缩小。台湾不仅处在太平洋还岛链的中心，而且是祖国东出大海的桥头堡，堪称“中国死穴”，一旦分裂则中国未来的战略发展将长期受制于他人，“中国龙”就会困在旱地。第二，祖国内忧外患时、强敌入侵的结果。外蒙古同胞忍受了俄罗斯帝国与苏联长达三百多年的屠杀、欺凌、侮辱与盘剥，也遭到过日本军国主义之痛。历经荷兰、日本、美国窃取，遭受明末清初、辛亥革命与国共内战之苦的台湾同胞至今还在遭到台湾分裂主义势力带来的经济下滑之害、民族前途之忧、社会分裂之苦、大国争夺之危与宵小国家牟利之扰。第三，依赖祖国。外蒙古没有出海口，进出口贸易主要靠中国的铁路与港口。没有中国的帮助，经济上逐渐依赖中国的外蒙古可能无法生存。作为四面环海的小岛，没有中国大陆的低廉成本，台湾大中小企业与制造商必将失去国际竟争力；没有中国大陆的市场与成本要素，台湾经济要么被边缘化要么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第四，受大国保护，有国外驻军。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之一是苏联在蒙古国的驻军。1972年周恩来与基辛格签订《中美联合公报》，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与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与军事设施”。美国与俄国纷纷争当“蒙古国保护国”，蒙古国也乐得搞“多角度外交”，而台湾一直受到美国的保护。第五，不是真正的民族自决与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苏联时期的蒙古国严重俄化，吃住行都是苏联的东西，甚至费除蒙古文而改用斯拉夫文拼写。当年外蒙古的独立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独立，“主权”写在法律条文上，就像展示给世界人民的展览品，曾经遭到过中国不少有识之士的讥刺。台湾不仅将防御与安全寄托在美国人身上，而且将国内的民意、甚至选举的策略、岛内的纷争押在美国身上，与日本是剪不断、理还乱，哪里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第六，沦为对抗祖国的壁垒。事实上，蒙古国长期是苏联的附属国与卫星国，是中苏斗争中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筹码。现在的台湾在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上注定了必然投靠某个西方大国充当反对祖国的急先锋。外蒙古问题与台湾问题的主要区别有四个：第一，只看现在的中国大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际地位达到自明末以来的最高峰，台湾与蒙古国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展望当今世界，国际的利益是中国的利益，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的利益，没有中国参与的国际问题自然缺乏国际性，祖国处在近二百年未遇的太平盛世。目前只有二十多个小国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联合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大国、强国在维护其根本利益方面从来都是不惮于使用武力的，这也是大国、强国的显著标志。现在的中国强调和平崛起，但也决心以台湾问题为平台向世界宣告显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国前进的智慧与意志。第二，和平统一的方针初见成效。尽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过时了”的论调一度甚啸直上，但和平统一是中国几代领导人确定的统一战略。不可否认，“三线建设”是有武力解放台湾的考虑。但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中美邦交正常化是和平统一台湾的第一步，邓小平改革开放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战略既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在和平统一的战略。现在的中国大陆成了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与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超过20%，一百多万台湾人定居中国大陆，不断增加的数字说明和平统一的政策正在生效。第三，岛内与华人民意。依约，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中国国民政府派员参观，结果97%以上的外蒙古人赞成独立。2003年3月20日，有关两岸关系的两项公投的投票率分别为45.16%与45.11%，均未达到法定门槛的50%，两项公投均告不成立。海外华人、华侨，反对台湾独立的占多数，中国大陆反对台湾独立的有12亿以上，“台独”不可能赢得整个中国的民心。第四，后台。不可否认，作为台湾最大后台的美国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都由美国主导、所有国家的对外关系都以与美国的关系为轴心。中美关系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美国既是中国资金、高技术与管理科学来源地，又是中国产品最大的市场。但台湾问题是中国通往世界、走向未来必须跨越的一座桥，只有跨越这座桥，中国才有可能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否则就只能是弱国，顶多是个地区性大国。如果美国拦在这座桥上，昂首阔步的中国只有不顾一切、倾力一冲。但值得忧虑的是，较之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排外性，现在的蒙古国在尚未富裕起来的情况下深陷排外情绪的泥潭。在西方等境外势力的唆使下，蒙古国选择了对自己邻居俄中两国保持着警惕的状态，而这一种略带怀疑性质的警惕就像现在的越南，凭借偏激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舆论导向作用走上了排华、排俄的道路。中俄两国提供的物资与技术帮助给了蒙古国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意识形态极端化的蒙古国政客与偏激的社会媒体引导蒙古国的百姓拒绝这样的外来援手，不但叫停了中国与俄罗斯方面的投资项目，甚至喊出了“抵制中国货”的口号。全世界主要的能源供应国都主动与中国这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展开合作时，蒙古国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迟钝，甚至数次听信于西方国家的谗言而叫停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此外，硬气的蒙古人还有一个深藏内心的远大梦想，一直相信乌兰巴托会是地球上的下一个迪拜。甚至有蒙古国官员表示，迪拜用了三十年就崛起了，但迪拜只有石油，而蒙古国有更多的资源，因此崛起的时间会更短。根据蒙古国官方的评估数据，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可供其国民不用劳动地生活起码288年，蒙古国人民无需像中国这样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以史为鉴，如果中国大陆再像晚清与民国那样腐败软弱落后混乱，又有谁愿跟这样的中国呆在一起或再度统一？如果国家的吸引力与民族向心力逐渐丧失，今天的台湾问题难免还会像当初的外蒙古问题一样演化为中国的又一次解体。中国今天面临的挑战跟以前一样，不仅是外蒙古或台湾少数人闹独立的问题，更根本性的是中国的整体前途与发展问题。先进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与稳定、富裕与强大的国家才是民族团结与统一的根本保障，混乱落后的国家、腐败软弱、抱残守缺则是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两岸问题拖得越久，台湾的选民就会像外蒙古的选民一样与中国大陆越来越生疏。这期间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增长转向停滞甚至倒退，台湾问题就会再无解决之日，直到有一天也会像外蒙古公投独立一样做成既定事实，中国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将被迫承认。现在的台湾问题与外蒙古问题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在近半个世纪遇到的两个同样的分裂挑战。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蒙古国家或重新与祖国统一，与台湾问题的走向休戚与共。历史上主掌中国政局的政府曾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但这种毫不留情的手段导致中国伤害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忠心而为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针对武力统一台湾有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做好充分的估计与万全的准备。

　　综合“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心”，主权源于人民而不再是帝制下的朝廷，现在的台湾与蒙古国的选民也都有了这样的共识。孙中山以“人民来做皇帝”诠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即“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同理，1946年同盟国为日本制定的新宪法的第一条就剥夺了天皇的主权权威，将日本的主权立于人民。中国大陆常见的“人民当家作主”、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等说法也包含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概念，两千多万台胞与中国大陆人口相比是极少数，但同样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有同样的权利表达政治意愿。人民的一部分不应成为文攻武统的对像。国内网民“要岛不要人”的说法有违“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岛内的民心向背为什么出了问题？即便民进党实施的教科书有不少责任，我们也该想一想为什么泛绿阵营的民族认同取向何以如此不同？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该党主要代表本省人，而本省人是台湾的绝大多数。一位纽约华人社区的侨领兼本省人强调：本省人已迁台近百年，在通讯与交通不发达的历史环境下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与情感早已疏远；本省成年人中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感受不少来自1949年后的国民党统治，其四十年的白色恐怖专制使本省人深恶痛绝而渴望自治。当年台湾的本省正义青年中无一不是反对国民党的愤青。一位读研时的本省人同学认为，“2.28事件”是他们在民族认同上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对国民党血腥镇压本省青年的描述，任何听者都不可能不感同身受他的愤怒。那时已近冷战尾声，中国大陆留学生放国内电影时台湾同学竟不敢来看，怕其中有国民党的奸细告发他们通匪。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武统能强扭民族认同感吗？诚如乔良所云，“二千多万不认同中国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这是多大的代价，多高的成本？”的确，武统势必促使本省人把中国大陆与国民党当年的军管统治联系起来而激化他们的抵触情绪。台湾问题的实质并非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因为美国对台湾提供的安全保护，首先是台湾的选择。对美国来说，台湾并非必要或重要的战略与利益需求。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军事上美国无须再以台湾为军事基地。经济上美国不靠“台独”分子也能与之自由贸易。即便在冷战高峰期间，美国的护台政策也主要源于国民党及其美国右派支持者的游说活动，即著名的的China Lobby。其目的与成果有三：保持美国政府对蒋府的军援与经援，阻扰对中国大陆的外交承认，阻扰中国入联合国。冷战末期与之后的时期，美国国会通过的涉台法案几乎都是游说的结果，而非美国的主动行为。如奠定美台关系的《台湾关系法》，是传统China lobby与旅美绿营组织FAPA分别游说的结果。前者强调美国对保障东亚安全的承诺与信誉，后者通过几位参议员将台湾的人权与民主化议题注入美国国会法案。《台湾旅行法》与《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更是台湾官方游说的结果，这些游说活动已步入规范化，即出钱买专业服务，雇佣的游说集团都由显赫的前美国议员或官员领衔。台湾政府在美国的游说支出由2016年的163万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32万美元。护台法案的通过，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但离不开游说的关键助攻。蔡英文与特朗普通上电话，就是花了16万美元雇佣前参议院议长多尔游说而成，把台湾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也低估了美国决策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美国外交决策中既有现实主义与各种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义或美国价值观下的道义因素。在台湾与藏疆问题上积极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势力，如国会、非政府组织、学界、媒体与公众更多地是从道义角度去关注的。基于近代历史的原教训，中国大陆视主权高于人权；美国人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忆，所以更注重个人的权利而认为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如果主权不能为人权服务，那主权对个人还有何意义？重主权轻人权，从美国人的逻辑看是本末倒置。无论美国的左派或右派，都可能因为人权或民主而支持“台独”，而不是为了支持独立而提出人权或民主的问题。中国应如何理性而有效地对待绿营的民族认同问题？与其不切实地的文攻武赫，不如诚心地从本省人的角度去了解与化解绿营的成见。中国大陆曾埋怨马英九在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期间未能推动统一大业，但马英九做过有价值的工作，比如对“2.28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致歉与赔偿。此举也许不能完全消除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但它为国民党挽回道德形象，助民众信其公正，授其信任，这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步。面对中美博弈下大陆求统的强烈愿望，马英九认为并无必要急迫武统，更有效的是中国大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顺其自然，水到渠成。他乐见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进步，比如台南有的深绿家庭也愿带孩子到中国大陆的大学读书。马英九从来没有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而是把他们视为有必要被同等关爱的百姓。马英九特别讲述了自己如何事无巨细地安抚“2.28事件”遗留的死者家属，直至愈合本省人心底的伤口。作为至今唯一赢得全岛选举的国民党兼外省人，马英九身体力行地为中国大陆指出了对台政策重点：为了达到民心所向意义上的真正统一，中国大陆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争取台湾的民心。

　　“知乎”网站有一问：“为什么总有人说台湾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很少人说外蒙古呢？”“DONTEN”答：外蒙人民成立人民军发动革命最终成立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中国内地还在军阀割据，国民党一大才刚刚召开。任何人都应该承认外蒙人民的革命运动早于内地，并旗帜鲜明地支持其摆脱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台湾地区则是被法西斯政党国民党割据，人民曾长期保受“白色恐怖”的迫害。解放台湾是民心之所向的正义之举，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知乎”网站还有一问：“为何国人想要收复台湾地区，却不想收复外蒙古？”“xs he”答：蒙古实在已经不好下手，别人已经建国，而且是独立的族裔、独立的文化，民心也独立了。况且始作俑者俄国的立场从来没变过，俄罗斯是不会乐见蒙古并入中国的。这样两个大国都会睡不好觉吧！台湾问题……成王败寇……没什么好说的……“知乎”网站还有一问：“怎样看待台湾和蒙古的区别？”“bobo”答：第一，蒙古独立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且清朝时外蒙其实就保留了一定程度自治，清政府用和亲方式稳住而已，从历史上蒙古直接受到中央集权直接领导的背景并不深厚。第二，台湾属于内战后失败的一方的败退方向，理论上我国内战并未结束，受限于当时我军实力与国际形势被迫暂停而已，内战的另一方并未逃亡蒙古，而是台湾，所以从法理上，统一台湾，或者逼迫台湾投降或者屈服是最终内战胜利的目标。第三，中俄之间其实十年内不存在冲突的可能，尤其中美对抗与乌克兰战争下，中俄只会唇齿相偎，这种情况下，一个面积大国力弱的缓冲国是有必要的，可以增进互信。试想如果中俄边界直接接壤增加几千公里，可能双方都会忌惮对方的突然袭击。另外只剩下核武器与能源的俄罗斯对中国的威胁基本可以忽视，尤其是用常规军力打乌克兰都稀碎以后。以及欧美预计长期制裁的条件下。俄罗斯掀不起多大的风浪。第四，台湾对我国东出西太平洋，进东海进南海都有战略意义，抛开统一情怀，现阶段其战略位置远胜于蒙古，如果占据台湾，可以遏制日韩等国重要航线，台东部深海可以直接潜艇出太平洋第二岛链，往北可以与日本对抗，往南可以与南海造岛互为犄角之势，在预计未来二三十年的中美对抗下重要性很大。第五，台湾虽然反中，但是基本都是墙头草随风倒，统一民心难度其实并不大，只要取得快速军事胜利，后面统治难度低。且语言胡同，文字接近，文化认同通过十年基本可以构成，难度低于有独立民族认同，独立需语言文字的蒙古。第六，关键是二战是距离今天最后的一次世界格局大变迁，蒙古的回归这种巨大历史变革需要世界大洗牌的时机，比如说假设俄罗斯联邦再解体，也许就有机会。台湾毕竟只有十几个鸟国承认，就算世界稳定格局下，只要宣布独立，依旧可以武力解决，后果最多是经济制裁，从可行性上看更现实。

　　较之于抗日战争期间与抗美援朝期间不得不面对外蒙古与台湾的民心渐失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最缺的不是现代化的军事手段，而是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的“志气、骨气、底气”，何况马克思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与其对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口诛笔伐不如自省一番谁有统一台湾的“志气、骨气、底气”，否则李鸿章式卖国贼还会像当年汪伪宣传部长周佛海那样“低调”。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