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实现？

　　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实现？这不只是单独的某个具体问题，而是涉及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如果无法站在整体的高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将理论与社会历史相结合，则必然无法得出这一结论。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坚定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更需要的是一定理论基础，以及和现实结合对比来相互印证的思维。

　　同时，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实现？这不只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实现，如果仅仅在理论上回答是全然不够的，理论无论如何完满，没有实践特性也是徒然。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视为实践，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对实践的扭曲，因为真正的实践是而且必然是革命。也就是说，如果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答案与信念束之高阁，那么便同没有回答此问题一般，没有真正的说服力。

　　当然笔者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的能力，但是惊讶于一位友人对待此问题的做法，加之向另一位友人学习，试图将文字转变为一种实践，便决定将些许思考加以阐释。希望能够帮助一些人加深对此问题的思考，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一、资本主义的漫漫前夜

　　1.作为阶级斗争史的历史

　　我们为什么要谈历史？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不同于历史学或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这里的历史更关注的是“人的活动”。所谓的“社会历史”，本质上也是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共产主义问题同样也属于人的活动的范畴。因为，共产主义不是某种僵硬的政治制度或是具体的社会规定，归根到底，共产主义是一种人的活动状态的设想。不同于其他的设想，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也就是人的活动——深刻的把握的基础上的，这种把握因为前提和过程的科学性而对未来的预测有着必然性。要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我们就必须回到社会历史中去，去了解这个命题的科学前提和作用过程。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这是《共产党宣言》正文的第一句话，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运用他们的方法对人类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与深刻把握后得出的结论。一百多年过去了，时间并没有磨灭这一句话的真理性，反而让它在无数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同时也让更多人明晰了这一句话背后的含义。我们于此要注意的是，这一句话在后来的版本之中是被修改过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修改并没有消磨这句话的真理性，反而在更加具体的历史情形之中再一次证实了自身。这一句话唯一的修改是这样一个注的添加：“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不仅包括了数千年前的人类史，当然也还包括现在，甚至是遥远的未来。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了解《共产党宣言》正文的第一句话的关键，也是了解《共产党宣言》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阶级。列宁曾言：“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先不论这个定义科学与否，这个定义的科学性不能仅凭理论证明，而必须回到社会历史中去，由社会历史本身来证明。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阶级”这个概念所谓指的那个对象本身的“不合理性”：为什么一个集团能够占据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同当下的“按劳分配”的“合理性”似乎相违背。而事实上，这同过去人类社会历史中所提到的“理性”也是相违背的。

　　什么是“理性”？“理性”在形而上学时期，被视为合乎自然的、合乎人的。如果能够占有劳动，这似乎变成了不合乎人的。那么答案何在？关键在于两个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就决定了地位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正是不同集合而成了一个整体。所发挥的作用不同，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理应属于自己的哪一部分，在这里“理”的内涵再一次发生了改变，从形而上学时期的“理”悄然变成了现代的“理”。我们在此暂且将这种现代的“理”，归结为某种经济形式的获得与付出的“平等”，实际上，这是是一种契约的理性。

　　于此我们已经很明白了阶级的诞生是因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那么阶级的问题就变成了不平等的问题，亦即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在“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之前，人类尚处于原始氏族时代，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群居部落为基本单位。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与生产能力的发展——直接的体现是对食物需求的增加、武器类器具的生产，即战斗力的提升，部落与部落之间爆发了战争，失败一方部落的土地与人口便归胜利方所有。这个过程不断反复，直到奴隶的出现，奴隶的来源通常是战败部落的人口，这部分人口的劳动所得归部落所有。而随着部落内部的分化——军事的、文化的等因素——出现了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也就是奴隶的服务对象。私有制在实际上诞生了。这样，奴隶和奴隶主就出现了，似乎可以说，第一种最原始的阶级关系也就这么产生了。恩格斯对此总结道：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从第一对阶级关系中，我们已经能得出以后所有阶级关系的共性——当然，这是不符合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的，但是请原谅“先定”的叙述逻辑——集团对另一个集团，通常我们称之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这种压迫，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对劳动的占有，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即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如何判断是否存在阶级、存在阶级压迫与剥削，只要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集团无偿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在当下是否存在，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历史终结论”的回答也变得十分简单，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历史早已终结于原始时代。所以，历史未曾终结，历史在当下也未曾被真正地改写。一切历史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私有制——准确而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必须注意的——导致了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劳动的无偿占有，这一点是始终未变的。

　　2.私有制的顶峰

　　如果单纯地从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考察历史，那么历史确实是没有发展的。这样一种过于宏观的把握实际上并不有助于我们对具体的历史的理解，也就难以建立起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历史的本质是“人的活动”，那么要理解历史也就必须从人的活动来理解。在人的活动之中，马克思认为最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活动是人的生产活动。于是，就人的生产活动而言，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这些部分同样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这样一种分类的方式，在未来慢慢演化成为了传统的“五形态说”，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我们尚且不探讨“五形态说”的定义的方式与逻辑正确与否，在我们这，比这种逻辑更重要的是一个隐含着的重要的结论，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之前的最后一个社会形态，亦即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所以，在上面所引用的那句话之后的，是这样的一句：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资本主义为什么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这个问题实际上同样在回答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到来。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从纯粹的哲学或是虚幻的现实之中去找答案，必须而且只能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上方可找到答案，一切试图从前者去寻找答案的人要么失败了、要么陷入了资本主义永恒的命题之中。按照说明方法去对拥有漫长历史的私有制进行分析，来得出私有制发展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提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如汉娜·阿伦特所言的，和过去将人视为政治或是理性的动物不同，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属性归结到了劳动实践上，那么也就必然从人的劳动实践出发考察人的历史。以原始氏族时期与奴隶制时期的社会生产为例，两者的差距首先体现在生产力上。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是生产方式变革的体现。在原始氏族，生产者被划分在一个个部落之中，彼此之间的劳作相对独立，捕猎、渔获、采集、耕种等。到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之间同属于一个主人，在主人的管辖下一同劳作，社会协作的程度有了极大的发展。

　　雷海宗认为，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器冶炼技术的出现与铁器的应用提供了过渡的条件：和青铜器比较而言铁器具有优良的性能，能够进一步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同时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精耕细作。铁器的应用首先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让精耕细作与农业分工成为了可能，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分工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等行业得到了自己发展的土壤。但是总体来看，生产的社会形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生产越来越变成了社会的事情而某人的私事。即使农业具有很强的自给自足性，但是在盐铁等方面却难以自足，这和相对封闭的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截然不同。

　　“单是这一历史条件（指资本的产生，引者注）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诞生本身就是社会大分工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作为简单商品经济的发达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而必然要求商品交换的扩大。商品交换的扩大，最好的方法便是掠夺生产资料，中断生产者对自身生存资料的生产过程，让其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而这样就必然导致生产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可供出卖的东西，现代无产阶级就这样同资本主义社会一起诞生了。

　　资本首先在本国内诞生，诞生其诞生的条件便是世界市场的出现。资本诞生后首先要求的便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压榨——即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亦即剥削。这种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的实物形式便是商品的获得，为了让资本“实现自身”，就必须将这些商品进行出售。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这也就必然决定其商品是和社会总需求脱离的。当商品数量大于社会总需求时，资本便会采取很多手段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其中一个方法便是扩大市场——横向扩大就是殖民扩张、纵向扩大就是诱导消费。

　　资本便同资本主义一齐扩展到整个世界，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因为组织生产的成本过于高昂，导致组织生产——实际上就是占有足额资本的人——的资本家始终是少数，而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绝大多数。因为无产阶级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无法离开社会而生产生存。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要维系生存，就必须和占有生存资料的资本家进行商品交换来获取生存资料。这个时期，表面上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依旧存在，只是被物的独立性所掩盖。以人的依赖性、独立性作为划分的依据，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不同于“五形态说”的“三形态说”：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所以，此时已能发现，私有制的历史实际是私有制不断掠夺人的历史，但同时是人之间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的历史，这种依赖性在社会上和生产之中体现为生产的社会性的扩大。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形式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在资本所带来的强制的分工下，每个人都只从事着自己的单一的工作，这种无数的单一的工作构成了社会生产的整体性，并且，单一性是以整体性作为自己基础的。往后的所有分工形式的发展都只是这种最终的分工的进一步具体化，而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分工形式。换句话说，私有制发展到了顶峰。

　　总而言之，《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的结尾很好地阐述了这些思想，这一部分便以此结尾：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桂桔。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875页。）

　　二、资产阶级理论的出场与无力

　　任何学科或是理论的出现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们植根于同时代的生产方式，并受到这种生产方式的制约。资产阶级的理论同样如此，在社会剧变的过程中，有着这样一批思想家或是科学家，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这个世界，并企图掌握世界的一般规律。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将自然科学置于一旁，早期的自然科学研究偏向于经验主义式的材料收集与归纳过程，同其方法并没有绝对地联系，转而着重关注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后者更为具体地暴露了作为资产阶级理论的欺骗性、无力性，这一点在当下同样也是适用的，而这也更清晰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力量。

　　1.哲学

　　哲学作为爱智慧的学问，在西方世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在过去，一切自然科学都隶属于哲学之下，亚里士多德就曾将哲学分为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和逻辑学，物理学等属于自然哲学，心理学等则属于精神哲学，甚至可以将科学的发展史转换为哲学的分化史。在众多的哲学门类之中，有一种作为“第一哲学”存在的哲学，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是“存在”、“本体”等最没有规定性、一般的东西。孙正聿教授就形而上学的特征做出过如下总结：

　　“把存在本身同存在的现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把哲学所追求和承诺的‘本体’视为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与人类的历史状况无关的自我存在的实体……把绝对与相对分割开来，企图从某种直觉中把握了的最高确定性即作为支配宇宙的最普遍的原则或原理出发。

　　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哲学发展的顶峰是以思辨著称的德国古典哲学，同样，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经过康德批判哲学的奠基，经过费希特与谢林等人的发展，在黑格尔处大成。因笔者水平有限，又因黑格尔的代表性与对马克思的影响力，此处将着重于介绍黑格尔的哲学，至于费尔巴哈——被青年马克思称之为“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将在后半部分提及。

　　黑格尔的哲学，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这一过程的描述，这一过程被黑格尔体系化，完整地表现在他的著作《逻辑学》之中。这一体系将万物都视作绝对精神运动的一个部分、一个过程，一切都被赋予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存在着许多致命的问题，这些问题要么未被发现，要么难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自黑格尔以后的一切哲学家，其哲学的源头都是从批判黑格尔开始的。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作为起源的物在何处？事实上，黑格尔哲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看似完整的闭环，是因为他自己玩弄了一个“小把戏”：将自己哲学的真正起源《精神现象学》藏了起来——这本书里黑格尔讨论了绝对知识的生成过程，以至于最后让自己的思辨哲学成为了脱离此岸的存在。克尔凯郭尔就曾说，黑格尔如果在他的体系构建完成之后加再上一句：“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他将是天才；但现在他却成了小丑。所以，要了解黑格尔的体系，就“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正确性如何保证？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体系自身的合理性的问题，黑格尔作为一名观念论哲学家，其解释的正确性同样归结为观念。前文已经提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将万物运动囊括其中，那么自身哲学的合理性也就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简而言之，自身解释的正确性由自身解释的完整性来保证，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破除康德的“物自体”假设的。那么，解释的正确性该如何保证？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了众多的哲学家，包括费尔巴哈也未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并且，这样一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第三个问题，解释的意义何在？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这个解释的意义何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论题，简而言之就是“存在即合理”。所以，黑格尔的哲学能被封建腐朽的德国政府所接受并宣扬，将自己政权的合理性寄托于黑格尔的哲学之中。老年黑格尔派迎合了这种做法，将真正的黑格尔哲学革命的一面掩盖了。但黑格尔这个命题的全貌不是“存在即合理”，而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理性是绝对精神运动的理性，所以到最后“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必然存在的”，这才是黑格尔哲学真正的解释功能，但是这种解释都被遮蔽了，只有少数人能够将其挖掘。这少部分挖掘者中，大部分人又和未挖掘者一般，将解释的功能仅仅停留在解释之中，未能找到解释的真正用途，也未能回答第二个问题。

　　总的来看，资产阶级的哲学大多滑入了观念论的泥潭，并在观念的变迁中反复论证，最后为现存制度进行辩护。其中真正革命性的、具有合理性的部分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处是不可能被挖掘出来并加以运用的。不难发现，过去的哲学作为“形而上学”都是脱离着实际的，这种脱离实际在马克思看来让哲学永远无法实现自己，而哲学要实现自己就必须和人相结合：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2.政治经济学

　　哲学只反映了思想家们从最一般去把握这个世界的终极存在、终极意义、终极答案等的想法与尝试，但并不是所有思想家们都有兴趣、有能力去参与“第一哲学”的讨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面前，特别是在愈来愈发达的社会经济面前，有一批人选择了对社会经济进行研究，也就产生了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依赖数学模型与计算不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更宏观也是更本质的层次。而对本质进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一旦开始反思前提便会进入到私有制的范畴之中，而这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所无法深入也不会深入的地方。这也恰好证实了，破除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在当下愈发必要。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经过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三个阶段，在这不同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物，两者均关注到了劳动在财富生产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财富产生的源泉。但是，他们同样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些难题决定了他们思想所形成的学派的解体。

　　这种难题的其中一个表现是劳动的性质问题。在商品交换的前提下，货币和劳动是等值的，但是却出现了劳动者越来越贫困的事实。劳动者的劳动本来应该作为财富的源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结果？这样一个问题始终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中，并最终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何处的问题。无法解决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个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只要再进一步就会深入到对资本和私有制的批判，这恰恰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不愿也不会面对的。

　　因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的回避与悬置或是不解决，实际上在为私有制辩护，这种辩护在错误的劳动价值论中便体现为，只要劳动就能获得财富。如果工人坚信这一点，在努力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那么他们得到的会是而且只会是更加沉重的剥削。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种错误的劳动价值论思想进行批评，并予以澄清：

　　“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

　　3.社会主义，或是人类社会

　　根据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划分方法，除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外便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实际上是在对社会历史的正确考察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图式，本文探讨的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也能归结于这个部分。将科学社会主义放到人类理论的视域中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其本质也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尝试罢了，不同的是这种尝试的基础与前提。

　　回到资产阶级的理论视域中，要明晰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我们首先似乎要对资产阶级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明晰的考察，这也确实是很多理论家所做的。

　　以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思想家为例子，伏尔泰针对当时处于封建与宗教双重压迫的法国社会进行批判，在他眼里，大洋彼岸的英国因其发达的商业与民主的君主立宪而十分强盛，反而法国因为双重压迫而导致人民失去自由与权利，饱受压迫，人民没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而不得不依附于他人，国家与社会也因此而日益衰弱。基于他对英国的关注，他自然提倡君主立宪、反对宗教，对自由理念的追求更是贯穿他的一生。

　　卢梭对于人类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考察是同时代最为深刻的之一，和其他思想家一样，他同样注意到了人在早期自然状态的情况，不同的是，他尤为关注人从自然状况进入所谓“社会”或是“文明”状况的条件，他认为这个条件是私有财产，总而言之，正是因为私有财产才导致了人类的不平等。这种对不平等的考察深入到私有制领域是少见的，但是卢梭认为自从有了私有制，人的物质文明越是发展，其精神文明反而越是贫乏，解决的方法则被归结到了其“社会契约”理论之中。

　　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有的思想家开始提出并着手进行尝试废除私有制的尝试，所谓“社会主义”的概念由此慢慢形成，这种概念的雏形大致可以追溯到十五、十六世纪的“乌托邦”概念（见社会主义运动史）。但是，较出名且有着较大影响的是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即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本质上来看，他们试图在人之间建立一种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联系，所以，这种尝试的失败也就源于这种新基础的不完善。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逐步从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种可能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新的社会形态的理论构建。这种理论的构建同样是双重的，要为正面、积极的一面寻找理论的来源、界限与合法性，同时也要针对负面、消极的那个部分提出解决办法来进行自我维护，这种双层的构建不仅是理论家自身的想法，更是社会运行的要求。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旧社会相比最突出的便是其现代化的一面，在理论上体现为民主、自由、道德等理念的主导地位。可是，这些理论在根本上是抽象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在针对双重压迫时尚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而当双重压迫逐渐成为非主要矛盾后，无产阶级被镇压、利益被抛弃将成为绝对的事情，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法国就是最好的例子（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这样的叙述：

　　“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

　　但是，按照传统，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着”尝试的失败通常被解释为，当时的时代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时期，生产力不足以支撑这种新基础。那么，这种解释何以成立？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内部，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相互关联的整个整体为基础，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也方可真正地解答本文的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