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郑州富士康疫情的消息传的满天飞,而富士康几次言语模糊的声明更是加剧了公众的担忧,网上富士康返乡工人的信息尤其让人揪心。几年来,全国在防疫上,不是没出过篓子。凡捂盖的都没好下场,但真有问题,只要及时呼叫援军,也能救回来了。而像这次富士康这样,眼看事大,最后两手一摊,万事不管,任凭大坝决堤,坐看沧海横流的,闻所未闻。疫情三年,国内之前有哪一家工厂公然要求工人顶着感染风险上班的?这要放在战争年代,就是面对敌人进攻,不及时通知友军,擅自放弃阵地,任凭敌军深入后方,恶劣之极。
这是什么行径,这是典型的国军行径。富士康说起来,还真就是台资背景的国军。如大家所知,台企的管理,一贯风评不佳,格外追求逐利性,经常在底线徘徊。富士康作为超级大厂,这些年也出过不少事,如今出这么大的事,也只能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出事之后,面对舆论哗然,富士康方面的一些人也做了解释,说了不少现实的困难,有一张截图经富士康管理层转发之后被广泛传播。实话说,困难有,但也有点不打自招的意味在里面。或者说,这些说辞暴露了一些思想和治理上的问题,都不是富士康独有的。是自疫情长期化以来,我们社会生活中经常能见到的各种混乱思想、管理不足,治理的痼疾,共同集中在这件事上,再遇到富士康这样一个绝佳的突破口,最终爆了这么个大雷。
我们不妨就按这张广为流传的截图来一点点分析。第一点他们在强调,工厂不能停的问题。郑州的富士康作为一个超级大厂,牵涉大量上下游产业,确实存在不能停,不敢停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寒冬下,可想而知,富士康对郑州当地经济的重要作用。
但这里,我想富士康说的恐怕有不尽不实之处。富士康的运转实际上不是不能停,是不能缓。最直接的因素,恐怕和赶工苹果新款机的订单有关。说到底,是现在生意难做,难得有大单,要加紧赚钱,一分都不能少,这才是他的核心诉求。
我想富士康的疫情还是和有关部门通过气的,但是否如实,是否存在避重就轻,恐怕后续调查都要说清楚。当地政府显然有一定的责任,但由于富士康在当地经济的特殊地位,这样的超级企业也确实普遍存在难管,脱管,本级政府管不动,上级政府管不到的问题。现在看,这样的企业就应该有一套垂管重点监控的办法。我想也是我们在今后防疫工作中应该去注意并一定要克服的。事实已经证明,是不能指望资本家自己有觉悟的,何况还是台企。毕竟,富士康的老板在以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过,如果富士康被大陆威胁,随时随地有能力转移生产基地。
说到底,富士康防疫最后会失控,就是唯利是图的问题。富士康的说辞,只给出开和停两个状态就是唬人的。不外乎是刚发现的时候,不愿意大张旗鼓,觉得自己能行。等到疫情扩大了,不敢大张旗鼓,欺骗自己能行。实在不行了,就像大堤上已经布满裂缝了,徒然的拼命用手去捂,最后自己筋疲力尽,一屁股瘫倒,眼看大堤瞬间垮掉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停工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早请示、早报告、早呼叫支援的问题。富士康就是一个典型的算账家,算来算去,最后算到穷途末路。一个是低估了病毒,一个是高估了自己,这里面的根本是利令智昏。富士康厂区号称有二十万人,早报告,严格上措施,可能会隔离好几万,这肯定影响他生产、赶工。尤其是当下,工人也不好找,但这么一犹豫,错过时机,一步错,步步错。
富士康是个大企业,应该很熟悉安全生产管理。虽然最后是以疫情管理失控的形式爆发,但这不就是典型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吗?心存侥幸,贪得无厌,是事故之源。由于富士康在当地经济的支柱性地位和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我想他们肯定以此和有关部门进行了反复博弈,想方设法拖延、掩饰,多拖一时,好多赚一点。这几乎是那些明明有许多隐患,又宁死不改,最后死无葬身之地的事故企业共有的通病。毕竟是台资大企,只能说,这就是各种土老板们的骨子里的东西,前仆后继,永不悔改。
第二点,富士康方面也提出他们厂太大,人太多,虽然尽力了,但实际上难以管理,有点力尽关山未解围的意思。这话说得好,好在不打自招上。以中国各路资本家为代表,不少国内精英就是这样的。能赚钱,带来好处的都要占尽,要背责任的,尽义务的都要推个干净。以这些人为主体,还有一群跟风的精致利己者,就是天天反对防疫,高喊和国际接轨的主力军。
其实,我也承认,富士康这点说的对。在疫情严峻且长期化,这样的特殊时期,像富士康这种超级工厂,极端人员密集区,靠资本家那套能省则省,能不负责就不负责的做法,肯定是做不好防疫工作的。他们出事的时候哭诉管不到,没出事以前,他们可绝不是这样的嘴脸。一个个恨不得把厂子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视各种规章制度为压迫,劳动保障制度是妨碍他们赚钱的大敌。
就像富士康说的,二十万人的大厂,那不是一个单纯的厂子,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这个人数顶得上一个小县的总人口,而一个县有五套班子,上万干部,现在只靠资本家和他雇来的一群手下,真有大问题能顶的住吗?你既然是一个小社会,就应该充分纳入大社会的管控中去。这样大的一个企业,更该承担其社会职能来。而这又是富士康一类的资本家千方百计所在逃避的。
我一说企业的社会职能,只怕马上就会有人说,这不就是企业办社会吗?这不是效率低下的旧国企吗?且不说,在我国,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不是存在一个污名化的问题。我们看如今这样的特殊时期,整个社会难道不应该密切配合,人尽其责吗?这就是时代变化了,要与时俱进,而不是脑子还停留在二十年前。我们都知道自己才是自身防疫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企业,尤其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又怎么能置身事外,只管赚钱,不管治理呢?
实际上,富士康一直在强调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在强调疫情不像传闻说的那么严重。为什么最后他的管控崩溃了,就是失去了工人的信任。这种失去信任,不止是他本身管理能力的问题,更是工人和企业本身立场的问题。
富士康是一个大企业,在制度上还是比较正规的。但这种正规的另一个面,是以富士康为代表,人力密集型产业对工人劳动力的极度压榨。包括多年前的富士康工人连续坠楼事件,都是这种高压生活的体现。当代的年轻人把进厂当做一种毒咒,可见这种生活有多摧残人。而富士康甚至还是能炫耀在同行面前炫耀的正规大厂,起码干活发钱及时,待遇还行,那些还不如富士康的小厂更可想而知。
但这些都是在平时。真正到了生死关头,工人会信赖这种一门心思剥削自己的资本家吗?平时就是能用就压榨到极限,一有问题就扫地出门,到了危难之中,谁敢相信这样的企业?
我相信当地政府介入以后,富士康工人的防疫工作会好起来。防疫要做好,首先就要有人民的配合和信任,三年来的经历一再证明这一点。而富士康不行,另一个根子就是工人对他没有信任,更不可能配合他。
中国人面对大灾大难的时候,是讲责任感的。四川电站的两位师傅,在地震的时候,想的不是逃跑,是拼死要关闭泄洪闸。而富士康的工人,在疫情漫延的时候,要逃离产区。这绝不是工人觉悟的问题,完全是富士康那帮台干逼出来的。说的不客气一点,这就是新旧中国不同治理的区别。
既然事实已经证明,包括富士康自己也承认,在如今这样的大环境里,遇到危机,他们管不了,顶不住。那么进一步加强像这类大型私营企业的管理,当然势在必行。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大企业不但要配合,还要拿出真金白银来,不要老想着防疫是国家和政府的。富士康就是前车之鉴,就是很好的教训,企业主是不能克服自己贪婪的本性的,就是要有人帮他体面。
一直以来,我们的企业中存在着对劳动保护的各种刻意忽视,对劳动权益的各种不尊重,都是典型的企业只管赚钱,不管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而监管上,也因为经济发展的优先而存在着诸多缺失。但说到底,中国的企业,不论公私,都应该一样的讲社会主义的基本底线,要学会尊重人的基本权力。
最后,我想国军终究是善于做反面教员的,富士康确实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即使在国内这样严格的疫情管控条件下,一点点的疏漏,就会给生产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冲击。可想而知,要是像西方国家一样,对疫情放任自流,又会发生什么?
实际上,我们这个号也多次谈过新冠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个问题。并不是想一些人幻想的,牺牲掉老人和体弱者就能扛过去,恢复到过去的好日子。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表明,新冠的后遗症是广泛发生的,而往复感染将增大后遗症的概率。这不是是单纯的健康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就像富士康也试图顶着疫情赶工,搞阴阳班,结果如何呢?实际上,新冠已经在世界上造成了广泛的劳动力匮乏,富士康所谓的阴阳班在疫情失控的国家里是难以避免的。大量的新冠患者持续工作,并不是因为西方的新冠不杀人,而是因为他们的政客敢于不在乎新冠会死人。但就算他们不在乎,这种劳动力匮乏在西方也在发生蔓延,由此引发了物流危机和严重的企业生产不足。
西方发达国家如今还能通过引入廉价移民,购买中国工业产品来勉强维持。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国内中低收入人群众多,劳动密集人群量大面广,又面临西方的空前封锁,内外交迫,是难以承受这种冲击的。更不用说,全球经济萧条的严冬已经吹袭而来,国内经济正处一个关键的升级点上,又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除了坚守阵地,严格防疫,没有别的出路。一旦我们贸然放松对疫情的管控,导致生产的连锁紊乱,那不止是我国的灾难,恐怕会最终引发全球性的生产危机,造成极端可怕的全球灾难。
就像我多次说过的,新冠是一个严厉的考官,它不讲情面,不容欺骗,无情地检验着我们的工作。我相信富士康的危机,很快能得到克服,但这个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要从各种血淋漓的教训中,意识到正确道路的重要性,从中汲取教训,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用毛主席的话说,“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