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日公开消息，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原总参谋部警卫局警卫秘书孙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已于上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孙勇同志是河北省大城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勤务员、警卫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朱老总处警卫员、机要通讯员和毛主席处警卫员、副卫士长等职，近距离陪伴了毛主席足足二十年（1947-1967年）。
建国后，他历任副科长、副处长、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等职，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家乡韶山冲，正是由孙勇同志陪同同行。
那年重回故地，主席也正是面对着孙勇、李银桥等同志时，感怀万千：
我32年没有回老家了，这次回家看看，父母早已去世，也没有其他直系亲属了。
为革命，光我一家就献出了六位亲人的宝贵生命，是包括他们在内牺牲了许许多多的先烈才换来了新中国！他们是功臣，是英雄，我们活着的人要永远纪念他们。
我现在只能看旧居，看看生我养我的地方，看看家乡的变化和走访一下乡亲们，参观韶山学校。
说着，毛主席加重了语气，对孙勇说：
你们不要阻拦乡亲们。对家乡人，你们一定要热情，讲话要和气。我到乡亲们家中做客时，人家要是给端水喝，送东西吃，你们不要加以阻拦和干涉。这是人家的一片好心。乡亲们想见我，想同我靠近一些，你们也不要干涉……要转告湖南省公安厅的同志，让他们也要注意此事。
早在1949年进京之前，毛主席在西柏坡对孙勇等警卫们戏言：
我向你们提一个问题，你们对我为什么那么好啊？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才想通了，你们这些同志是只能为官，不能为人。
主席这句话一说出来，警卫员们目瞪口呆，不知为何这样批评……
这时，主席笑着解释说：
说你们只能为官，这就是说你们都对我好，不是都为了我这个‘当官的’吗？说你们不能为人，是说你们不能为你们个人考虑考虑嘛。我看到你们这么多的人在我这里站岗放哨，一呆就是好几年，要是你们在前方，早就是什么‘长’了。
大家恍然大悟，向主席说出内心话：
不，主席您不是官，主席是人民的领袖。我们为主席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只要工作需要，为主席放一辈子哨，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我们也情愿啊！
“为什么服务”，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其实很简单，用毛主席的两句话说就是：
① “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
② “做什么事都要为群众着想”
先说这第一句，“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
1933年11月，年近不惑的毛主席继三年前的兴国调查之后又率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检查团来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社会调查。
在长冈乡，晚上他召开调查会，白天和调查团的同志们分头访问群众帮助群众挖蕃薯、刨花生、种油菜。
一天，毛主席在村子里看见一幢新房，问：“这房子是谁家的？”一位乡干部告诉他：“这房子是贫农马荣海家的。”
原来，马荣海土地革命时分的房子不慎失火，烧了一间半，乡政府就和互济会发动群众捐钱、帮工、找料，用了三天时间盖起了新房。
毛主席听后很高兴地连声称赞乡干部做得对：
政府应该十分关心群众生活，群众才会把革命政权当做自己的生命。
离开长冈乡之前，主席语重心长地叮咛乡干部：
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推向全国去。这就需要我们做许许多多实际而具体的工作，就得关心群众的痛苦，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这样做了，群众就拥护我们，把革命当做无尚光荣的旗帜。
来年，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会上印发了《长冈乡调查》。
毛主席做报告时，高度赞扬长冈乡苏维埃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
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真心真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
再说这第二句，“做什么事都要为群众着想”。
建国后不久，主席邀请当年在清水塘时的交通员、革命老人谭熙春进京。谭熙春给主席带来了乡亲们送的腊肉、腊鱼、鸡蛋、盐辣椒、苦瓜、皮紫茄等家乡土特产，并告诉主席：乡亲们过得痛快，就是患了心病，想从湘潭城起，到主席家门口修一条七八丈宽的笔直的公路。修路虽然要占田1000多亩，拆屋100余间，可乡亲们都感到光荣：“家里出了个国家主席！”
主席边听边想：修条路，占那么多田，拆那么多屋，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岂不太劳民伤财吗？翻了身，刚好点，又来这招，群众可吃不住……
他听着听着。陷入了沉思。
谭熙春老人只顾说话，全没注意主席的表情，当看到主席慈祥的面容上出现了少有的严肃神色，吃了一惊：“主席呀，您怎么啦，不舒服吗？”
主席幽默地说：“乡亲们的心病要我治，我的心病也只有乡亲们能治。”
说着，拿起电话：“岸英吧，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毛主席让岸英见过谭伯伯之后，告诉他说：
代我去韶山一趟，转告同志们、乡来们，我毛泽东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公仆为主人之理，没有主人为公仆之道。
公路不要通我的家。请地方政府的负责同志多考虑一下群众的利益，做什么事都要为群众着想。
到韶山的公路，我的意见在从湘潭去湘乡的公路上分支过来最好，路面的宽度要比原设计的起码压缩一半，尽量依山傍水，不占良田。不拆一间房屋。
岸英到了韶山，讲了父亲的意见。大家便按照毛主席的建议从湘潭公路的七里铺分路去韶山。开的路也不过六七米宽,绕田避屋，依山盘旋，没有影响群众种地和生活。
替群众着想，站在群众的角度行言谈举止之为，这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公仆的基本从政意识，只是往往言易行难。
从呼和浩特的李少莉局长，到郑州的刘红英书记，这两位近来舆论爆火、争议不断的干部，似乎一个不是共产党员，一个不是带有行政编制的官员，但她们却都不一而同地反映了某种政治变味，最终的结果殊途同归：失掉群众的信赖度和依靠感。
从李少莉的所谓“天价耳环”说起。
领导干部能不能梳妆打扮，能不能佩戴昂贵饰品？
理论上来说当然是可以的，特别是对于确实是自费购买、在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的购物行为，显然没有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凡事分场合。
正如有时候同样一句话，甲说得，乙说不得；甲在A地说得，在B地说不得；甲在A地的某时某刻说得，在A地的他时他刻说不得。
一个很简单的内理：群众对领导人员是有期待的，而这种期待在特殊时期——疫情持续封控、民生状况走低、民情民怨微妙——就会更加被放大化。
此时，你作为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面对舆情汹涌、在许多人的日常生活被严重影响的当口，却端庄优雅地走出来，一副雍容华贵、一尘不染的精致作态，只会让百姓觉得你不食人间烟火，“你我不在同一个世界”。
本身，食受皇粮的干部们在百姓的日常认知与印象中就已经是高人一等、油米不缺、衣食无忧，那么大疫之下这种不公平感会更加加深。
这时候，一位细皮嫩肉、保养得体却业务能力明显欠缺、读个稿子还要一笔一划磕磕巴巴的领导呈现眼前，隔谁谁能没点情绪？
就像我之前很多次说，我非常反对“大白”在公共场合跳舞、欢闹、嬉戏。
要明白，这是疫情，这是一场公共灾难，不该是欢声笑语的舞台，这与“乐观抗疫”无关。
有的人的家门就因为所在街道出现了一例阳性而被焊死、无法上学或工作，有的人被拉到偏远又混乱的方舱被迫隔离，有的人的家中被一刀切式的消毒消杀、“清理感染物”……对于太多人来说，活蹦乱跳、欢声笑语的“大白”们，会以人作何感想？
反正，我长这么大是从没见过哪个消防员在火灾现场跳舞的。
公仆们在公共灾难中与群众展现出两种生活形态，这只能说明一点：脱离群众，群体分化。
1949年进京前，毛主席会见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前嘱咐警卫员：
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警卫员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便“诉苦”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主席则笑对：
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在西柏坡时，就有一个同志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还有一个同志说：“进城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
毛主席听后说：
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
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
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
共产党的干部（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归党的纪委管辖）讲求形象，但从来是不讲求“精致”的。
精致这个词向来是属于“利己主义者”，而共产党人不是利己的，是奉公无私的，是敢于在泥水里滚三滚、在枪林中挡子弹的。
向历史看去：
晒得发黑的浏阳县陈再仁书记
跑得飞快的汝城县曾春桃书记
穿得最土的邵东县刘中心书记
睡得最少的兰考县焦裕禄书记
还有许多许多和工农阶级劳动在一片田地上的「领导」，他们一生与精致无关，他们满面尘土、双足泥泞，但他们的名字却锃亮鲜明：人民公仆。
从这里，可以再延伸到郑州的那位同样不讨好的社区书记刘红英：群众为什么对刘书记口中的“成人礼”如此反感？
严格来说，成人礼这个十分传统的汉民族礼日在今天更多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价值和伦理属性，特别是丧失了社会层面的公共属性。
相比于古时对青年男女的道德塑养，如今泛娱乐化的成人礼，较大成分早已沦为价值虚化但极为享乐化的私有仪式。惦念儿女的成人礼也少有公共取向，更多只是私门家族内的酒肉茶欢。
从这个维度看，便更加放大了那位发言人用耽误陪伴女儿成人礼来“衬托”防疫工作劳苦的不合理——因为所谓“成人礼”，根本无法博得疫情中被封控得焦虑忧愁、寝食难安的老百姓们的共情。
那位发言人如果说自己女儿生病之类的而无法陪伴，是一定能够让群众产生共鸣并致敬的。
但是“成人礼”？别闹了。
大多人也都有孩子，但他们更多都在为自己的孩子极不稳定的生计、状态起伏的课业、前途渺茫的未来而担忧，甚至有的孩子直到今天还依然奔波在从富士康回家的路上——有几个人的生活中会挪一个位置去给一个洋气花哨的“成人礼”？
从呼和浩特的精致面容配丝巾耳环，到郑州的成人礼，我们常说领导“不接地气”，又或者说官员“情商低”，其实本质都很简单：就是「脱离群众」。
半个世纪前的“四清”运动，毛主席曾在北同威尔科克斯有过一场深刻的谈话，他忧心忡忡：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
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他们联络部(按:指中共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
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也来到中国，主席同他进行了更深一层的谈话。
主席向金日成同志倾诉：
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
随后，主席顿了顿，面情严肃地问金日成：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金日成同志认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们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主席倒是给金日成鼓了鼓劲：
总会比阿尔巴尼亚好一些。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尼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假如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是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金日成又追问：
你不是说，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义吗?
主席又回答：
是打了预防针，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在座有不少朝鲜的年轻同志，你们不要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这样就不对了。
中国有光明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还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约有1000万人。我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1/65，就是65个人中有一个。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我们常说“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
中国文明传统的世界观在我看来有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为政治秩序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
与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国的世界观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国家，达到与“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所高呼的、几乎是与传统儒纲大逆相悖的“人民万岁！”。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割裂了人民，权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一切私家相受、门阀封建的世袭代际，都是共产党人的对立面。
我曾在微博发过一句话，后被没收：
权力，永远只会为权力的来源负责。
当来源是上级，便会陷落「唯上主义」；
当来源是人民，便会站稳「人民立场」。
早在1912年，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青年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
这就集中表现为底层百姓不相信国家法律和政策，因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是法律是违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青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岁的毛泽东写下了宏伟呐喊：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近半个世纪后，1966年6月10日，年过古稀的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还尖锐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主席的批示则如下：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
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这样的雄心，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只有他是不变的。
如哲学家南怀瑾所言：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是看病不要钱，二是上学不要钱，三是干部与老百姓“共穷”。
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
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把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改造为平等社会，他把一个腐败丛生的社会，改造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人民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当一个15岁的农家女面对国民党的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未来的有一天共产党的干部竟然会通过脱离群众的“卖惨”，来给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进行叫苦与粉饰，甚至还能引来一部分人的“理解”与“支持”……
前文提到岸英，本文不妨就以岸英在建国后给表舅向三立的一篇回信收尾吧。
就我个人而言，真心呼吁岸英同志的这篇回信收录进校园的教科书，以及各级党校的必备教材：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红歌会网 SZHGH.COM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397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