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听基层干部讲些不适合摆到台面上讲的心声

【医务人员在结束核酸采样工作后进行消杀。新华社资料图】

　　2022年已近尾声，谈起今年的工作生活，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基层干部们，向笔者吐露了一些“不适合摆到台面上讲”的心声。本文例举了部分实例，其间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深思和警惕，如何避免更多地区重蹈覆辙，也显得尤为紧迫。

　　某天，一向沉稳内敛的政务干部小甲一反常态，在短短几小时内变更了十余次微信头像，并在朋友圈以各种身份不断转帖评论。

　　当我好奇询问时，他无奈地说：“你就当我突发恶疾了。”

　　原来，今年年初，他所在部门响应上级部门要求，开通了微信服务号。“领导要求，让公众号成为服务和宣传的新渠道。”可是，上级部门只提了开通账号的要求，对于电子政务的运营，既不提供业务培训，也不查漏补缺更新迭代，久而久之，这个小众的地方部门公众号便无人问津。

　　“最近，上级忽然又想起这个号了，看数据不好便把指标下到我们最基层。”原本就有大量基层工作积压着的小甲，既分身无暇，也不想“骚扰”亲朋好友以换取“流量”，便一人精分了数个身份，再转发公众号内容截图留存，以应付转评指标。

　　近几年，各地政府聚焦数字政务服务，很多地区争相申报各类试点项目和试验区。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个领导其实不懂什么大数据、区块链，到省上去学习或者开会，听说正流行，回来就想‘蹭热度’。”西部某县一名法务人员表示，他们县人口并不多，且以老年人和留守妇女儿童为主。公检法系统的“电子卷宗”改革和所谓电子便民服务，很快因为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火速降温、沦为摆设”。一位机关干部说：“一些照搬先进案例的试点项目，试点期全力以赴、期满后没有长效评估和实效，只有领导靠这些花架子换来了短期政绩。”

　　个别“拍脑门”决策，甚至在机关与基层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制造了对立与纠纷。

　　警察阿岚和我讲述了她的“下基层”经历：今年9月，B市公安局某领导决定，9月至10月，开展“我为基层值一天班”活动——双休日，各机关警察到派出所执勤24小时，并每周撰写“基层工作心得”。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法警、政工、户籍警等“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地下基层执勤。一位派出所所长吐槽：“一天的‘帮忙’收效甚微，关键是打乱我派出所工作节奏，影响我们内部协调调休。”更让人无奈的是，某地开了先河、宣传稿一发，其他地区领导也开始效仿。9月底，Y市公安局紧随其后，启动“派出所吹哨，机关来报到”机关支援机制。宣传稿中写道：“民辅警主动放弃晚上休息时间，有的刚刚忙完手头工作匆忙吃个方便面就过来了，有的参加完活动后继续回到岗位工作至深夜”、“最大限度减轻基层一线警力不足的压力”。

　　L市，在警犬基地工作、远离城区的警犬训导员阿晓告诉我：“白天在基地工作，晚上我去城里规定区域巡逻。本来辖区派出所民辅警就有常规巡逻规划的，我来了后人生地不熟，他们还得派两个人陪着我。”如此巡逻了几天，大概摸清辖区情况的阿晓“求着派出所民警不要陪自己了”。他说：“派出所本来就累，我来了还占用他们休息时间，心理负担太大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案例。

　　“群众啐我们一句形式主义还算好的。”回忆起那个深夜的情境，阿明表情痛苦。那一天，阿明及同事们在傍晚忽然接到通知，冬季燃气中毒事件易发，为了“防微杜渐”，某位领导临时发出政令，要求在24小时内，对全市千万人口进行入户燃气安全检查。

　　“结果可想而知，深夜很多基层干部们还在腆着脸入户时，市长热线已经被愤怒的群众打崩了。”一位知情者对我说，“别说公安社区这些基层老耕牛了，那天深夜连法官、检察官、妇联、文旅都入户检查燃气去了！群众想不通，我们更想不通。且不说我们不是燃气安全专业人员，即使是，三更半夜敲门入户、草草检查一下让群众签安全知情书，有几个群众能理解配合？”

　　这场“闹剧”在凌晨2点民怨到达顶峰后被叫停。后来，某分管领导告诉我，他们将基层反映的情况如实反馈给大领导，领导却说“多做做群众思想工作”、“你们不懂燃气可以凑近管道闻一闻嘛”……

　　靠“拍脑袋”来“服务基层”的领导招致了“群众无感、基层不满”的结果，而真正了解基层、敢于担当的领导则是起到了群众满意、下属乐意、工作高效落实的“三赢”作用。

　　“感谢组织给我正名，让我彻底放下思想包袱和顾虑，我一定更加积极主动作为、履职尽责！”今年，领导的一番作为，让J市基层干部阿斌感慨万千。

　　6月，区上接到上级转办的信访件，举报阿斌工作存在问题。驻区纪检监察组高度重视，立即调取相关资料，多次实地暗访，组织专家评查小组进行评查等。经多方查证，未发现信访举报中所列行为。

　　虽然上级对信访举报作了失实了结处理，但受到调查后阿斌明显心情低沉、不愿与人沟通交流，做事也变得犹豫不决。这些变化被他的领导看在了眼里。

　　“切勿因举报投诉而怕担责、萎靡不振，要继续大胆工作，我是你坚强的后盾。”为了给阿斌正名，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干部澄清大会，并联系新闻媒体主动向民众公示、寻求监督评判。事后，很多基层干部表示，组织没有粗暴追责、而是依据事实为基层撑腰鼓劲，这一点也使自己的工作干劲得到了提振。

　　“累是累，但我累并快乐着，很有成就感啊。”P地的派出所所长老马如是说。而在Q区派出所，民警阿荣也是一个无需“5+2”、“白加黑”，能时常陪伴家中老人、妻女的快乐民警。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该地区的大领导没有花架子，没有布置大量会议、报表、材料；各部门各司其职、有条不紊，不管是机关还是基层干部，都“深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领导自基层做起，专业领域知识过硬且经验丰富，又时常深入最底层、冲在第一线，基层即无“外行管内行”之苦，亦在“领头雁效应”下有所付出、有所得。

　　基层干部们的感触为何大相径庭？事情发生在基层，根源却不在基层。

　　一些知情者顶着压力，向笔者透露了领导班子联席问题。

　　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多部门分管领导集体议事的会议形式。很多时候，领导班子统筹安排，及时调度、安排、研究、处理重大问题，及时沟通反馈、统一行动，将所涉事务的专业部分交给对应职能部门，意在节省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水平。

　　然而实际工作中，部分地区却存在“席而不联”的问题。个别部门领导只出席会议、却不参与职责分工，导致“只来看会、开完便走”，还加重了基层材料负担。

　　例如，某村一位驻村干部就提到这么一个案例：上级各部门布置的婚丧改革调度评比，大大小小十余项。村里没人去世，竟然还得写丧葬改革报告和学习心得，“没参与分工也得写、没得写就靠编”。

　　此外，联席制度本意是整合行政资源、融合部门职能，实现“1+1>2”。但个别领导为了个人功绩，人为树立工作壁垒。

　　例如，某市国庆节期间，为了做好防疫工作，文旅局干部去排查外地游客输入本市的酒店，在酒店里与工商局人员撞在一起。稍一了解，基层干部们面面相觑——部门之间有内容重叠的地方，领导不愿意共享信息或资源，便要求基层干部们“再做一次”。

　　酒店经营者也颇为不解：“刚刚才让我填写录入过的报表，改了几项几分钟后又让我再填一次？”而基层跑断腿、民众不厌其烦的信息采集，有时只是某领导在汇报部门工作时，表明自己又多了一份实际摸排的“台账”。

　　“诸多因素叠加，现在联席制度内部开始出现踢皮球的情况。比如一份文件出来了，各单位都出电子版，都不愿意先盖红章，因为哪个单位它最先盖红章，后面就要应对民众咨询求助、事务推进、复盘总结，甚至出问题得担责。没盖章的单位就会摆出一副‘它盖章的你去找它’的态度。原本很好的联席制度频频出现这种怪象，把基层工作人员搞得疲惫不堪，我感到很焦虑担忧。”一位基层干部如是说道。

　　还有其他分管领导指出，“以前省市机关的事情要少些、待遇也少些，基层事情多些待遇也高些。今年省上待遇涨了，基层反而在缩水、事情也在加码。”

　　而在笔者深入了解后发现，个别地区，联席制度也变成了“联席隐身、公安包干”。国家明确要求政务部门改革、治理的无效警情，再次在联席会议上被巧立名目推给“反正24小时在岗”的公安队伍。

　　除此之外，多头打架、层层加码以及泛政治化、行政化倾向逐渐严重的苗头，也值得警惕。

　　“大白”小李讲述了这样一个遭遇：

　　天蒙蒙亮时，小李便抵达小区。大多数业主在物业通知8点半开始采集核酸后，准时排好队配合检测。“11点多就采集到了99%以上的样本，偏偏有几个人以各种理由没有来。”

　　小李说，“上面要求不漏一人，所以大家都不敢走，一直等到下午4点，为极个别人检测完才收工。”他说，此前也有采集到接近100%、便撤走的先例，也通知了未配合采集的业主自行检测，但那位市民，下午回到小区得知小区点位已撤，便不停打12345投诉，最初撤走的“大白”也因此被追责。

　　之后，该市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白”只能穿着闷热的防护服，坐在空地中盯着门可罗雀的小区检测点位苦等发呆。甚至，极个别检测点曾因有群众插队打架事件，领导便要求“机关下沉”，此后一个月天天派人蹲守。

　　这不禁令我联想到“快乐民警”阿荣，他的同事也曾接到无理投诉，领导不仅没追责反而积极慰问涉事的无辜民警；遇到无效警情及奇葩要求，领导也不会大包大揽，而是坚持原则要求政务回归职能部门。

　　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的宗旨，但是，党从没有将此庸俗理解为市场关系中的“服务”。此外，“为人民服务”是整体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用个体价值来代替，尤其在当前的基层治理多元诉求中，为人民服务应是为最大公约数的群众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巨婴”。

　　否则，看似呵护了个体的利益，实则损害了更多遵纪守法、一再配合的善良民众。长期以往，矛盾积累得就越多，逼得原本守序配合的民众也开始“按闹分配”，也使疲于应付而无所得的基层干部们逐渐麻木。

　　那么，为什么一些领导热衷于督查考核，而不是“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呢？除了领导自身的工作风格，或许，与这些年数据化、精细化考核有一定关系。

　　第一，从各单位部门年终报告及考核结果中不难看出，“召开了多少会议，出台了多少文件、开展了多少督查、有多少数据台账”等，成为了部门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与部门领导的升迁挂钩。这也促成了各个职能部门竞相“卷”管理、“卷”数据：规则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细化、工作泛化且细碎。例如，有基层干部反映，有的乡镇一年签订的责任状、任务书多达几十份。

　　第二，各级职能部门皆可管理基层，“属地化管理”原则使部分“甩手掌柜”在召开会议时，层层分解任务量化指标，把自己的职责嫁接给下一层。同时，某些职能部门在要求基层“既要又要还要”的同时，却由工作主体变为了监督主体，在会议程序、材料报表、数据管理等方面进行“高标准、规范化要求”。例如，不顾地区差异和实际情况，要求指标任务“全面完成”，甚至直接将本级指标转嫁给下一级。而基层是最后一级，权小、人少、事多，退无可退。基层的权力与资源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请示常常“石沉大海”，“摊子越做越大、心里越来越慌”。

　　第三，上下夹击、异化扩散。外界压力越大，事物越容易变形。一些基层干部作为建设最前沿，矛盾的第一线，渐渐成了“上下夹击、左右为难”的“受气包”；与此同时，部分职能部门或组织便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这种“行政化倾向”已开始从党政机关扩展到国企单位、事业单位甚至各级学校。

　　第四，追责机制。和西方不同，我国强调政府责任，属地出现问题，追责是必须的，但正是这种对于责任的重视，使得科学追责，合理追责显得尤为重要。疫情第三年，尽管中央反复提及禁止层层加码、“一刀切”，但在一些地区却愈演愈烈。一部分原因在于，前期在责任书签订时，一些中高层级部门把本部门应承担的压力顺着任务“搭便车”推给基层，而一旦属地出问题和责任事故，基层便会被“一撸到底”。如此催生基层出现各种过犹不及的防疫举措，甚至因此造成不少次生灾害。

　　小结

　　关于基层之苦、基层之累的话题，已是老生常谈。中央也多次发文，要求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压、为基层赋能。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让政策保障和荣誉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在减负、免责、强权、赋能上做文章。

　　例如，下派任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投入资源，下放诸如人员保障、事务决策等权力；减少“材料考核”、加强逆向问责，使基层组织有能力来推进治理，避免“看得见的管不了”、“只能逐级上报”、“出事即背锅”；打通联席部门之间“席而不联”的壁垒，以避免基层陷入反反复复的“人海战术”等等。

　　如此，才能使基层组织“支棱起来”，真正发挥他们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使基层干部能腾出手增进干群互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而更好践行枫桥精神。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政策落实之前沿。中国之大、情况之复杂，使得基层治理更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借助专业智库力量形成政策库、案例库、问题库，直面问题，积累各地经验做法，或许能避免同样错误的重演，此外也要警惕部分地区神经末梢角质化。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