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伊朗男足的行为表示由衷的敬意,真心的。
但是,我更遗憾他们没有接受过马恩列斯毛的教育——同时,我对简中的小布尔乔亚反贼们也深感可笑。
仅仅是在万众瞩目下奉上「不唱国歌」这样未成年式、逆反式的行为艺术,就可以拯救被宗教禁锢的人们吗?
这不是自主自为的「解放」,而仅仅是被导演和提线的「表演」而已。
我来告诉简中某些高潮迭起的小资们,对于宗教束缚的枷锁,什么是解放,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拯救——
建国前:
早在1934年1月,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就提到了新疆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掠夺!
1935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俞秀松出任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院长,制定了“以民族为形式,以马列为内容”的教育方针,领导全体师生加强马列主义学习,在新疆学院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启蒙教育。新疆学院由此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
30年代,党先后派遣上百名干部到新疆传播马列主义和先进文化,使新疆各族人民了解世界进步文化、开展新文化运动、追赶时代潮流成为可能。
仅以抗战时期为例,1933年以前,根本不被蒋介石国民党放在眼里的新疆地区,全疆只有60多所学校,2000名学生;而到1942年,在共产党的耕耘下,新疆公立会立小学达2463所,学生27.11万人,为新疆培养各民族人才打下了基础。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各族人民迎来翻身做主的这一天。
再看建国后: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广大农村随即进行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这直接瓦解粉碎了宗教特权势力对新疆人民的反动统治。
1952年初,新疆帕哈太克里乡来了土改工作队,全乡82%的贫穷农民人均分得土地3亩多,还分得了房屋和农具等。
许多贫困农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产,不再受到传统宗教高层的剥削压制,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他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一封信。
1952年3月23日,当时的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主席》,深切倾诉过去的苦难、描述翻身的喜悦,抒发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之情,并递请赛福鼎·艾则孜转送毛主席。
同年10月16日,该乡农民竟然收到了毛主席请赛福鼎·艾则孜转来的回信!全文如下:
喀什地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同志:
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毛主席的回信使帕哈太克里乡沸腾了!
乡亲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乡政府连夜决定第二天召开庆祝大会。
第二天早晨,专程送信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走进了会场。
赛福鼎将毛主席的回信当众转交给帕哈太克里乡乡长,中共疏附县委书记宣读毛主席的回信。
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会的维吾尔族男女老少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他们争相传阅毛主席的回信。
毛主席给帕哈太克里乡农民回信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出了帕哈太克里乡,迅速传遍了整个新疆大地。
从那时起,毛主席的这封信便被恭恭敬敬地挂在帕哈太克里乡政府的会议室里,同时也深深地刻印在维吾尔族农民的脑海里。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新疆在王震同志的领导下推翻了旧地主,在《凯歌进新疆》的歌声中和平解放了蒋介石和白崇禧安插在新疆的地主军阀及其控制下的土地和农奴,以及随后又大规模推翻镇压了像乌斯满一类的国民党旧部(也是美帝间谍)的反动反抗之后,新疆进入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人民当家作主,兵团落实贯彻党的领导,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是革命生产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最早的毛主席雕像就在新款乌鲁木齐的雅玛里克山上,建于1952年。
当时为见证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在苏联援建的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内修建了毛主席像,至2006年8月迁往雅玛里克山。
1962年12月28日,在毛主席的关切下,兰新铁路铺轨到了乌鲁木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藏疆蒙在内的边疆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高挂毛主席头像。
还是拿新疆来说,那个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曾背着百斤馕饼、千里进京问候主席的故事不用多说;还有新疆第一代妇女工作者之一的玛依努尔·哈斯木,家里迎面墙正中也挂着她与毛主席握手的照片(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毛主席接见维吾尔族代表时的照片)。
曾经新疆话剧团在1959年时有名的音乐话剧《步步跟着毛主席》,以及它的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您好,毛主席),老一辈人应有印象,都是那一阶段新疆进步文化繁荣、极端宗教阴影全无的标志。
可以一问:为什么毛主席能够凝聚起各族人民、挣脱宗教宗族牢笼?
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有革命的方法论,才能让被禁锢的政治意识与生产力在阶级觉醒的前提下被充分「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当家做主。
被细分化的女权运动同样如此。
1980年下半年,当时中央对新疆出现的新形势十分重视,曾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年迈的王震同志出席会议,并决定受中央之托再赴新疆视察指导工作。
那次,王老回疆还带了几本书,其中有这两本:《马恩列斯毛论民族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
再看十八大以来:
2013年,自治区党委形成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工作意见,即官方所述“自治区党委11号文件”,区分了民族习俗、正常宗教与宗教极端思想的界限,明确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这份意见后来成为各地州去极端化的主要参照依据;
2014年,新疆高校“去极端化”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民委,利用远程教育系统对伊斯兰界教界人士和基层统战民宗干部开展宗教政策法规集中培训;
与此同时,全疆扶贫大业兴起。
选几个我印象较深的:
2014年,疏附县托克扎克镇推进扶贫,自治区党委党校驻村工作队队长、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申德英,带领181户贫困家庭靠着每户补助5000元,发展庭院种植养殖,仅此一项每户年均增收1000元;
2018年,和田地区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推进扶贫,全民搬进新址,住进通水、通电、通网络的新房,当地党委政府带领村民建立养殖合作社,以集体经济的形式吸纳全部劳动力——包括女性;
2019年,和田地区亚贝希村推进扶贫,“北疆扶贫第一书记”许业平,拖着常年患疾的身体,大力推行大拱棚建设和瓜果蔬菜种植、平整复垦土地290多亩,一年内亩收入达到原来十倍以上,大棚春茬亩均纯收入超过3500元;
2020年,新疆全境脱贫摘帽。
八年时间,自治区党委努力消除阻碍妇女平等就业的壁垒,并制定实施扶持妇女自主创业政策,脱贫前的2019年新疆城镇新增就业逾48万人,其中妇女超22万人,占比逾47%;八年时间,新疆共有13名女性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21年9月,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最后一公里”的最后两条钢轨在道床上铺设完成,和若铁路全线铺轨贯通,今年开通运营,边疆不再边缘。
写在最后:
“解放”,是最根本性的权力。
妇女解放是服务于全体无产者的,而不是由性别作为群体横截面、被资本主义制度解剖出的怪胎异种。
恩格斯指出: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毛主席曾有一句话: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半个多世纪前,在毛主席麾下,中国的女性可以参加工业、农业的劳动,可以成为基层组织的骨感力量。
中国妇女历史上第一次挣脱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个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权力的压迫。
新中国建立后,大批的“妇女扫盲班”拔地而起,同时伴随着的是妓女、妓院在一夜之间被雷霆取缔。
妇女在新中国拥有了在民国时期完全不可想象的劳动地位、家庭地位、社会地位。
解放妇女运动,必须是嵌入于解放劳苦人民的革命中的,唯有革命才能撼动封建阶级。
用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的话恰如其分:
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起群众,并且以不可抑制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
而政治作秀不过是感动自己、服务帝国主义黑手罢了。
当着全世界的镜头和镁光,表演政治默剧,这不过是伪嬉皮士的街头嬉闹,它可以吸引流量甚至私财,但无异于真正的解放和拯救。
更不要提,这背后聒噪声最大、看似最为亢奋正义的“反极端宗教”的金主,却也是与我国边疆地带时时阴魂不散的极端宗教势力打得最为火热的力量……
因此,简中互联网上一群为伊朗国内的小打小闹动辄呜呜呜嘤嘤嘤涕泗横流、却对我国扎根进泥土里的宗教解放视而不见嗤之以鼻……也算是西方强势话语权的一种东方体现了。
不要把反动的政治颠覆,美化成民主输出;也不要把涂脂抹粉的剧场秀逗,拔高为革命战斗。
社会主义的宗教解放,屁股歪上天的小布尔乔亚们,你们碰瓷不得,你们也学不来。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