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根据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前主教练李铁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目前，李铁共关联9家企业，其中6家为存续状态，包括广州仕伯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沈阳李铁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广州仕伯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广州仕伯特体育设备有限公司）等，均与体育相关。
李铁在上述6家企业中均持有股份，同时在沈阳李铁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辽宁李铁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在沈阳天意体育文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在目前李铁名下的公司中，沈阳天意体育文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最新成立的关联公司，于去年12月成立——彼时李铁刚卸任国足主教练不久，李铁在该公司持股比例高达90%。
简单回顾李铁的商业生涯：
2012年5月至2015年6月，李铁任职广州恒大教练，辅佐里皮，2015年5月，广州仕伯特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仕伯特”）成立，李铁持股36%。
根据仕伯特官网，仕伯特开创了幼儿足球教育的先河，填补了国内幼儿足球行业的空白，李铁是仕伯特李铁幼儿足球教育的创始人。官网显示，李铁幼儿足球教育目前已覆盖全国15个省67个城市，累计覆盖幼儿园1028所，足球学员超10万名。
2015年8月，李铁担任河北华夏幸福足球队主教练。次月，由华夏幸福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沈阳孔雀城“英国宫”召开新品发布会，受邀出现在发布会上的李铁成为“英国宫”首位业主；2017年5月，李铁最重视的业务板块——位于沈阳的李铁8号足球公园开业——值得注意的是，足球公园的开发商也是沈阳孔雀城。
李铁8号足球公园的合作品牌中，除去沈阳孔雀城、健力宝与李宁，还有爱高这一足球器材品牌。
2014年，李铁担任国足助教时，向主帅佩兰介绍了爱高的产品，产品品质得到佩兰认可；2015年，李铁出任爱高形象代言人与全球技术总监；2016年10月，李铁担任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中方助理教练；2017年3月，李铁担任爱高股东；2017年8月，爱高成为国足器材服务商；直到2020年6月，李铁才退出爱高股东之列。
李铁此番被确定涉嫌违纪违法，并不一定是国家队时期事务。
李铁在国内总共辅佐过三家民营企业投资足球：许家印的恒大集团，王文学的华夏幸福集团，阎志的卓尔集团，无一例外全部是地产企业。
且目前在国内地产降温的大背景下，这三家房企旗下的足球俱乐部都在生死存亡之际，于中超末流徘徊。
而由于本次事端由湖北省方面主办，个人预测武汉卓尔集团应该跑不脱……这样的幽幽魅景，竟然时隔十三年再一次出现……
近十三年前，同样的一位足坛重要人士失去动向、人迹无寻——南勇，前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
2010年1月15日，南勇，正式被沈阳公安机关“8.25”专案组依法传讯，从此再未于公共场合露过面。
七天后，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进驻中国足协，接过了南勇留下的一地鸡毛，擎起了新的令箭。
是鸡毛还是令箭？这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十三年后的今天，回望那场震动中国的足坛官场地震，我们还会不会想起那个冬天发生的故事，以及太多之于南勇、之于中国足球官场的思考。
又是冷风凛凛，又叹想起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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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初的重拳出击，发生在1月15日的上午，舆情曝光在20日，真相大白于21日：沈阳有关部门证实南勇被依法传讯。
一天后，体育总局闪电免去了南勇在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一切职务，水管中心主任韦迪空降足协。
在南勇“失踪”的5天里，足协多数官员其实已料到他遭遇不测，只是南勇这个名字过于敏感，且在那之前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所涉及的黑事、项目、资金、人脉，也都太过巨大。
所以，在没有正式的渠道证实之前，谁也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
所有人那时都在猜测，南勇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依法传讯的？媒体、球迷、非体育媒体的记者、非足球迷的看客，都在热议和讨论。
我所知的一些迹象，也许能够还原当时的情景。
1月14日上午，也就是南勇落马的前一天，中国足协的几名中层干部还在和南勇开会。
南主席当时没有丝毫异动的迹象，他给大家布置了工作，要求必须在近期内完成，因为2010年的各项事务在春节后就要正式启动。
随后，联赛部主任马成全又被南勇和杨一民叫去开会，三人一直在研究2010赛季联赛的筹备。在南勇被依法传讯之前，马成全是和他接触最多的人。
就在14日下午，马成全还要飞赴广州参加亚运会足球赛事的相关会议，他是足协派出的主管领导，时间异常紧迫。
亚运会足球赛事的工作十分重要，这是继失败透顶的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足球在本土挽回颜面的机会。因此南勇和杨一民并没有来得及将所有的工作都和马成全协商好，马主任就匆忙赶赴首都国际机场，飞去羊城。
14日晚上，南勇似乎还没有问题，因为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和他有过电话交流，依然没有发生意外的迹象。
但是15日的上午，几件紧急的文件需要南勇和杨一民签字，但是他们的办公室空空如也，打手机不是无法接通就是关机。于是足协不少人开始陷入狐疑，包括联赛部、技术部在内的官员。
有足协知情官员曾表示，“这是极不正常的”，因为南杨二人通常连休息时间都是24小时开机，不可能在正常上班时间关机。即使是到总局开会，他们也是把手机开到静音，不可能关机。
15日下午，找南勇等人签发文件的足协官员依然无法联系上他们，直到15日晚上都是这种情况。之后1月16日、17日是周末休息日，很多和南勇联系的人得到的结果仍然是“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没有任何异议，南勇出事了。
1月18日周一清晨，北京的天很蓝，但是中国足协却被笼罩在阴云之中。一些足协官员和工作人员上班后开始议论：中国足球要出大事了！
1月18日傍晚，地方足协负责女足工作的相关人员到足协串门，他们要参加1月19日的中国足协召开的女足工作研讨会。
然而和一个月前突然取消足代会一样，他们得到消息：1月19日的女足工作研讨会，无理由地临时取消。
南勇和杨一民已经“失踪”，那么女子部主任张健强其实也是可以主持会议的——但是张健强竟然也“人间蒸发”了。
1月19日，在中国足协组织召开的亚冠会议上，南勇、杨一民继续缺席，无人知道他们的去向——但是已经不用再猜测了，南勇“进去了”，中国足球即将迎来一场地震。
1月20日，南勇等人“失踪”的消息被各个媒体曝光，我印象无错的话，第一个爆出来的应该正是我们的马德兴老师——十年前，他还不是中国足协的上书房大人。
此后，沈阳公安部门迅速向新华社等媒体证实了南勇被依法传讯的消息，一场当量超出中国足坛以往所有负面新闻总和的地震爆发。
1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罕见地迅速行动：免掉南勇在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和党委书记职务，调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在公安机关还没有出具结果的情况下，总局如此高调且迅疾地处理南勇事宜，意味着已获悉的南勇的问题绝对小不了。
一位曾经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干部的三好男人，就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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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勇被刑拘之后，他的心理状态我无从知晓。但悲悯的是，他的落马，瞬间让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
破碎的不是婚姻和亲情本身，更是一个家庭的完整和那种原本人人羡慕的欢乐。
在人类的悲剧史上，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家庭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足以摧毁任何一个坚强之人的神经。所以，这个世界上几乎从来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让家庭的悲剧破涕为笑。
当南勇在2010年1月15日被公安机关依法传讯之后，南勇的夫人就开始在体育总局和检察院之间奔波，她想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犯了什么事，能不能尽快看到曾经朝夕相处的南勇。
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她的想法极为单纯，仅仅是从一个妻子的思维行事。她不想让家庭破碎，更不想让自己那时正在上高三的儿子，在还没有走上社会的时候就承受足以让人坍塌的打击。
南夫人一夜之间尝尽人世沧桑。当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同志出现在她家的时候，她明白天已塌到尽头。
南勇又是什么感受？我想应是万箭穿心。
或许南勇早就厌倦了官场的江湖习气，抑或他想早早脱离足球这个是非之地。
当体育总局在一年前1月14日的党组会议上，通过关于他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任命之后，远在叙利亚督战国足征战亚预赛的南勇，脱口而出，“其实我不愿意在足协干了，因为此前的人没有干好，我接着干也很难干好。中国足球别说未来5年，就是10年也难有大的变化，还是希望别的人能够来干。我干足球已经干腻了，也累了。”
联想今日，南主席何尝不是开了天眼？
当时他找到总局的领导，希望能换一个地方。在这之前，总局的确考虑过南勇的去向问题，也曾经想把他调离足管中心，并为他准备了一个极好的职位——体育总局人事司司长。
只要到了那个岗位，今后升任体育总局副局长大大有戏。
后来，因体育总局内部无人愿意到足协工作，一直在足协内部耕耘逾十年的南勇，最终被摁在了足管中心，去打扫谢亚龙“豪赌北京奥运战略”一败涂地之后的乱局。
当然，总局的考虑也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2006年南勇和白川“爱福克斯案”被鲸吞的5400万仍没有明确说法，此时让他离开足协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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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9日，南勇正式出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南头”其时的确是想要干出一番事业的。
在杨一民的提议下，他开始推行制度化规范职业联赛，按职业规律运作中国足球。
他每天睡觉的时间极少，尽力出席各种活动，在各个场合都称“中国足球还没有到最低谷”，至于什么时候才能露底，他也言之不清。
他说，“我们只有在青少年足球上有了大的突破，中国足球才可能迎来希望。”为此他设计了诸多改革方案：比如举办夏令营选秀，比如鼓励青少年留洋，比如通过竞聘来产生各级国字号的主教练。
他清楚现有的球员已经无法适应国家队的需要，未来四五年内根本没戏。
南勇说，“谁不知道他们，国家队不可能指望他们去拼世界杯出线。国家队要树立正气，要体现出应有的精气神……”
他改组了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看上去这些专业委员会是独立的，尽管南勇依然握有最终签字权，但起码形式上形成了独立。
他在上任的大会上说，“我会一碗水端平，请大家监督。”每次见到下面各俱乐部的老总，他都会拉着对方了解队内情况，共同探讨如何搞好俱乐部建设，如何让联赛更加激烈精彩……
他还重新规设了足协的部门设置，把传统的“六部一队”扩编为“八部一室”，用“国管部”取代国家队办公室，同时增设资格准入部和新闻媒体部。
通过交叉的人员安排，南勇完成了对中国足协的掌控——当然了，主观上他也实现了大权独揽和一人专政。他确实想让中国足协的工作更加体面些，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
更早的时候，他处理过范郝的大佬之争，让一对多年的对头冤家在2001年十强赛上激情拥抱；他曾经铁面无私地开除过参加2008年1月阿联酋邀请赛的“问题球员”；他曾经在很多大事面前坚持原则，比如面对G7的逼宫和武汉光谷的退赛威胁……
2001年十强赛以及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后，南勇对工作是极度认真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由于过度劳累，南勇那时候因为胃部大出血住院。据悉，医生从里面抽出了不少于两大碗的血。
时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到医院看到虚弱的南勇、听医生讲解其出血的惨烈程度之后，当场落泪。
阎世铎坐镇中国足协期间，一共三次流泪：第一次是米卢率领国家队在上海四国邀请赛期间，死活赢不了朝鲜，阎主席当时看到朝鲜队的四五名球员买一瓶可乐和一瓶水分着喝，联想到中国队员的奢侈糜烂……顿时泪流满面，脑袋瞬而撞向身前的铁栅栏，吓得足协官员紧紧抱住他，以为阎主席要寻短见……
第二次就是因为南勇因劳累而胃部大出血，第三次则是2004年在武汉，为国奥教练沈祥福的敬业和高贵品质，眼红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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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那样幽默，命运就是如此滑稽。
2010年1月17日，南勇被带走的第三天，高洪波的国足客场对阵越南。还差两天，就是南勇上任中国足协一把手的一周年纪念日，可惜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高家军17日在越南以2比1艰难取胜，这是南勇被正式免职前的任内最后一战，和2009年1月21日——南勇上任后的第一场比赛，对手一模一样，均是越南。
和一年前殷铁生指挥的那场比赛相比，2010年1月17日，高洪波率队在越南打得实在艰苦，即使在多一人的情况下也很被动，完全没有了殷铁生率队在主场打越南时的摧枯拉朽。
越不过“南”，越来越“南”。
回想2009年1月19日南勇正式上任，那时两天之后就是国家队在杭州迎战亚洲杯预选赛对手越南。比赛之前，一名圈内人士幽默地说，“不管南勇北勇，最后都是兵马俑。”
尽管自己一直不愿意担任足管中心主任，但是木已成舟，南勇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足球的救世主，至少不要像前任们被球迷骂得那么惨。
2009年1月21日在杭州的比赛，是南勇被正式任命为足协一把手之后的首秀，众多媒体记者、社会各界人士云集西子湖畔，一睹中国足球新任掌门人的风采。
殷指导的国足也是力图用一场胜利为南勇献彩。
此前，国足在叙利亚2比3输球，南勇一度非常郁闷和不满。因此主场打越南，人们只是希望国家队能够赢球就好，以不要给新官走马的南主席和全国球迷添堵为上策。
殷铁生令旗一挥，在杭州起用大量身高力壮的大个球员，面对“小、快、灵”的越南队横冲直撞、猛冲猛打，结果收到奇效，中国队6比1大胜，郜林上演帽子戏法，央视打出“非常6+1”的贺词为南勇献礼。
酣畅淋漓的胜利，成为南勇正式就任之后最重要的礼物。那一天，南勇特地到更衣室感谢了国家队全体成员，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这在他多年的随队史上的确很不多见。
从打越南开始，到打越南结束，南勇终究没有“越过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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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的中国足协取消足代会，发生在2009年12月17日，那时南勇的资料已经被交付给了警方，他的仕途在事实上已经敲响了丧钟。
在这个当口，中国足协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12月21日召开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而且是“无限期推迟”。
当时，足协已有六年没有召开足代会，超过了法定时间一年多。如果从章程层面看，先后担任足协副主席的实权人物谢亚龙与南勇，均是不具备合法性的。
然而，在那个人心不古的年代里，足球的蹊跷和无奈，人们早已司空见惯。
取消足代会的事端，要追溯到三天前。
2009年12月14日，那一天几乎全国的足球记者和新闻单位都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详细检举揭发了足协副主席南勇和境外经纪掮客白川，密谋2006年“爱福克斯”赞助案的经过，以及南勇指示天津泰达俱乐部董事长李广益“必须签下阿里·汉为主帅”的指令……
这封匿名举报信，让12月14日足协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了，全国的记者都在往那里一遍又一遍地拨号轰炸。
当时就有地方足协的官员嘀咕：“这封信要是到了纪委那里，足代会还开不开了……”
12月17日，南勇带领足协班子去到国家体育总局“说明情况”，并汇报了足代会的准备工作。不出所料，南勇遭到领导的一顿痛批，同时被告知“既然足代会还没有准备好，就不要召开了”。
于是17日下午，各地方会员单位收到了中国足协的通知：因《章程》修改尚未完成，原定于21日召开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临时取消。
那时，足协内部也好，民间社会上也好，都已经猜到可能是南勇“出事了”，因为能够影响到足代会召开与否的只有他。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体育总局的领导告诉了南勇：近期之内足协工作任务繁重，包括足代会等事宜需要准备，短时间内就不要出国了。
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作为厅局级干部的南勇不可能不知道官场的规则，如此告诫，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缓。
所以，从2010年1月4日从北京到昆明、1月5日从昆明到杭州、1月7日从杭州回北京，南勇始终阴沉着脸。面对任何记者对足代会取消缘由的提问，南主席只能回答一句“以后你们就清楚了”。
在当时，南勇确实无法确定，究竟是自己还是其他什么幕僚被点了罪名，导致足代会无法召开。
在12月17日对外宣布因《章程》修改问题而推迟足代会后，南勇也一直在让薛立和林晓华负责同民政部、国际足联联系，力求尽早让《章程》符合要求。
但是一切迹象表明，这不过是体育总局与公安部考虑到南勇极其敏感的社会地位，从而采取的稳兵之计罢尔。
早在一个多月前的11月初，被捕的范广鸣就已经在狱中把南勇的所有涉案细节交代得干干净净，并非仅凭12月14日的那一封薄薄的举报信。
而警方之所以尚未动手，也仅是因为需要更多时间调查取证以立案。
那个阶段还有两件关键的大事，一是2009赛季的中超颁奖典礼，二是2009年在香港举办的东亚运动会。
公安部门通过与中超公司、中国足协的通力配合，利用这两项盛会，也对南勇狠狠地“摆了一道”。
原本按照惯例，中超颁奖典礼都会在11月下旬举办，但是主办方中超公司却突然告知足协，要在12月4日举办——这就与12月4日国奥队在香港参加东亚运动会发生了冲突。
当时还身为足球代表团团长的南勇出离愤怒：“你们要是12月4日搞庆典，你们就自己办吧，我要去东亚运动会，我要对国奥队的成绩负责”。
然而，体育总局没有放行南主席，“劝说”了身为足协一把手的他，老老实实去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超颁奖。
因为总局早就得到了公安部门对南勇实施“边控”的通知，南勇实际上是无法办理港澳通行证的——只是，一旦放任他去参加东亚运动会、使其发现自己被边控、无法入港，则必然打草惊蛇，到时候不排除狗急跳墙的南主席采取极端手段、强行离境出逃的可能。
于是12月4日19时35分，上海广电大厦的主演播厅，我们见证了那幅载入史册的尴尬场景：面含暖人微笑的南勇，在中超颁奖典礼上笑眯眯地为公安部颁发了“特别贡献奖”，以表彰近一年来在足球界反赌打黑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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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勇被拘捕的那一天，他17岁的儿子正在学校里上课。据说还是他的老师向他偷偷询问“你爸爸没事吧？”
南勇的夫人则在严寒的冬日里甩着豆大的汗珠、在体育总局得到了一句又一句重复的“不要着急，组织上不会错怪任何一个好同志”……
但她只想着如何才能瞒住即将高考的儿子，却终归是瞒不住了。
据南勇身边所有人的披露，他不但是一个亲切的好父亲、一个疼人的好丈夫，更是一个“好朋友”。几乎所有来到北京找他办事的人，他都不会拒绝。
他是一个“重乡情”的人。
只是这样的人，当他携带着如此性格堕入不受监管和控制的零司法、零审判、零监督的中国足球官场系统之内，当他掌握着足以波动上千万资金流向的权力时，其结局的走势可能就是必然的。
南勇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北国的足球之乡。
因为经济环境以及企业对足球的投资兴致很低，吉林延边足球队的商务环境非常恶劣。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延边队的成绩都不尽如人意。
甲A时代，延足大多数赛季都是保级状态。1997赛季取得队史最好的第四名之后，延边在1998赛季陷入困境，在保级泥潭中苦苦挣扎。
每年最后几轮，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都要派人到某些“敏感赛区”监督，以防止出现“意外情况”。而南勇就曾经利用自己的职权，调换已确定的各赛区“特派员”。
1999年之前，因为刚来足协不久，南勇还没有主管联赛业务。1998年，甲A联赛的“敏感场次”越来越多，“黑哨”越来越严重。
当时，足协委派裁委会的蔚少辉到吉林延边赛区，派张健强去河南赛区……南勇得到消息，就找到负责委派工作的职业部主任郎效农，提出能不能调整一下各赛区的监督。
郎效农非常为难，称这件事情已确定下来，不可能再改变。南勇没有回避，也没有畏难，只是表示，“协调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去处理。”
察觉异常的郎效农当场表示强烈反对，南勇后来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让去吉林延边赛区的“特派员”换成自己人，原本被派往延边赛区的蔚少辉被改派到了河南赛区。
当时，性情急躁的蔚少辉就说，“这不是明摆着派自己的人去帮延边嘛。”
再后来，2000年底，延边从甲A降至甲B。球队因为财务危机难以为继，又是南勇牵头，使其卖给了江浙财阀宋卫平的绿城，成交价格为23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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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副主席，其掌中的足球资源远大于任何一个地方足球组织，权力的延伸也要比其他人士有力得多。
南勇牵线浙江绿城，其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既是资本搭桥的中间人，又是拥有极大权力的规则制定机构——中国足协的副主席，还是主管联赛和国字号的实权人物。
在国家队参加世预赛炙手可热、在联赛还没有出现运营危机的时候，南勇这样的身份角色和他参与市场活动的方式，必然会给公众留下诸多想象的空间。
早在2002赛季，作为甲B五鼠的背锅侠，龚建平的被牺牲，就已暴露巨大的黑幕，当时便牵扯到南勇以及张健强等人。
南勇是主管裁判的足协高层，对指派裁判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也是结构性腐败的体现。
正是因为在黑哨事件上的巨大问题，南勇在2002年和2003年遭遇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沉浮：实权被剥夺，后被阎世铎派到上海学习英语三个月。
2003年前后，南勇、张吉龙和张健强都曾陷入“黑哨风波”。南、张二人分别作为主管裁判的足协领导和部门领导，被外界广泛诟病。
为了解决黑哨事件，阎世铎殚精竭虑，但最终“打黑行动”受到了更高层面由于维稳需要的阻力，没有深入下去，致使陆俊、黄俊杰等黑哨又多蹦跶了十年。
其时，浙江绿城董事长宋卫平、广州吉利董事长李书福和时任浙江省体育局长陈培德，曾在五鼠事件后掀起反赌浪潮，结果竟然被足协自己给压了下去，废掉了一个无权无势无靠山的京籍裁判龚建平，摆平了所有的争端。
这只是鱼龙混杂的中国足球江湖里，被抹掉的千万条小鱼中，格外平常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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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勇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和沈阳足球圈及沈阳政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沈阳市体育局的一位主要领导还是他的同学。
正是因为这些关系，2001年，沈阳在承办十强赛主场的竞争中，也走在了竞逐队伍的前列。
当时，西安、广州、成都、武汉、天津等多个实力雄厚的城市都有意承办。在没有公开竞标的情况下，沈阳似乎从一开始就坐稳了十强赛主场的位置。
承办这样的比赛是要交费用的，有说是500万，有说是600万，决定归属的自然是主管国家队的南勇。
像2008年奥运会国奥队的主场比赛，毗邻京城的天津就非常想承接，但是他们不想交500万元的费用。结果，战胜天津、拿到主场资格的还是南勇的政治大本营——沈阳。
曾经和沈阳一起角逐十强赛主场城市的圈内人士表示，“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沈阳市体育局的局长和南勇是同学，他曾经在沈阳体育学院读书，各种关系都在那里呢。另外，没有公开招标就确定沈阳了，背后肯定会有勾当。至于因为十强赛主场的事情拿了多少，就不好说，可能会很大，因为谁都知道十强赛能够为主办方带来天文数字的利益。当时承包门票的公司不是说了吗，4个主场的门票收入就达到了7700万，可想而知利益有多大了。”
问题在于，十强赛时的利益远远不止这些，中国足球作为“金蛋糕”的门面工程，在2001年的沈阳十强赛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人民币像滔滔江水一般流进所有和十强赛有关的单位、个人的荷包。
曾经有人想找阎世铎理论，质问中国足协为什么不公开招标。结果，有和足协高层关系好的人捎信说，“如果你没有和人家抗衡的能力，就闭嘴练好你的耐力。找阎世铎也没用，十强赛主场必定是沈阳的，所有因素早就决定好了的。”
正是通过这些话语，足球圈内的其他人士、包括那些非常想要拿到十强赛主办权的地方政府官员，终于明白了：要想拿到经济创收和政治价值都十分巨大的十强赛主办权，绝非是球市和场地要求那么简单，后面还有一条看不见的利益链。
十强赛的问题还不止这些。
按照2001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每个主场售出的票数是45000张。事后所有人都不相信该数据，因为每个主场都是爆满，按照沈阳五里河的座位数，估计每场的观众人数应在6万上下。
如此一来，每个主场就会有15000张门票不在公开的数字之内。4个主场即60000张，即使按照门票平均最低400元计算，也有高达2400万元的不知所踪的额外收入。
如此巨大的额外收入流向何处了呢？
马克思有句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当中国足球突然被滂沱的资本绑架，必然会被贴上肮脏的标签。
2001年10月7日，沈阳果然未卜先知，中国队这一天在五里河1比0击败阿曼，获得2002年韩日世界杯出线权，实现了亿万国人44年来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夙愿。
那一夜，全中国沦陷在狂欢之中，那一年的另外两件大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北京申奥成功的能量，都没能和国足出线带来的政治震动相比。
对于体育口、特别是足球部门的一大批官员而言，2001年的出线之夜是他们人生价值腾飞的巅峰。
十强赛的辉煌点燃了全国球迷的激情，像清火的药丸一样消除了太多人胸中的火气。在沈阳，球迷之间的座驾不小心撞到一起，当听说都是来给国家队加油助威，和谐的氛围便瞬间浇灭了双方的肝火。
偶尔有国脚到酒吧和餐厅吃饭，眼尖的老板认出之后，绝对会主动为球员买单。如果球员不愿意，老板可能还会生气。
成功之后，沈阳人民及商家对足球的狂热，就需要一些具体的载体以呈现、以记录、以标功。这就有了为中国国家队代表团44名成员塑造的铜像。
说干就干，44具栩栩如生的铜像带着民族的自豪，仅一个月就成了沈阳城市一景。
十六年之后，距离沈阳2000公里之外的长沙，同样立起了一座为国足打造的石碑：纪念2017年3月23日里皮的中国队1比0战胜韩国………石碑高3.23米，寓意“2017年3月23日”，厚56公分，象征56个民族……
十六年前的沈阳雕像，换来的是顶礼膜拜；而十六年后的长沙石碑，则遭到了中国球迷和韩国球迷一致的嘲讽。
十强赛出线欢腾过后，当此后数年中国足球越来越堕落为民众的痰盂，人们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那44具铜像的消失。
即使见证了国家队历史上首个出线地的五里河体育场，被几吨炸药轰然爆破，也没有招来多少回忆和同情，更多的则是淡漠。
如同当时的“首功之臣”阎世铎与南勇，直到出线后的第四天，才从北京各大酒店的觥筹交错之间抽出身来，去处理甲B五鼠的闹剧……
跋
根据南勇的刑期，去年年中时他应该已经出狱，但舆论界波澜不惊。
很显然，他已经在这片江湖中彻底退场。
而就在他出狱一年半后，竟然又有重要人物以足球之名即将陷入囹圄，甚至可能会再度掀起一股足坛反腐浪潮……
南勇消失时，2010年南非世界杯开幕在即；他被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时，2012年欧洲杯激战正酣；而李铁被带走之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正风生水起……
中国足球与世界主流，总是这样戏剧性的交错生辉。
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由两个人印刻的，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孟姜女。
北岛有一首很短的诗，《生活》，这首诗短到只有一个字：网。
生活就是一张网，网住了所有的人情和选择，不论是通达还是堕落，可能都是一条早就被指好的路。
南勇，杨一民，谢亚龙，他们都曾经是心怀理想、手捧组织信任与重托的业务人才，但是从他们跻身中国足球这座染缸开始，很多故事的终章就已排布伏笔，只等不同的人去书写相同的故事。
李铁何尝又不是这样的人？不止一位接触过李铁的圈内人士曾表示，李铁简直就是一个“球痴”，痴迷战术甚至到了变态癫狂的地步。
甚至之甚至，本届卡塔尔世界杯伊朗、日本、沙特阿拉伯等亚洲对手们的出色表现，都让人不禁讨论：就足球层面，李铁确实是一位优秀的教练。事实上，李铁的下课也本就非战之罪。
但，仍然逃不开那张“网”。
在服刑期间，南勇被称为“监狱爱迪生”，他因为获得4项专利和出版一本小说而获得一年减刑。
他设计的专利包括“足球射门练习装置”和“便携式球门”两个体育专利，和“移动终端支撑架”“台式电脑显示器组合体”两个非体育的专利。
发明专利之外，南勇还创作了一本12万字的长篇小说——《孤独的祭灵者》，并出版发行。这为他赢得了两个月共计180分的积分，即一个监狱表扬的奖励，相当于两个月的减刑。
这本长达12万字的小说讲述了一个高智商逃犯和怀才不遇的军事专家的故事。在故事中，南勇详细描写了雷达的测试过程，还有谍战情节。有人分析，这篇小说疑似南勇借主人公喻己。
反赌扫黑十余年，这是南勇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年。
时光已经走到了21世纪的20年代，不禁怯问：中国足球变好了吗？中国足球官场的政治生态得到绝对净化了吗？中国足球顶层的改革步伐前进下去了吗？昔日南勇口中“中国足球未来十年也就这样了”的悲叹，得到反驳了吗？
没有人愿意给出答案，因为所有人都活在这张巨大的网里。
这张曾旧又新的网，它依然是完整的。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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