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他的软肋是儿子”

　　“他的软肋是儿子”——尽管对这样的做法并不感到意外，但从一个社工嘴里直白地说出来，还是让笔者震惊了。

　　笔者有一次大概是说了什么不当的话，被找去问话。询问内容除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这些，还专门问了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学之类的问题。

　　笔者对此也不心虚，因为笔者又没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网上的建言也是希望这个世界变好，但被专门问到这些问题，心里是挺不舒服的。对于问话者来讲，要掌握这些信息是很容易的，却还要专门问到，用意是什么？

　　笔者也不想扯什么“祸不及家人”之类的“江湖道义”，那个就只是黑帮自我标榜的牌坊，当不得真、做不得数。

　　某些自由派就“他的软肋是儿子”这句话来攻击毛主席创建的新中国，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同上面视频中的某社工混为一谈，笔者就必须要说道说道了。

　　从土地革命开始，划分“阶级成分”成了甄别敌我的一个重要手段，依据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剥削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初期，原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还存在，作为阶级整体而言，复辟旧制度是该阶级出于阶级本能的必然选择和政治取向。所以对这个阶级的成员在制度安排上讲阶级成分，也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选择。

　　尽管这一做法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过火之处，一是基层官僚主义的体现，二是来自被解放人民的“阶级怒火”，但对此全盘否定显然是错误的。

　　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是旧制度的得利者，在新制度下他们被剥夺了一部分现实利益和预期利益。这看似“不平等”，然而，这样的“平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这段话对按劳分配原则作了十分精辟的辩证，而把这段话的逻辑应用到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恰当不过的。

　　一方面，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在所受的教育、所掌握的社会关系资源等方面，本身就占据了“先天”优势，按照资产阶级的平等原则，他们即便在所谓的公平竞争中也很快会脱颖而出，产生新的社会分化，有更大的概率成为新的剥削阶级；

　　另一方面，就整体而言，剥削阶级家庭这个群体有多大比例对新制度心存芥蒂甚至是反对，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苏东剧变后，原剥削阶级的后代的反攻倒算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我们国内，自八十年代以来，重新得势的剥削阶级后人对新中国和土地革命的仇视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前些年刘文彩的后人要给大地主刘文彩翻案，某作家污蔑土地革命的小说《软埋》——舆论界、文学界的谬种流传，使得社会价值错乱，剥削阶级重新取得道义合法性。

　　惨痛的事实反过来证明当初的阶级成分划分是有其巨大合理性的。但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实践中显然比苏联做的更好。毛主席讲“看成分不唯成分”，也多次反对过“唯成分论”。

　　例如，在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不少地方和单位片面强调家庭出身，使许多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亲、直系亲属有政治历史问题的青年，在招生、招工，入团、入党、晋级等各个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感受到政治歧视的沉重压力的现象以后，毛主席1964年5月13日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讲：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马、恩、列、斯都不行。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下生活、工作，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

　　196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接见出席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同志时讲：

　　“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党内也有左、中、右。……民兵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部跟敌人的。”

　　1965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同湖北省委领导谈话时说:

　　“省里开过贫代会没有? 上中农表现好的要有代表参加，地富子女表现好的也要有代表参加，他们都有代表性。贫下中农的代表，有百分之七八十就行了。”

　　即便是“民兵”、“贫代会”这样政治条件要求很严格的团体毛主席都主张“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更不用说一般的招工入学了。

　　所以，毛主席的“成分划分”本意是促进剥削阶级家庭成员抛弃剥削阶级思想，不断进步，成长为劳动人民的一员，而绝非对他们搞歧视、甚至肉体消灭。

　　曾主持国产万吨水压机和中国国防尖端工业所需九大设备的设计制造工作的原一机部部长，被毛主席亲切地称呼为“红色专家”并为其亲笔题词“无限忠诚”的沈鸿，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他带着他的机器和学徒从上海千里跋涉到延安、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经历。

　　当他的学徒都先后入党了，他自己却还没能够入党，就因为他的成分是“资本家”。从资本家阶级转变成无产阶级，党对他的考验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坏处，如果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是一定经得起这点考验的。

　　而且经历过这样的考验成长为革命者之后，其意志力远比那些机会主义者坚定。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大行其道的年代，沈鸿勇敢地站出来讲：

　　“我国机械工业有300万台机床，一千几百万职工，一百多万技术人员，在世界上是一支重要力量。不可轻视自己的力量。我们的产品质量一定会由不够好向更好转化。关键是自己干，不干永远好不了。自己能干，何必买呢？关键是我们要坚持爱国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指导思想。对于洋货的盲目崇拜，是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花了很多钱去买设备，但技术买得少，知识买得最少。看来知识是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买设备也不行，买技术也不行。抄别人的东西，永远是三等货。”

　　晚年期间，沈鸿将全部积蓄20万元捐赠给国家。对于唯一的儿子，他说，“我不把钱留给你，你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他的儿子吴英也没有像很多子弟那样去利用他的“人脉关系”下海发财。

　　在反对“唯成分论”的同时，毛主席反而对一些干部子弟的实际表现多有批评。他在1963年10月18日谈到：“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

　　据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回忆，毛主席曾对身边的卫士说，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主席又对李敏她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划分家庭成分的做法在毛主席领导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手中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处理阶级矛盾的基本手段，且被极其克制地使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使、帮助剥削阶级的家庭成员和残余分子不断学习、改造、进步，逐步消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而且，这样的手段绝不会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相比而言，“划成分”的做法在美国的资产阶级专政过程中被极其无人道地使用了。

　　1950年，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开始爆发，很多人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美国共产党迎来至暗时刻。麦卡锡分子根本不会花费力气取证，导致很多无辜的人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打上了“政治犯”的烙印。极少有公司敢接受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很多人因此失去工作，甚至流离失所。

　　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的哥哥韩丁，因为同情中国革命，被美国政府没收了护照并被列入“共产主义分子”，导致韩丁在长达16年时间里，在美国无人雇佣，靠耕种母亲留下的土地为生。

　　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自由派对于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攻击是多么的荒谬。再对比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笔者想问开头视频里的某些社工，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遥望黎明”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