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雷：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一）

　　近来眼睛罢工，一直没能上网，也没写文章。有网友前天给我复印了一个叫梁衡的几篇文章（取于红歌会网），——字体经过放大，让我在眼睛允许时，抽空读一读，并尽可能地写点看法。

　　朋友相托，情真意切，自不能无动于衷。手中的这几篇文章，是梁衡写毛主席的，字里行间，时不时地拐着弯子批评毛主席。也有的文字，完全是借题发挥，想方设法扯上——他自己所谓的——毛主席的缺点。总的印象是：梁的这些文章，信口开河，捕风捉影，强牵硬拉；以己凡卑俗之心，度圣人伟洁之腹。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好象梁也曾写过毛主席伟博的才、学、识——的文章。这就让我多了另一些的考虑：梁衡写基调完全不同的文章，是出于什么目的？是为了在必要时作“两面”的互相遮掩？或是……另，或是……

　　于难得其解的纠结中，我决定就事论事，只对梁衡严重贬损毛主席的文字，作出我的批评。我同时在想，在昨天的历史真实大多已清显在世人面前，是非曲直亦多明晰的今天，如梁真有实事求是精神，似应自省，对自己妄议毛主席作点自我批评。

　　下边，我就跟着梁的妄议走，一个一个地作出我的批评。

　　之一：关于大跃进——《毛泽东的大跃进，大跃进中的毛泽东”》的简短前言

　　几十年来，关于毛主席，本人写得相对多一些。十五年前，曾整理过（运用他人材料）一篇较长的——名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大跃进中的毛泽东”》的文章。2008年4至5月份，发表在人民网深入讨论区（也有可能还发在其它网坛；后又以附文形式，编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一书）。今见，梁衡（《千秋人物》节选2022-11-09 • 来源：红歌会网）对毛主席的大跃进的批评，与历史事实背违较多，故今也借乌有之乡，择本人文中的几题重发一下（因原文太长。似不宜占用乌有之乡太多版面，只得选取要点）。另，因眼睛常罢工，整、写文章已十分不易。对原文中的粗、疏，已难作较多修改。特此致歉。

　　《毛泽东的大跃进，大跃进中的毛泽东”》写述了以下十个大问题：

　　简短前言

　　一、大跃进伊始，毛泽东即根据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意识到会有”差失”而布置调查

　　二、毛泽东听取汇报，产生新认识

　　三、毛泽东确知某些人的浮夸和冒进

　　四、毛泽东批评”穷过渡”说：即使我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五、毛泽东针对亩产10万斤的浮夸，摇头撇嘴说：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六、毛泽东要求“凡鼓吹高指标，鼓吹浮夸风的一律不登报”

　　七、毛泽东说“浮夸性”宣传要转变，“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

　　八、1958～59年毛泽东屡次三番地召开纠“左”会议，他尖锐指出：“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九、不幸为毛泽东言中，确有人因搞“浮夸”而得了“实祸”

　　十、当年的庐山会议，原意仍是反左的，后来突然变成反右，其中“谜底”，今已现端倪。

　　简短前言

　　随着历史的逝去，岁月的流水冲去了当年政治生态、当事者情感是非之纠葛的埃尘，后来者对这段历史的视察和逻辑分析，已变得理智和清晰起来。有人说，如今，人们对毛泽东当年发动的大跃进和大跃进中的毛泽东，已变得”洞若观火”了。

　　实事求是地说，一、当年大跃进的冒进、浮夸，主要责任人，并不是已处二线的毛泽东，而是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二、近几年官方披露的事实表明，大跃进确是毛泽东发动的，但是，毛在大跃进一个多月后，即根据他熟悉的“中国的某些人好走极端”的认知，开始调查，并预防性提出“要实事求是，不冒进，不浮夸”的号召；三、尽管当年的大跃进有浮夸、冒进的错误，——有人利用浮夸、冒进来干扰，甚至破坏毛泽东大跃进的战略号召，但成绩是不可抹熬的。

　　一些政治上诚实的人都承认，今天建设成就都是离不开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的，而毛泽东时代基础的基础，就是大跃进奠定的。仅举两个极简单的事实为例：第一、大跃进中人民不要工钱，义务修建了8万座水库，数十万条河流渠道，使中国风调雨顺、旱涝保收几十年，基本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且既无内债亦无外债，迄今，国人仍在享用这一大跃进伟绩的”红利”(不过，眼下这一”红利”，在近几十年掠夺性利用的狂潮中，已渐失”老本”)。第二、如果没有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大跃进运动，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不可能在1964年就实现首次爆炸的突破；这段历史足以颠覆迄今为止所有对大跃进和人民群众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中所创造的奇迹的无视。这一事实，到今天为止始终被诋毁大跃进和毛泽东的人们有意隐瞒；而中国的主流媒体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向中国公众讲述在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民众是怎样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激励下，通过最广泛的群众性铀矿石探矿，以及类似于大炼钢铁的简陋铀矿初期提纯，给后续的中国核工业以及核武器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核原料。正是在这个由大跃进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快速的完成了核武器级别的核材料提纯，并在老一代最优秀的中国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奋发努力下，于1964年爆炸了首颗原子弹。在人的精神风貌方面，那时，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空前高涨。可以想知：如果不出现后来的”全盘否定”，大跃进将几千年的人民受压为奴的历史颠倒，重新颠倒过来，建树自我独立的人格品质，必有空前巨大的作用。

　　这里要声明，《毛泽东的大跃进，大跃进中的毛泽东”》文，是过去的几十篇文章的合成篇。文章主体是择用张宏志、吴冷西的著作和《毛泽东传》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原本，有的，我在上世纪70年代曾接触过，——但当时不准记录。但根据我的记忆，可以判断张、吴的材料是真实的)编写而成。所以，本文的澄清历史事实的作用，都应归功于张、吴等人，我不过是代为宣传而已。这里，我还得郑重提议，想搞清这段史实者，不妨去亲读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和官方已出版的《毛泽东传》；更应该趁参与这段历史的人，特别是广大群众，其中好多人还健在，多搞些社会调查。

　　这是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并且，为了发动真正的大跃进，之前，他还曾强力反对过“反冒进”；周恩来总理等人还为提倡反冒进做过检查。这里要说明另一重要背景，即，毛泽东在1956年就退居二线，只作方向路线上的掌控，领导重大决策，而主持中央具体工作的则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这就是说，大跃进具体组织和实际开展，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进行的。而梁衡文章一次次地暗示，好象大跃进（指大跃进中的所谓错误）就是毛主席一个搞的，是不符合实际的。

　　至于为什么要分一、二线，后来——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并且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这月的25日，毛主席还说过：“要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毛泽东年谱》1949 —1976，第6卷，第8—9页)

　　要作出说明的是，第一、中央当时实行的一、二线，同当今的“退居二线，什么事情都不管”的制度，是有点区别的，当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仅是不主持具体工作，但仍负责全局的方向路线的掌控、领导重大决策，观察、培养和锻炼接班人；第二、毛泽东所说的，因分一、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的情况，也是符合事实的。如今已公布的史料表明，大跃进中毛泽东很多正确意见没人采纳，甚至一些省部级领导也“排队跟人”，对毛泽东的批评置之不理，导致大跃进的一些缺失难于纠正。(插说：到了1966年前后，从大跃进中的——有人在反冒进后——自己却搞浮夸、冒进；再联系这些人在建国初期的反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改造，如“小脚女人走路”，以及六十年代前期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散布“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左实右……毛主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主要矛盾，认识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存在。遂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战略性展开了以大民主为特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在可以说，毛主席的一生，是实事求是的一生。更因毛主席是个辩证大家，又是一个无私的为国为民的执一奋斗者，他的前无古人的“始终同人民大众在一起的”革命经历，使他得到了超越他的政治伴友的无穷智慧。他邃虑怀远、高瞻深瞩，早在建国前夕，就预测到自己队伍中会有李自成，会有意志薄弱者，会有中途“扭腰伤脚”的，于是，他早就吹风“不当李自成”，讲“两个务必” ……建国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他也是洞察到“其中‘劫数’”而希图通过勇敢的“历劫”开创社会主义道路(不少平庸的善良人是不知道：任何社会的运作，都是有“自磨损系数”的，而革命、创新性磨损，则比旧世常态性磨损要小得多；而前者磨损点多在社会中上层，而后者磨损则多在下层，故，然而，尽管前者磨损相对较小，却比后者的社会反应强烈得多)。他提倡焕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倡跃进，但他素知“历史运动常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背反，清楚国人心态中的某些不公、不纯和不正，较容易发生“不进则退”的情况，同时——在另一方面，毛主席也预知：当群众发动起来，前进或跃进的时候，总有些对社会主义不满意的人，会故意“走极端”，搞假“跃进”真“冒进”。有一个铁证，即北戴河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但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主席即要求全党进行实际的调查研究，防止和克服某些人的浮夸、冒进。

　　今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梁衡在其中否？）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说到大跃进，他们认为这是浮夸、冒进；而说到自己同类人的浮夸、冒进，他们又说，这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其中荒唐，——远离历史纠纷，早已站到历史纠纷之外的今人，是不难辨识的。再一个更荒唐的事是，从大跃进到文革，一贯不讳于自我批评的毛主席，自己虽然(处于二线)未主持具体的大跃进工作，但多次地检讨自己“大跃进中有点头脑发热”“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的缺失（而梁衡却说，毛主席未作自我批评。典型的罔顾事实）。而相反，那些在一线主持具体工作、搞浮夸冒进的人们，却未有过认真象样的自我批评，非但如此，有人甚至一直在其中故意搅混水，故意伸长嘴批评大跃进是“七分人祸”。这就造成了，真正犯有较大浮夸、冒进错误（或许是这些人以两面手法——故意抵制大跃进）的人，不但在毛主席的高风亮节下“溜之大吉”，后来还以一贯正确却反受迫害——的”遭冤枉者”自榜。

　　根据以上这些，我有理由期待，热衷于谈毛主席的“错误”的梁衡今天当自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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