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奸商阴魂不散，这是一个大问题！

　　上海疫情防控正值紧要关头，举国关注，多地派出防疫力量增援上海，如此严重时刻，只要稍有良心的上海人都应该会积极抗疫，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渡过险情。事实上，绝大多数上海人都是这么做的。然而，就在无数人勇赴国难，奋力抗疫，竭力控制上海疫情的时候，上海奸商竟然趁机发国难财，发疫情财！着实惊世骇俗，也使人深恶痛绝。

　　4月19日上海公安局警情通报，奸商高某大量囤积青菜、鸡蛋、鸡、鸭等食品，并大幅抬高价格对外销售，累计销售175余万元，非法获利150余万元。

　　上海警方还查明，闵行区梅陇镇政府出资760万元，委托某公司供应11万份猪肉，该公司用300万元弄了一批劣质猪肉运来，准备净赚460万！坊间也常有报道，疫情时期，不时有人趁机发疫情财。

　　我们没有想到，上海防疫有人抱有“买办”意识形态，跟着洋人“与病毒共存亡”调子亦步亦趋，导致疫情扩大，上海还有奸商阴魂不散。这可是个大问题。

　　奸商祸国殃民，危害极大，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是上海市民可谓吃过不少奸商的苦头。

　　上海解放初期，盘驻在上海的奸商以为从山沟里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管理大城市的能力，趁机乱中取栗，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决心大赚一把。

　　那会儿，上海的奸商精心布局，操控“两白一黑”（“两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和上海的金融，抵制人民币进入上海，上海的经济被这些奸商搞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上海是1949年5月解放的。1949年5月前后，奸商们把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全部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之众。

　　在这些奸商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内就上涨了近两倍。银元价格的暴涨拉动了物价的全面上扬，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上海大米价格竟上涨了两倍多，棉纱价格上涨了一倍多。在奸商们的捣乱下，整个上海市一片惊慌。

　　只是这些奸商小看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新生的人民政权果断采取措施，严厉打击上海庞大的奸商，稳定、恢复、发展上海的民生和经济。人民政府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双管齐下，逮捕不法奸商，迅速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入沪稳定物价，给投机倒把的奸商们以灭顶之灾。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行政能力和经济驾驭能力面前，奸商们最终惨败，输了个精光。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上海奸商王康年大赚昧良心钱，把过期变质的药品高价卖给志愿军，一次就赚取志愿军5亿元。当时，上海还有不少奸商向志愿军出售劣质医疗器械、假棉花、未经消毒的绷带纱布.....志愿军因为使用了这些“假货”，一些小伤也酿成了无法治愈的大祸，有的被迫截肢，有的因此丧命。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和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拿到志愿军的订单后，在生产志愿军用罐头牛肉时，这两个奸商不但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黄牛肉，还每天到各处肉摊收买一千斤左右臭牛肉和坏肉掺进去，前后共达十二万斤之多。有些牛肉臭得发绿。他们就在臭肉上涂上一层牛血，装成好牛肉掺进去，赚取不义之财三十亿元。志愿军吃了他们生产的罐头后，不是中毒就是患病。

　　我们的很多志愿军将士，没有死在美军的炮火之下，却被这些奸商的假药和有毒食品夺去了生命。

　　毛泽东主席闻之极其震怒！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地“五反”斗争的指示》，拉开了“五反”斗争的序幕。1953年2月28日，奸商王康年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其他奸商也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处罚。

　　历史上，奸商到处都有，但像上海这样的丧心病狂、草菅人命，无论数量还是贪婪程度和道德良心之坏都无与伦比的奸商，其他地方可是鲜有。

　　上海堪称是奸商的渊薮且阴魂不散，今天竟然又干起了发疫情财的缺德事，涉及面还不小。

　　除了上海警方通报的奸商，坊间还报道，现在的上海，坐地起价现象层出不穷，都是瞄准市民隔离在家不能外出这一“靶心”精准出击的。有的送快递的“小哥”也打起了发疫情财的主意。坊间举报，4月15日，上海一女子在平台找跑腿小哥代买6桶泡面和20个鸡蛋，跑腿费+物价一共是577元。送达后，小哥要加钱300元作为跑腿费，一共收900元。女子没办法，只得掏钱：一瓶水在沙漠，要你给1w你也得喝。饿了一个星期，6袋泡面要1w你也得吃。

　　上海的大小奸商就敢于这么干，特别出格离谱，说其邪恶也不为过。过去他们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这么干，现在又敢于冒着千夫所指的风险这么干。原因在哪里？这才是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利欲熏心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这当然也是所有奸商的通病。马克思说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于冒上绞架的危险。马克思的话也是对奸商的生动刻画，但不能完全解释上海奸商的与众不同。

　　笔者所处的佛山，商人可谓遍地都是，但没有哪一家会在疫情期间干上海奸商干的这种缺德事，也不敢干。谁干了一回，这个人的余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佛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商业文化。这就是商有商道，生财有道，强调三不能赚：国难之财，天灾之利，贫弱之食。事实上，这也是大中华的商业文化。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文化的形成是从强烈的自我定位中产生的——我是佛山人，我是中国人。是从这一精神家园里开出的花朵，也是必然会开出的花朵。

　　在我们看来，上海的奸商们没有应有的商业品性，根本原因也是没有搞清楚或根本就没有“我是谁”、“我是哪里人”这样的自我定位。严格地讲，上海的奸商和买办是一对孽胎。这些人不管是“舶来品”还是上海本地人，在他们眼里，上海这座城市都只不过是他们寄生的地方，不会有真感情。在他们潜意识里，哪里都是赚钱，上海不过是临时停靠点而已。

　　上海奸商心里，他们从来就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上海人。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不属于哪国。当然，哪个国家也不会承认和欢迎他们。这些“无国之人”都是精神的孤魂野鬼，是真正的“穷得只剩下钱了”的奇异一族。他们无法体味和品尝到人生的意义，活得也是险象环生，在他们一次次铤而走险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回就把自己玩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但是精神上的可怜虫，也是自我作孽的牺牲品。

　　这是上海奸商的“杯具”，也是上海的“杯具”。这一“杯具”是上海百年租界史这一孽缘开出的罂粟花。上海百年列强租界史虽然有效规避了列强坚船利炮的滚滚硝烟，却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的文化创伤，生产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买办和奸商之最且阴魂不散，到今天还在上演着历史的惊人相似，着实令人大惊失色，唏嘘不已。

　　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奸商阴魂不散，不但扰乱上海的生产生活秩序，波及市民的生活及政府应急响应能力，也严重伤害了上海的形象，对此，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就此，我们就上海当下治奸提两点建议：

　　一是必须铁腕治奸。我们赞同上海市公安局雷霆治乱措施，疫情期间必须严刑峻法，坚决给予奸商致命打击。还建议上海加大处罚力度，要让奸商付不起违法成本。奸商不就是因利早起，铤而走险么？那我们就不但要让他们身败名裂，还要让他们尝到倾家荡产的滋味。只有这样，才能更大地震慑奸商，让奸商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

　　二是强化政府职能，多方筹措物资，保障市民生活。不能一切由市场说了算。那样，必然乱象丛生。交给市场的，政府也必须跟踪到位，规范到位，监管到位，不给奸商可乘之机。我们再不能在“大市场，小政府”，“不找市长找市场”等歪理邪说执迷不悟了，那是政府的变相甩锅，也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人民政府就应该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见之于行，而不是交由别人（市场）来打点。

　　这些道理简明扼要，也不难懂，料想上海也想到了，或许想的比我们想的更好更全面。“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现在，上海应该注意的可能是更多地如何把这些简单易懂，切实可行的道理措施落实到位的问题。

　　如何落实到位呢？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还是要“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这八个字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可能更多的体现是在要求层面上的意义。对于上海，则不一样，这八个字不但是要求，更有方法论。

　　上海凝聚了我们这个党太多的初心使命了。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序幕是在上海拉开的；新中国的第一场保民生，稳市场，把奸商打得一败涂地的经济战也是在上海展开并完胜的；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也是最先在上海开展的。等等。上海不但凝练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也蕴藏了中国共产党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略战术和无穷智慧。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大宝库，今天的上海用好了这座宝库，又何愁几个小小的奸商拿不下？

　　当然，上海还要考虑铲除奸商生长土壤这一根本性问题。而这，就必须加强上海己的城市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做好这一工作，就不是一朝一夕，手到病除的事了。可能需要十几年，几十年时间，需要几代人接力才行。对此，上海要有心理准备、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