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思想上的“病毒”

　　如果说武汉疫情发生时，我们不清楚到底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是动物传染人，还是人传染人。那么近期发生的上海疫情和北京疫情没人再说是自然灾害，是动物传染人。显然是人为的灾害，是人传染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为的灾害，会出现人传染人的问题呢？是我们防控不力吗？

　　武汉疫情出现时，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防治措施、防控经验。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统一行动，很快就控制住了这场关乎整个国家安危的疫情。那么何以现在我们已经对疫情的复发有了充分地思想准备，已经取得了防控疫情的经验，掌握了必要的防控措施，疫情不仅没有消灭，反而此起彼伏，正在给整个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原因何在？

　　笔者从微信上的文章中看到这样几件事。先是有核酸检测企业人称，如果疫情没有了，我们还怎么挣钱。然后听说有人故意四处游走传播病毒，或通过邮件传播病毒。再就是看到有的核酸检测点造假、漏检。还有的人接种疫苗照样感染，并出现其他危险。以及上海大量引进辉瑞疫苗，我国清肺排毒汤国内很难买到，大量出口国外。甚至有某权威人士断言：不解决核酸检测暴利问题，疫情就不会结束。矛头所指，一目了然。

　　如果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此次疫情的复发到底与核酸检测、与疫苗研发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在武汉疫情发生时没有核酸检测、没有接种疫苗，仅靠简单的封闭，就防止了疫情的扩散。而后来有了核酸检测、接种疫苗反而没有控制住疫情扩散。难道这二者之间就没有关系吗？

　　我们不是说不应该搞核酸检测，不应该研发疫苗，接种疫苗。问题在于应该由谁去检测，由谁去研发、接种疫苗。从网上文章看到，这样的事情都是在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去做。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有的领导干部根本就不知道武汉防疫为何能取得成功。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武汉防疫之所以取得成功最根本的是靠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只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在武汉防疫中企业不追求利润，个人不图回报，全国人民一条心，很快制止了疫情的扩散。而在我们有的领导干部的眼里根本就看不到这个问题，不承认公有制在武汉抗疫中的作用。尽管他们明知民企、外企在武汉抗疫中表现极差，但他们脑子里早已对民企、外企情有独钟。什么事都要靠民企、外企，能赚钱的好事更是要交给民企、外企去做。因为许多民企、外企事实上都与他们个人有利益上的联系。所以他们的脑子里生了病，也就是思想上早已被“爱资病”病毒感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并在注释中引用这样一段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动动乱和纷争。”记得过去我们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时曾经讲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医生会希望病人越来越多，律师会希望触犯法律的事情越来越多，军火商会希望战争会越来越多。让资本介入医疗行业，没有病人，资本怎么赢利，怎么生存。所以没有病人它也得造出病人。试想一旦没有人感染新冠病毒，人们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不需要接种新冠疫苗，那些从事核酸检测、接种疫苗的民企、外企靠什么赚取高额利润。它们投入的研发费用，生产的试剂、疫苗岂不白打水漂了。这些企业甚至会造成巨大的亏损。这就难免这些民企、外企不千方百计想出各种损招来保存疫情，扩大疫情，让我们防不胜防。他们倒是赚得盆满钵满，可他们对全社会造成的破坏、给其它行业造成的损失，给无数人带来的痛苦已经无法计算。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

　　试想，如果把核酸检测、疫苗研制的工作交给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会发生这些问题吗？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因为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是为了维护全体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活，为了维护全社会的生产运行。所以过去，有的科研单位研发的某种疫苗即使研发出来，疫情已经结束，没有用上，研发费用打了水漂，也绝不会想什么损招去赚取利润。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普通老百姓都能想明白。可是我们那些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由于思想上早被“爱资病”病毒感染，他们根本看不到这一点，根本不承认这一点，甚至千方百计要掩盖这一点。那些满脑子染上“爱资病”病毒的领导干部不仅不去追究那些民企、外企的犯罪行为，反而对他们的严重犯罪行为由大化小，由小化了。并且还在让他们继续从事核酸检测、接种疫苗工作，为他们大造声势，甚至强制人们进行检测、接种，让他们继续赚取天量的高额利润。这无异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说是共同犯罪都不为过。

　　所以不清除这些领导干部思想上的“爱资病”病毒，我们很难尽快取得抗疫的动态清零。

202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