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再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月2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同志去世。

　　胡福明，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2001年退休；曾获“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作为一名具有时代意义的“笔杆子”，胡福明同志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其作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直到今天都被“开明派”视为改革开放历史洪流的序幕之作，并作为旗帜性的史诗产物向其注入源源不断的意识形态能量乃至“阵营暗影”，四十四年来支撑着某种力量延续不倒、生根发芽。

　　正如前日我提及的几乎具备同等理论高度和时代价值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形成了四十四年前的滔天巨浪。

　　1977年3月，一个标志性的人事任命被公布：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到中央党校后，他第一件事便是组织人写文章、办刊物，著名的《理论动态》随即横空出世，矛头直指“继续革命”理论。

　　他明确要求：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是不行的。

　　其实今天想来，什么是“你们我们”之分呢？“你们”的“阵地”又是什么呢？

　　没几天，创刊号应运而生，首篇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炮而响，地动山摇。

　　五个月后，十一大在京召开，大会报告明确重申：

　　‘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

　　面对此等场景，《理论动态》编辑部甚为不甘，便加班加点打造出了一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几天后便刊文《人民日报》，联动迅速。

　　同在1977年，郑必坚的文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中第一次发明了“两个凡是”，后被嗅觉敏锐地抓住，并揿在了国锋同志身上。

　　同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组组长王强华出差去南京开会，会上他请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为《哲学》专刊撰稿。

　　胡福明翻阅了大量资料，于那年秋季完成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经过酝酿，《理论动态》第60期正式刊登了胡福明撰写、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此拉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序幕。

　　然而，这句耳熟能详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原创从来就不是1977年第60期《理论动态》，更不是1978年5月的《光明日报》，而是早在1963年11月，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东湖宾馆写《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并打印出来后，经毛主席修改时，毛主席特地加注了：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不过十四年后作为天地翻覆之间的旗帜文章时，标题被删去了“社会”二字。

　　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内涵，毛主席的写作出处则更早，为1937年的《实践论》：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我不由想起了毛主席曾经在晚年给家人书信中悲愤吐露的那句话：

　　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

　　列宁同志其实更是早有直言：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社会实践”的“社会”二字显然不可或缺，否则“实践”由谁来实践、“检验”由谁来检验的问题——亦是一个革命主体的倾向问题，其答案将无从判断。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革命为了谁”的问题——1927年8月，以34岁的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的真理论断，即依托中国的工农阶级，搞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为了谁”的问题不辩明白，而只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中国可以实践，美国也可以实践；社会主义可以实践，资本主义也可以实践；当家做主的劳动群众可以实践，化公为私的白匪资本家也可以实践——我们的“实践”究竟要被谁领导，我们的“检验”又究竟予谁之评价？这些问题或将通通变得模糊不清、掸尘不尽。

　　二十年后，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有述：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再二十四年后的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同样有指：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被切割之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一个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也是在四十四年前“真理大讨论”的前后，国务院政研室大批判组曾开展过一场运动，名字有点拗口：“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于光远其时便公开说：

　　我可以承认自己就是'唯生产力论’者！

　　包括林子力、有林参加的写作组，就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成果还出过一本书，人民出版社的戴成也有参加，书名简单粗暴，就叫《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唯生产力论”，在当年竟然是政治正确的金科玉律。

　　在那约莫十年前，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过一篇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由新华社、文汇报记者所写，于7月20日经文元同志给毛主席审阅并修改，后在调查报告的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谈话，在7月21日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并在次日于22日见报《人民日报》。

　　随后，人们把毛主席在编者按中的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批示，称为“七二一指示”。

　　毛主席的这份“七二一指示”之所以影响巨大，见内容即可领略一番：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短短的几句批示，深刻地跃现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一切为了实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1958年，毛主席就曾提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8年7月23日，毛主席做出“七二一指示”的第三天，为纪念“指示”的发表，上海市在上海机床厂召开了两千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

　　两个月后，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设置磨床设计制造专业，第一期招收本厂职工五十二人，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学」会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相关细分专业，并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仿效，“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简称“工大”，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机械设计、制图加工、材料力学、电工学等应有尽有，还会按照工厂的实际应用和生产需要给学生安排学习内容。

　　1970年，在部分大学恢复招生时也采用了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办法。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迅猛发展。

　　截止到1976年9月，仅在上海市七二一大学就增加到2111所。

　　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

　　至于教育的效果如何？

　　还记得去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吗？新版《简史》从207页到213页，足足超过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详实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基建、农业、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层面的成就，我不用多语，各位同志自行翻阅。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办学本质与教育诉求都是政治性的，而非阳春白雪、小布尔乔亚式的所谓“纯粹教育”。

　　工大不是一种群体福利，也不仅是为了让工人们有更高的所谓“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尽管学技术学文化也是工大的重要课程内容），而是为了让阶级斗争的思想通过政治教育，更加深入工人阶级的内心，使得工人阶级之于国家「领导地位」不受到动摇，这才是工大最灵魂的主课。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前提则是工人阶级必须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汤寡水的“学术培训”。

　　反之，如果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一心搞经济，那么工人阶级就不需要懂政治、学政治、掌政治，而沦为一批批为生产力服务的机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要求工人阶级离政治越远越好，要求工人们只需要勤劳、听话、精通技术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资那就更好了。

　　1975年时，82岁高龄的毛主席仍有思维敏捷的批判：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是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之中的，是通过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来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并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与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让群众参与政治、成为国家机器的政治主体，而不是沦为生产力的奴隶、国家车轮滚滚前进的牺牲品，这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还要「保卫社会主义政治」的缘由所在。

　　也就是阶级斗争学说亘古不变、常温常新的理论根基。

　　七二一指示发出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载有余。

　　在当时，主席通过那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某种意义上，阶级斗争从来就不会动摇党执政的根基，反而更加稳定党的政治底色，进而凝聚亿万民众对党执政地位的拥护。

　　就在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1966年6月10日，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曾还尖锐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转批陈正人给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而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在信中感叹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主席的批示则如下：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主席那几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他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

　　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阶级斗争真的休止了吗，真的可以让位于“生产力发展”了吗？

　　同在那个月月初，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这就是他一直批评的“包办代替主义”。

　　包办代替主义，使主席敏锐觉察到官僚主义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他还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开门见山点明：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席关于践行人民民主的思想已经根据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进阶，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让人民“监督”政府，更需要发动人民来“管理”这个国家。

　　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阅读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主席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还由力群同志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在读到第23章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主席给大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主席还在这段文字旁特意批注：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后来曾随主席重登井冈山的王卓超，有过极为深刻的感悟：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

　　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

　　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

　　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

　　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那是1965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时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冈山当然不是单纯的怀旧革命，而是在追求继续革命。

　　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绝非踏青赏景一般的闲情雅致。

　　当时间来到60年代中期，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

　　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

　　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只是遗憾的是，那场伟大的尝试又一次的被人为的破坏……这里不再多语。

　　从1964年中央会议上的训斥，到1965年井冈山无限失落的悲叹，甚至包括四清运动难以收获成效，这已经得以表明：那一时期毛主席考虑的“全国性政治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党政制度，必须被提上日程。

　　否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只不过，他也必须以付之一炬、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几近灯尽油枯的年纪。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说过一句话：

　　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一定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一切也就完了。

　　作为执政组织，当你掌握的权力仅意味着要承担起保障公众的利益和满足，当人民所要求你承担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

　　相反，如果权力意味着能够给个人及个人背后逐渐生成的「政治门阀」或「利益集团」带来好处且社会责任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

　　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主席的论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自赫鲁晓夫开始的苏联修正主义政权的阶级实质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

　　以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幌子为政治掩饰，对苏联人民实行反动专政；在“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辞下复辟资本主义，对苏联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这便又回到关于“满足经济”与“发展生产力”的讨论——即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当话语权被剥离，不论是“实践”还是“检验”，群众都是被动的客体。

　　他们无法以治安混乱和军匪横行去评判知青返乡、大裁军和军队经商，他们也无法以物价飞涨去评判双轨制与价格闯关，他们也无法以悲惨流离的大下岗去评判国企改革，他们也无法以贫富鸿沟去评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更无法以血汗工厂和996去评判所谓人口红利与福报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统一口径下，他们都是历史的失声者。

　　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共产党宣言》中有言：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回想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主席给予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

　　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

　　前文提及的《实践论》里，主席有过这样的评语：

　　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建国以后主席也有多次说：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需要改造，农民需要改造，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改造。

　　这种“改造”的具体所指就是不抛弃工农、不远离工农，不论是权力还是知识，都应当为工农服务，为人民服务。

　　否则，就是修正主义。

　　而修正主义必将导致阶级压迫的诞生、导致“红旗的落地”，这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记住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的话：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动人民、依托人民、服务人民，实践才有了普适性，检验才有了合法性。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