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张继科事件”霸屏热搜，吕德文老师几年前的一篇社会调查文章《赌博，正在摧毁农村》引起广泛热议，被多家媒体转发。
吕德文老师的调研地点是两湖地区的某个乡镇，恰巧笔者的家乡离此不太远，因而笔者对文章所描述的情形并不陌生。
但是，对于文章的标题，笔者却是不大认同的：
一则与其说是赌博“正在摧毁农村”，不如说是赌博在“死掉的农村”重新复活罢了；二则“倾家荡产”去豪赌的农民其实是极少的，大多也只是打打小牌打发时间，说赌博是乡村“社会之癌”，未免有些夸张。
对于农村而言，比起已经搞过多次、且禁而不止的“禁赌”，更紧迫也更重要的事情，显然应该是为“死掉的农村”寻找真正的出路。
本文分享两个发生在笔者至亲身上的“赌博”故事，供大家思考。
农村的贫富分化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笔者有四个表姐，她们恰好嫁到了本县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大表姐夫的父亲70年代就在国营的建筑单位当干部，80年代他们家庭成了县里比较早就承包工程的“包工头”，如今在县里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富裕家庭；二表姐夫90年代开始开饭馆，生意虽没做多大，但在县里大致也算“中产”；小表姐夫家里是做别的小生意，与二表姐家境相近；三表姐则是嫁到了邻村的一个农家，家境属于最差的。
不过，笔者小时候却是最喜欢三表姐夫的，他人特别好，朴实、勤奋、忠厚，对三表姐很好，对我们家帮衬也多，前一个时代“穷帮穷”的惯性至少延续到了捌玖十年代。
2000年前后，三表姐夫在县里的工地当小工，兼带务农。逢年过节大家都会走亲戚、串门，不说与其他几个表姐夫攀比，就说与村里的小富起来的同龄人比较，三表姐夫也难免自惭形秽，总觉得自己无能，没有让三表姐过上好日子。
终于有一天，三表姐夫下定决心要跟着同村人去浙江打工，要混出个样；三表姐则留在老家，既要边务农边在宾馆当保洁员，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就这样，三表姐夫一家虽然过得辛苦，但慢慢地也快要攒够翻盖老家房子的钱了。
有一年春节，从不赌博的三表姐夫被同村的人拉去“炸金花”，可能手气比较好，一下午就赢了几百块钱。这让三表姐夫看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道路，慢慢地就迷上了赌博，虽然有赢有输、并未立即“致富”。
三表姐知道情况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的，还拉上几家亲戚一起劝三表姐夫。三表姐夫也觉得这是一条“邪路”，便下定决心“戒赌”，重新踏上去浙江打工的路。
后来听说三表姐夫在浙江又去赌了，具体赌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赌得特别大，把家里好不容易攒起来的积蓄败光了，还倒欠20多万的赌债，几家亲戚凑钱帮他还了债。此后，再见三表姐夫的时候，他的眼里已经见不到从前的朴实、淡定和干净，整日低着头、勾着背、见不得人的模样；再后来听说三表姐夫又去赌，被别人追债追到家里；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门窗都被砸了，而三表姐夫也“失踪”了，从此便没了音讯……
今年春节，笔者回家乡给三表姐拜年。不到五十岁的她，已经有了很多白头发，整个人也消瘦了很多，背也已有些驼。这些年她独自给家里的老人送终，拉扯着儿子长大；儿子读完中专在当地找了一份工作，工资并不高，家里的几间平房已经成了危房；三表姐仍旧一边务农，一边做保洁，为了儿子结婚的彩礼钱一筹莫展；问起三表姐夫，依然没有音讯，三表姐只能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因为三表姐夫赌博的事，母亲有一次跟我聊起了外婆的往事，这件事母亲以前并未提及，大概觉得难于启齿吧。
外婆的家庭在解放前属于富农，但外婆和前外公都比较好赌，家产很快败掉，沦为了贫农。前外公因病去世，解放初外婆又改嫁，才有了母亲。
但解放后外婆仍旧改不掉好赌的毛病，因此并不顾家。母亲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家务，被大队部学校的老师拉到学堂又被外婆拉回家。寒冬腊月，才六岁的母亲就一个人蹲在河边，在冰面上凿个窟窿洗一大家人的衣服——这个细节我是在小时候去外婆家串门就听邻居提起过，他们因为这事夸母亲懂事早、很勤快。
外婆好赌的恶习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初。
解放后政府禁赌的决心非常大，但真正把赌“禁掉”的，却是在人民公社完善成熟以后，此前单靠行政力量是做不到的。那时的社员们已不再似解放前农民那种“各顾各”的状态，谁家要是有人赌博，很快就会有别的社员揭发、监督、批评，从大队到小队也会有干部轮流过来做思想工作，整个农村的风气在很短的时间里大为改观，赌博之风才彻底销声匿迹。
更重要的是，依托于当时的人民公社农业集体经济的经济基础，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农闲时期大家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打牌打发时间。经常会有电影放映队和戏剧团下到农村，公社还会组织村里的运动会、篮球比赛、拔河比赛……此外还有劳动技能比拼。外婆因为鞋垫纳得漂亮，还获过一次奖，后来又在小队里并评过“先进”。
（这里插一句：前一段时间，贵州的“村BA”被媒体刷屏，某些媒体追溯历史，把源头算在了民国时期，这完全是“扯犊子”。要说篮球是民国时期传入贵州的没太大毛病，但篮球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风行，绝对起源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时代！）
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之后，这样的情景便不复存在了。笔者很小的时候，还见到过一两次电影和戏剧下乡，此后便再没见过；而农村开“运动会”，却只存在于母亲的口述中，笔者打小就没看见过。
赌博倒是在80年代初又时兴了起来。外婆重新走上了赌桌，虽然只是“小赌怡情”，却是后来三表姐夫们“大赌伤身”的开端。
从外婆和三表姐夫的经历，笔者看到了“鬼变人”和“人变鬼”的两段时代印记。追根溯源，让笔者想到了那个举世闻名的安徽小岗村。
《安徽省志》12卷“公案志”第三篇“社会治安”（下）的第一章《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治安》第四节“维护社会秩序”，也生动地记述了这段历史，兹摘录如下：
“五、禁止赌博
民国时期，赌博之风在安徽流行……麻将、牌九之声日夜不绝……群众聚赌，更是屡见不鲜。
1949年春，安徽解放。……是年，民国时期所遗赌场均为公安机关查禁。
1961年（当时曾希圣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笔者注），全省赌风又渐起……某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范某，先后参赌50余场……是年11月省公安厅发出禁赌通知，号召各地各单位动员社会舆论，依靠群众制止赌博……至1962年，赌风逐渐减弱，农村赌风基本平息。
进入80年代，赌风又烈。1982年春节期间，宿县、宣城、徽州地区，合肥、蚌埠、芜湖、淮南等市，共抓赌1197场，收缴赌具853副，没收赌资48300余元……”
这段历史，让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理解了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那段谈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这么重……”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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