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

　　毛主席一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两场革命：一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场是社会主义革命。

　　表面看来，毛主席领导的这两场革命都是以旧制度、旧观念、旧习惯为对象的“外在”的革命，而事实上，毛主席的“自我革命”却始终贯穿于这两场革命的全过程。

　　毛主席的“自我革命”，既有革命者自身层面的不断地思想改造，“灵魂深处闹革命”，又有革命者集团在组织层面的不断地“自我革命”；而这两个层面又是紧密相关、密不可分的。

　　关于革命者自身“自我革命”的精髓，被毛主席浓缩在了通俗易懂的“老三篇”里：胸怀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时刻准备着克服任何困难，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应当具备的品质。

　　然而，单纯是革命者自身的“自我革命”，一则很难进行得彻底，“以人为鉴”，才可以知得失；二则这仍旧是古时哲人“内圣外王”的思路，难免陷入“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所以，还必须依靠组织层面“自我革命”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放手发动群众，通过群众的“大民主”不断地刮骨疗毒。

　　“自我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同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路线斗争，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在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延安整风、三反五反、社教、继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通过群众运动，不断去除革命者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净化革命队伍。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被毛主席分成了“两步”：第一步是“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P548）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论述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毛主席看来，只有完成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才能巩固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最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任务，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否则的话，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还会失去。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当是作为革命领导集团的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为此，毛主席发动了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教育等一系列运动，直到人生最后十年的努力。“群众大民主”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运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成果，包括“四大”、“三结合”、基层工农兵代表在人大占据了绝对多数以及工人、农民当副总理……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 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毛主席的“自我革命”发展到最高境界就是“斗私批修”，然而，其所受到的来自革命投机者以及同路人的抵制和反对也是最强烈的。

　　为什么会反对，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

　　——引用自《毛泽东传（1949-1976）》P1776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也是有检讨的：

　　“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毛泽东传（1949-1976）》）

　　但是，毛主席逝世以后，有人就是跳到对立面去指责，并由此引发了80年代的非毛化浪潮。

　　今天的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当时大多数群众在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产生了“疲惫感”，甚至是“厌恶感”。很多人还把80年代的迅速“异化”以及道德的沦丧归咎于毛泽东时代对人的欲望和私心的过分压制所产生的反弹。就连齐泽克这样的西方左翼学者也认为：“历史最大的讽刺是，正是毛泽东自己撕裂了传统社会的结构……”

　　这样的说法貌似也有几分道理。

　　前几天，李大钊同志的孙女去世，经过澎湃新闻报道，人们才知道微博账号@看老照片原来就是她一直在“默默”运营的。

　　不过，很多网友扒开账号以往内容，在看到很多看似“客观看待民国及张作霖”的老照片，已经某些将苏联红军视作“占领者”的内容之后，感到了深深的不适：

　　把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编造的一句台词，当作历史的来描述，联想到其此前任职的单位，显得无比怪异：

　　而其几条与毛主席有关的微博内容倾向更是“一言难尽”：

　　1956年毛主席在送行印尼总统之后，顺道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各种史料显示毛主席向日本人民表达过问候，从来没提过什么“天皇”

　　看到这些，笔者只能说，“爷爷是爷爷，孙女是孙女”。

　　不过，这大约也是“革命革到自家头上”的后遗症。然而，当年的“伤害”本来就是一笔“容易被搅浑的账”：

　　李大钊夫妇的墓被毁纯粹是“牵连之祸”，运动初起，以大院子弟为主的四十五中中学生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将万安公墓砸了个底朝天，李大钊夫妇的墓也被毁其中，这跟毛主席又有多大关系呢？要知道李大钊同志第一个安葬地的墓碑碑文“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还是毛主席在30年代亲笔题写的，毛主席一生都视李大钊同志为自己的老师。

　　李大钊同志长子李葆华当年跟毛主席是一个战线的，1962年接替曾希圣，年底开始着手逐步纠正“责任田”（包产到户），到64年就帮安徽完全回到了农业集体化道路；运动初起的派系斗争让李葆华遭到错误批斗，毛主席一路“力保”，后来又调李葆华去了贵州当书记……

　　包产到户的1961-63年安徽粮食增产并不明显，反倒是农业集体化恢复后的1964-66年增速显著

　　况且，李大钊同志家人在那十年所遭受的磨难，与魏巍、马宾等同志比起来实在算不得什么。

　　运动一开始，魏巍同志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就被打成了“宣传战争残酷”“贩卖人性论”的毒草，未完成的小说《东方》手稿也被视为“黑靶”没收、遭到批判；而促成“鞍钢宪法”报告诞生的马宾同志在1968年开始同样遭到了七八年时间的隔离审查，身心都受到巨大摧残……

　　他们是不是更应该对毛主席有怨气呢？

　　坐过11年监狱的北京航空学院老院长武光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相信党的历次政治运动到最后总会有个甄别”。到了晚年，看到种种现象，武光同志才衷心佩服毛主席的“远见”，他反过来还把这段监狱生活看作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耄耄之年不辞辛劳，到各种场合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事业。

　　这也是魏巍、马宾等一大批对革命、对人民赤胆忠心的革命战士普遍的态度与抉择。

　　笔者相信，如果李大钊同志能够经历那个年代，他也会有此抉择。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