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付国豪是我们的「同志」，不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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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作为一个政治称谓，是为毛主席一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所向来不容的，尤其是经历过井冈山革新、去土著化之后，“兄弟”基本普遍被「同志」取代。

　　今天回看，1927年标志“八一建军”的南昌起义，一个最显突兀的点是它的口号：

　　河山统一。

　　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不是其他任何政治进步的口号。

　　至少在那个南昌城头枪响的夜晚，这支充斥着旧军阀、地方主义、农民散漫习气、意识形态更是难言坚定的军队，尚不知自己在为谁而战，更对前途充满迷茫。

　　转折点在在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和第八天。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毛主席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正式提出伟大论断：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时年34岁的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从毛主席开始，党和党的军队进入了升华阶段，这群一度迷茫的人开始思考：这支军队必须被谁领导，这支军队应该为谁而战。

　　两年后的12月28日，鹅毛大雪中，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队伍终于等来了光炳千秋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从此，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成为了这支军队区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旧制军阀的最显著标志。

　　“为人民行军”，毛主席的这支部队从这一天开始、从古田开始，实现了政治高度的腾飞。

　　在此之前，二十八团想去赣南，二十九团想去湘南，三十一团想去浏阳平江，湘赣交界的同志又主张在边界游击……

　　每一支队伍及其首领都有自己的“兄弟”，唯独大家不是党领导下的「同志」。

　　浓郁的封建氏族观念笼罩在井冈山上，导使红军指挥调动都相当困难，个别队伍甚至成建制溃散。

　　这谈何打仗，谈何作战，谈何建设？

　　关键时刻，正是年轻的毛主席拯救了这支初生的队伍。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主席深刻指出部队弊病：

　　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艰难得很。

　　从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到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毛主席为一支散架软骨的军队注入了力量磅礴的政治骨髓，传统封建观念和江湖散漫作风从此被逐出这支红色的队伍，士兵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凝聚在一起，成为了彼此的「同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花了大力气纠正割除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导致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绝不可重现乃至弥散。

　　所谓“兄弟”一谓，不仅会助长帮派风气和裙带文化，进而撕裂区域族群，更会动摇国本和党的意识形态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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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向历史看去。

　　事实上早在建党之前的1920年，青年毛泽东在与罗学瓒等人通信时就已经开始引用“同志”一词。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1923年以后，在党内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的也多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同志”这个称呼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亲切尊敬的互相称呼。

　　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

　　即使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有指出：

　　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举一个叶挺的例子。

　　叶挺是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时于“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谈判，却被反动派凶狠扣押，囚禁长达五年多。

　　抗战胜利后，在中央严正交涉下，叶挺于1946年3月4日出狱。出狱后他打电报给党中央要求申请重新入党，194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回电，全文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与人类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其实这份电报原稿第一次称“叶军长”，随即被毛主席修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后来他又将“同志”改为“将军”，可再一想，毛主席最后又将电报上的“将军”二字删去，改回了“同志”。

　　之后叶挺在致刘少奇、任弼时的信中，激动地写道：

　　从此以后，我能很自然地亲切地称你们为‘同志’了。

　　这就是「同志」一辞背后所承载的巍巍重量。

　　毛主席自己就曾表示过，他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毛泽东同志”，比如1951年他在审阅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时，将书稿中出现的“毛主席”字样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

　　后来1959年8月，毛主席还曾专门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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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胡锡进喜欢满脸堆笑、惺惺作态而使用的“兄弟”一辞，如此江湖山匪习气之辞，则常见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内。

　　当然，当国民党的军阀领导们突然对你称呼“兄弟”时，往往就是要你充当炮灰、给党国权贵们送命的时候，并不是真的与你志同道合。

　　这方面，蒋介石就堪称老油条。

　　比如国民党时期锦州义县师长王世高，此人经略能力不俗，老蒋将他安排在义县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上足见重视，他亲自发电报给王世高进行战前鼓舞：

　　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战苦战，殊堪嘉许。

　　于是王世高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战，并在接到电报三天后被我军全歼……

　　再比如国民党第七军团被我军围堵碾庄时，蒋介石急火攻心，布置三大军团（邱清泉第二军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解困，并给邱清泉发了封电报：

　　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不惜一切牺牲，将当面敌人击溃，以解黄兵团之围。

　　邱清泉一脸懵逼：这时候我成你“兄弟”了？

　　结果也无需多言，第二军团在被我华中野战军日夜阻挡的情况下败走河南陈官庄，且其第五军第四十五师也受到我军追击，邱清泉后又马上派出第十二军和七十军前往救援……

　　最终，蒋介石的“兄弟”邱清泉还是被我军击毙，给南京反动国府当了炮灰。

　　再再比如黄百韬兵团在于碾庄被我军歼灭后，杜聿明曾安排团部向永城方向撤退，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呐，又一个倒霉的“兄弟”，结果自然也是被我军歼灭。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一文中这样总结蒋介石：

　　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在每次会战进行到关键时刻的时候，直接越过战区统帅部、前线指挥部、直接发电报给军长、师长……而且每当需要将领卖命的时候，都会不顾师生关系，直接以平辈称对方，与之称兄道弟……

　　微操之际显身手，“兄弟”之谓铸炮灰，这就是国民党的政治文化：摆脱不去的法西斯军事色彩、权贵等级秩序和党内欺骗风气。

　　淮海大决战，蒋介石的三十万“中央军”被我军团团包围、行将覆灭之际，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竟然隔岸观火，二十万军队一枪不放、眼睁睁看着杜聿明走向溃败。

　　距离最近的白崇禧都懒得听令，华北方向与西南方向均自顾不暇的傅作义和胡宗南，自然就更不会搭理。

　　包括此前孟良崮一战中坐视张灵甫的“王牌七十四师”被我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歼灭而不顾的李天霞，同样无视蒋介石和汤恩伯的命令，仅仅因为私恨，就故意放任张灵甫被我军痛剿……

　　这都是国民党的“兄弟文化”。

　　至于在论功行赏时，蒋介石等国民党的权贵高官是从来不会顾及“党国的兄弟”的。

　　早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共产党抗日武装最高荣誉是获得英模称号。

　　根据著名军史专家高戈里的研究——

　　抗战期间，国军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为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

　　“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仅授予两人，即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期间共授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4人：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士兵为0，其他9人，占5.2%。

　　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足足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作战民兵和普通群众百姓。

　　一边是不过利益分配的奖赏化表现（蒋介石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但给自己颁了枚国光勋章，还给宋美龄搞了个青天白日勋章），一边是真正立足群众的光荣嘉奖。

　　一边是蒋介石可怜的“兄弟”，一边是工农人民巍峨的「同志」。

　　跋

　　“兄弟”是某个人或某帮派的兄弟，而「同志」则是党领导下的同志。

　　前者为私有化的个人情谊，后者为公有制的革命情感。

　　由此我不禁大胆意会，或许胡锡进过去执掌环球时报社多年时，这家报社曾早就一定程度地脱离党的领导和人民监督，而沦为胡锡进一手遮天的私家领地，以致于他退休后依旧可以将“胡锡进”这个账号据为己有——严格来说，这是无可争议的国有资产流失。

　　特别是，对比胡锡进退休后环球时报社近两年来立刻风气扭转、笔锋锐利的良性反差，我更加为此笃定。

　　付国豪是我们的「同志」，不是某一个人其政治欺骗语境下的所谓“兄弟”。

　　像付国豪这样的战士会在如今的体制内成为一个“异类”，满嘴挂着“报社的孩子”的胡锡进竟然会唯独不拿他当孩子、会面对付国豪的悲剧却装死无声、会将他定义为一个“添麻烦的人”，这已经是十足的悲剧。

　　此时如果还要用“兄弟”来惺惺作态地妄图“安抚”付国豪的家人、以期他们可以闭嘴、不要像付国豪那般继续给胡大人“添麻烦”……

　　对不起，群众不答应。

　　一句“兄弟”话术的背后，不仅是党内“政治PUA”的内核体现，也彰显着喜用“兄弟”一辞的人，其挥之不去的封建裙带思想和居高临下的诱骗姿态。

　　一口一个“兄弟”，一嘴腥沫，一脸油腻。

　　196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毛主席指出：

　　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面临着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绝不能去捡起我们曾经反对和打倒的东西。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