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虹：大领导就是“大丈夫”吗？

　　近日，有人在夸赞其领导时，除说了一大堆恭维乃至吹捧的话，还认定这位领导是大丈夫，弄得全场一片唏嘘声。这种武断地把大领导与大丈夫划等号，既不严肃又亵渎大丈夫的内涵，也是一种十足的献媚，有必要厘清其内涵，真正弘扬大丈夫的骨气。

　　所谓“大丈夫”，指有大志、有作为、有气节的男子。孟子提出的人格理论，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大丈夫的标准。他认为大丈夫，应当有不受富贵诱惑的定力，有不为贫贱动摇的节操，有不为武力屈服的坚贞，其涵盖的人格风范，人格操守，以及人生价值取向，使之成为顶天立地的代名词，成为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动力。大丈夫首先是“富贵不能淫”。什么是不能淫？现就是一大堆金银财宝、一大堆诱人的官帽，都不能使自己心动，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信仰追求，这种定力就是“富贵不能淫”。其次是“贫贱不能移”。生活再贫困潦倒、地位再卑微，都不能改变心里的志向，都不能让自己随波逐流，这就是贫贱不能移。第三是“威武不能屈”。再大的权势、再多的威逼利诱手，绝不动摇我的气节。具体而言，就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亦即有得志时候，也有不得志时候，如果实现志向，就带领老百姓好好干，不能实现志向的时候，就一个人坚持自己该坚持的东西，做到得志时候不飞扬跋扈，不得志时候不灰心丧气。进而言之，“大丈夫”就是做人有品位，做事有原则，与人交往显大度，困难时刻敢担当。大丈夫的境界，就是追求“大”，有大志向、大作为；大丈夫的品位，就是德行高尚，有胆识，有智慧。大丈夫不仅有“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的理想，也有“振衣千仞冈，灌足万里流”的气节；不仅有“珠藏泽自媚，玉韫山含辉”的蕴藉，也有“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的襟怀！所以中国自古及今一直崇尚大丈夫，都把冠以大丈夫名号当作荣耀自豪的事，都用大丈夫理论和典范激励自身、启发后人。

　　昔年，汉高祖刘邦看到秦始皇出巡，发出“大丈夫当如此”的感叹，便拔剑斩蛇起义，浴血奋战夺取了天下，此即大丈夫之大作为；三国时期的周瑜以“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婉言谢绝蒋干的劝降，留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赤壁之战千古绝唱，此即大丈夫的坚定把持；赵云面对别人给他选配美妻的诱惑，坚定地以“大丈夫只患功名不立，何患无妻”拒绝，此即大丈夫经得住诱惑的定力。东汉有个陈蕃，十五岁时“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亲的朋友问他“怎么不打扫打扫，好接待客人”，陈蕃却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老者马上反问“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由此昭告天下有雄心壮志想做大丈夫固然好，但必须从身边小事做起，才能成就一番伟业。《水浒传》中的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念念不忘招安，见了皇帝和大臣五体投地的人，居然还口出狂言“敢笑黄巢不丈夫”，终被遗笑千年。有一首《大丈夫》的歌，通过“醉里挑灯看过剑，饮马河边明月刀，文香墨韵空万古，八百里红尘烟雨遥。吹角连营旌旗猎，只心报国不辞劳。冲天热血战衣袍，九万里江山意气骄”“想的是黎民百姓，护的是江山社稷。恋的是民族气节，梦的是家国万里”，赞美民族英雄辛弃疾是大丈夫，是“金戈铁马，气吞如虎”真正的大丈夫！而史学家范文澜的《大丈夫》一书，表彰历史上那些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勇于为国捐躯沙场，或不畏艰险、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呼吁广大青年和亿万民众挺身而出，做挽救民族危亡，勇敢抗击侵略的大丈夫。纵观中国历史，为国家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是值得尊敬的大丈夫，抗击侵略者的忠勇义士以视死如归诠释了大丈夫，不畏强暴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人们，也都是大丈夫！屈原、苏武、于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都是大丈夫的代表。投降卖国的秦桧、李鸿章、汪精卫等则是大丈夫不耻的屈膝投降代表，搜刮民财富可敌国的石崇、和珅、魏忠贤则是陷害大丈夫的奸佞小人，所有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跑到国外贪图享受的可怜虫，永远都不是大丈夫。

　　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人民公仆，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因为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伟大革命中，在为民族翻身解放而奋斗的事业中，孕育出不朽的红军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苦为荣的革命乐观主义，官兵平等、严守纪律的模范行为，赋予大丈夫全新的内涵，也将大丈夫精神提升到至高境界。一是大丈夫当有坚定的信仰信念和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从工农革命到红军，从长征到八路军，其艰难曲折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艰险的局势所吓倒，没有向艰苦险恶的环境低头，凭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无论遇上多么深重的苦难，多么残酷的现实，都依然坚定不移地把革命的旗帜扛在肩头，一直走向革命胜利，走向祖国的繁荣富强，显示出了顶天立地大丈夫气概。二是大丈夫当有舍己为人的奉献牺牲精神和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战时期，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共产党人都坚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无论多么困难，无论道路多么艰险，或血染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慷慨赴难，或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或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都表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成为民族精神中至刚至大的气节，彪炳史册，光照千秋。三是大丈夫当有不怕吃苦、以苦为荣的革命乐观主义。在老区，在革命根据地，在长征途中，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物质极度匮乏，部队缺粮少医，加上敌人的封锁与“围剿”的艰苦环境中，锤炼出“天当房、地当床”的豪迈洒脱，锻造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鼓舞着苏区军民向着胜利、向着未来坚定不移地迈进。四是大丈夫当有不搞特权官兵平等的宽阔胸襟。共产党人能够克敌制胜，根本原因就是官兵一致同甘苦，上下平等、官兵平等，这种平等是同甘共苦的官兵一致，不只是物质上的“相等”或“平均”，更是侧重于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红军和革命队伍中从来就没有高高在上的军官，有的是志同道合的同志，是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所以说，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人民公仆，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干着营私腐败和叛徒汉奸勾当的人，他们无论当过多大的官，有过多么大的权力，都不是大丈夫，而是彻头彻尾的共产党败类，货真价实的是伪君子小人。时至今日，大丈夫依然是人们的人格品位的追求，依然需要大丈夫抵御物欲横流的气节，依然需要大丈夫精神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正能量，依然需要大丈夫光明磊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特点，始终以为民、兴党、报国为己任，按照忠诚、规矩、干净、担当的要求，进一步坚定信仰、锤炼党性、修身正德、勤勉为政，做到一心向党、永不背离，老实可靠、永不越线，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居之无倦、永不懈怠，不断改进工作作风，严格履行党员职责，着力提升民生福祉，真正将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转化为具体行动和鲜活创造，做一个建功立业、俯仰无愧的“大丈夫”。

　　大丈夫和君子密切相关。君子就是讲究人格和道德修养的人，大丈夫是有担当，敢作敢为的人，堂堂的大丈夫都是君子，阴暗的小人绝不是大丈夫。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大丈夫与大领导划等号的原因。有些领导虽然位高权重，但人品很低。为什么有的人职务一级一级往上升，越来越不接地气，越来越脱离群众？因为他们随着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扩大，他们很容易陷入自己的世界里，也变得冷漠缺乏“人情味”，逐渐脱离了普通百姓和自己的朋友；还因为在职位上久了，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利益和更高的位置，为了往上爬，不得不去攀附，追逐政治和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些没有人情味的领导干部，虽然称不上坏人，但绝对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而不是人们敬重的大丈夫。习近平总书记曾将领导干部存在的政治品德问题集中概括为“七个有之”，这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等“七个有之”，就是政治上的小人，玩弄权术的阴险奸诈之人；就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党中央的全面从严治党，简单地说就是净化心灵，做名副其实的大丈夫。

　　大丈夫当有大胸襟。心中有天下的人，才能从容地接纳各类人才，哪怕他曾给你带来过伤害。当年的曹操不仅原谅了曾写檄文大骂他的陈琳，两度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哪怕是对方杀了自己儿子，而且放行了寻兄的关羽，没有追究对方斩了自己的守将。身为领导，一定要有大丈夫的宽阔胸怀，善于团结人，尤其是团结反对过自己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一个大领导，必须具有容人容事容物的人格魅力，具有能包容同志、包容群众，让他们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团结协作的宽广胸襟，才能称得上大丈夫。尽管当领导的离不开智谋权谋，但最根本的一定不是权谋，而是宽广的胸襟。

　　大丈夫特别强调为人的“廉”。“贫贱不能移”强调的就是“廉”。大丈夫，一方面要求“廉”的基本道德操守，加强“廉”的修养和道德提升，坚守“廉”的道德底线；另一方面要求以“廉”促进政兴，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把“廉”当作政权稳固持久的内在需要。在大丈夫的思想内涵中，做一名好官首先要做一个修身以德的好人，尽管一个好人并非是一个好官，但不是好人的人一定不是好官。因为称得上大丈夫的官，不仅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还有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勇气；不仅有为政俭约、“节用而爱人”的品行，更需有涵养一腔浩然正气的节操，方称得上为政以德的大丈夫，赢得“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百姓的拥戴。今天，有些大人物被人们鄙视，就是因为他们官做得大，但人格却很小，人品很低。他们既没有坚持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大丈夫人格，没有坚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往往因官位、钱财而屈志，攀附权贵，鄙视百姓，也没有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浩然之气”，树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价值取向，铸就不淫、不移、不屈的英雄气概，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获得升华，所以很多大官不是大丈夫。大丈夫的浩然之气来自对家国、对苍生强烈的责任感，来自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屈服于敌人的血性，容不得任何自私自利，容不得任何有愧国家和人民心的事，这也是大丈夫不易做到的原因，也是大丈夫崇高的根本原因。

　　说白了，大丈夫绝不是披着共产党外衣干着国民党反动派勾当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之流，无论他们当过多大的官；大丈夫也绝不是出卖祖宗背叛祖国的汪精卫之流，无论他们掌过多大的权；大丈夫还绝不是跑到国外贪图享受的可怜虫，无论他们多么富有。

　　大丈夫是王铁人、钱学森那样的为国家为人民顶天立地的铮铮铁骨，是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躬身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是杨根思、毛岸英、罗盛教、黄继光、邱少云等那样的“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双手擎”“让生命开鲜花，使祖国大地春常在”的人民英雄。

　　研究大丈夫精神，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光荣传统，增强开拓进取的雄心，砥砺奋发有为的意志，保持冰清玉洁的操守，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