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阶级的“国家主义”为何臭不可闻——驳“南山学脉”《我为什么不看好左翼青年》
前几日写了篇文章，批评南山学脉的超阶级国家主义观，来而不往非礼也，南山学脉也写文进行了辩护。
其辩称：第一，我错误界定当下社会状况；第二，我把政府和民众强行割裂开来；第三，任何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第四，当前情况下，应该团结一致，共谋发展。
其辩护，可以说是稀巴烂，根本起不到自我辩护的效果。
其一，对象错误，鄙人笔名是汉江墨客，不是江汉墨客。连辩论对象是谁都搞不清楚，还给自己辩护个什么？当然，其内容针对的是我写的文章，姑且原谅是南山学脉老眼昏花写错了。写错别字在所难免，在此帮其更正。
其二，立论错误。《超阶级的“国家主义”为何臭不可闻》一文，不认同南山学脉以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作为例证，把国内农民起义说成是不顾抵抗侵略大局，便宜外敌的观点。针对的是南山学脉举例不当的问题，指出了腐朽没落的明政府和清政府不值得广大农民为了抵御外敌而继续忍受地主阶级的横征暴敛。
而南山学脉不知是又一次老眼昏花，还是牵强附会，说我在以史为喻，直指当下。天可怜见，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感恩都来不及，哪敢指摘圣朝？我的文章有一个字一句话在指摘本朝吗？
其三，自相矛盾。南山学脉《我为什么不看好左翼青年》一文白纸黑字：对于推动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我是赞成的，而且举双手赞成。但对于以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我是反对的，明确地反对。显然，采用这种方法，只会放大国内的社会矛盾，搞乱国内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而一旦国内的矛盾被放大，就会给外部力量以可乘之机。
然后在这篇辩护词里，南山学脉又说：斗争可以争取社会公平。在特定情况下，斗争当然是必要的，但要把握尺度和分寸，同时还要考虑各种因素，不能拍脑袋，要有大局观，目光要长远……我们不反对斗争，但反对在当下，打着斗争的旗号，却只为自己谋利，置天下安危于不顾的人。
同为文人，我想奉劝南山学脉一句，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如果是错的，要么坚持到底，要么冷处理，要么积极承认错误，改过自新。不要被人骂了后，才想着打补丁，加限度词，不然到时候做裁缝的样子很难看。
南山学脉这篇辩护词，与其说是对我文章的反驳，不如说是站在其第一篇文章基础上的自说自话。而其两篇文章，在关于明末和晚清历史的认知上，实在是肤浅无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里我就以高级中学历史教师资格证持证人的身份，为南山学脉补上一堂历史课。
限于篇幅，我们只讲明末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的正义性是无可指摘的，对于贪得无厌，不顾百姓死活的政府，农民除了揭竿起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历史作家当年明月所说：“没人愿意打仗，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逼上梁山，是他们唯一的宿命。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
当然，明末农民起义有没有起到削弱明朝攘外力量的作用呢？
客观上，农民起义确实削弱了明政府抵御外敌入侵的力量，明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得不调用边关的军队，从而给了满清崛起的机会。
但以此批评农民军没有大局意识，属实是良心大大的坏掉了。
首先，先秦大儒荀子说过：“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事有轻重缓急，矛盾也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对于中原农民来说，残酷的明政府和暴虐的满清都是敌人，而明政府的盘剥是摆在眼前的，直接的威胁。明政府横征暴敛的屠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有心思考虑千里之外满清的问题吗？
南山学脉最大的问题就是立场歪到了腐朽没落的明政府上面，没有站在农民阶级的角度上看待中原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原民族和满族的矛盾这两大矛盾。
这也就是超阶级国家主义的一大害，即其只看到民族矛盾，而无视阶级矛盾，于是不论民族矛盾尖锐与否，都要拿民族矛盾作为压制阶级矛盾的借口，从而成为倒行逆施的腐朽政府维护自己反动统治的依据。
对于当时的中原农民阶级来说，残酷压迫自己的明政府才是头等大敌，国内的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为次要矛盾。所以农民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腐朽没落的明朝，而非配合明朝抵御外族侵略。
后来满清入关，屠杀中原人民，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如蒙元灭宋式的“亡天下”危机再次出现，驱逐鞑虏遂成为农民阶级的主要任务。而以南明政权为首的南方地主阶级尚存在抵御侵略的进步性，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还是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后来都放弃了自己原先大顺、大西的国号，从民族大义出发接受南明领导抵御清兵。
在抗清过程中，由农民军改编的部队成为保护南明政权的中流砥柱，一直作战在抗清斗争的第一线，即便是永历帝被吴三桂杀死，南明政权宣告灭亡后，夔东十三家、李定国余部等原大顺、大西政权的农民军一直与清朝抗争到最后时刻，至死不屈。
历史证明，最顾全大局，最讲民族大义的恰恰是农民阶级，而非为一己私利，大敌当前还不忘内斗的所谓正统的大明朝廷。
其二，明朝对农民征饷抗清，表面上具有合理性，实质上依然是对农民阶级的压迫掠夺。
我在第一篇文章已经提到，明末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占有国内土地最多的是皇族、官僚和地主等统治阶级成员，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广大农民相当一部分已经沦为无产的流民和佃农。统治阶级坐拥巨额财富不主动出饷抗击外敌，反而对少地的农民继续征税，这不是跟富人向穷人借钱一样荒唐无耻吗？
这里还没提腐败的明朝官吏借征税之名对百姓巧取豪夺以及军官克扣军饷、以次充好的情况。
我想问问南山学脉一干人等，在明末的明政府和农民中，到底是谁在扩大国内矛盾？！谁不顾全大局？！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其三，在清兵入关到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以明朝遗老遗少为首的一些地主阶级迅速与满清贵族集团勾结，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消灭南明政权的排头兵。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三桂了。
1644年4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彼时的镇关大将吴三桂还在勤王路上，得知崇祯已死，明朝不复存在的消息后，吴三桂回师山海关，思考起自己的前途。
对吴三桂来说，有三条路可选：
第一，投降李自成，交出山海关，为中原民族保边关不失。实际上，李自成也发出了招降的邀请。
第二，继续保持明将身份，寻找明朝宗室，拥立新帝，或者自立政权，同时对抗农民军和清军。
第三，投降满清，引清兵入关，绞杀农民起义。
按南山学脉的观点，第三条路是万万不能走的，因为这违背民族大义，是彻头彻尾的汉奸行为。
然而吴三桂不仅选了，而且在后来清朝统一中原的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平西王。
事实证明，对于明朝遗留下来的一干文武官员来说，民族大义在自己的一己私利面前是不足为道的。
吴三桂降清后，引清兵入关，与亲征前来的李自成激战。当时农民军没有料到吴三桂会投降满清，在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得两败俱伤之后，清兵突然杀出，农民军被打得大败。
失去了山海关，大顺政权面对清兵便无险可守，因此很快撤出北京，退回陕西。清朝正式入主中原，并追击李自成。
在李自成败退途中，曾经归附李自成的许多明朝将领在清朝高官厚禄的诱惑下，投降清朝，给予农民军沉重打击。明史学者顾诚在《南明史》中写道：“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
至此，整个北方再无军队可以抵御清兵的铁骑，北方在很短时间内便沦陷于满清，中原民族的大灾难降临了。
而在此等民族大难面前，南方组建起来的南明政权，想的不是联合农民军反击清军，光复失地，反而是“借虏平寇”，视敌为友。
1644年7月，清兵入关三月不到，立足未稳，南明弘光政权便迫不及待地派使与清朝谈判，企图在联清绞杀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形成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南北朝局面。
为表诚意，南明赠清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作为清朝出兵的酬谢。汉奸吴三桂也因所谓借清兵平寇有功，被南明封为蓟国公，赏银一万两。
在派使之前，南明自知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已经做好了割让河北给清朝的准备！
我倒想问问南山学脉的一干人等，在铁的史实面前，到底是跟清兵抗战到底的农民军不顾大局，不讲民族大义，还是腐朽透顶，无耻自私的明政府不顾大局，不讲民族大义啊？！
一干无知鲜耻之徒，也敢侈谈历史大义，当真是让我见识到世上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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