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的终局如何？

　　长期关注新潮沉思录的读者朋友可能还有印象，笔者曾经先后多次对恒大集团的兴衰历程进行过分析，而本文将极可能成为笔者长期以来对恒大持续关注的句号，因为恒大就在不久之前，在经历长达两年多的ICU抢救后，正式宣布拔管，即将进入后事办理环节，迎来自己命运的终章。

　　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7月17日，从2020年起就以各种原因借口再没有公开披露过自身财报的恒大集团一口气在港交所公告了2021和2022两个财年的财报，以及2022年的半年报，给了市场一点小小的夏季震撼。

　　最新的2022年财报中显示，恒大集团负债总额人民币2.43万亿元，总资产为1.84万亿，收入为人民币2300.7亿元，净亏损合计人民币1258.1亿元。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恒大净资产为-5991亿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继续通过金融市场获取融资已经不再可能，一方面是资产已无法抵押，另一方面信用也已破产，输血通路彻底断绝。

　　从利润表的角度，恒大所亏损的1200多亿元，几乎相当于在港上市的中资房企亏损总和，也就是融创中国（-298.92亿元）、富力地产（-157.79亿元）、正荣集团（-146.17亿元）、佳兆业（-130.42亿元）、华侨城A（-127.67亿元）等。我们都知道这些房企近两年都曾先后被拉出来当成房企辉煌不再、崩溃在即的标靶示众，也都是各自施出浑身解数生扒了几层皮才勉强度过难关，而相当于这一大堆困难户困难之和的恒大，很难想象黔驴还未技穷。

引自同花顺数据

　　当然，最让人震惊的是，作为一个对现金流要求极高的高资本、高周转的行业巨头，其账上现金仅仅只有43.34亿元，即使算上受限制现金99.71亿元也不过140亿出头，这也宣告着即使恒大硬着头皮“保交楼”，试图通过把自身囤积的房地产项目完结以获得回款也几乎成为幻想，这点现金放在过去恐怕也就是恒大一个三线地级市的销售和施工预算而已，根本无法继续维持恒大的正常运转。

　　我们要知道，恒大是在2021年底被广东政府派工作组入驻接手的，换言之整份2022年的财报已经是恒大作为一个脑死亡的植物人在政府强力驱动和干预下所取得的业绩了。以政府的一贯行事作风，但凡尚有可为之处，都不会把这么一份难看到极点的病危通知书公之于众，要么就是恒大已经积重难返病入膏肓，这份报告已经是穷尽一切美化手段后的结果了，救无可救；要么就是恒大已经彻底被切割放弃，政府也已经像当年海航集团一样提前做好了方案，就等官宣拔管后启动破产重组流程。

　　根据官方公布的内容，7月24日恒大将对其债务重组计划寻求债权人的批准，25日，其债务协议安排会议将于开曼群岛举行。随着会议期限临近，恒大的最终命运也将揭晓——

　　要么是像海航一样直接破产清算，按照优先级以自身资产偿还债权人，不够的部分就让债权人自认倒霉，接受“差额赔偿”；要么继续在政府的指导下，维持一个实体苟延残喘，不断延展债务期限，化外债为内债，化短期为长期，化高息为低息，然后努力变现资产提供还债现金流，努力维持岁月静好；或者还有其它途径——但无论是哪种，恒大作为过去那个高速发展时代的标志性脚注，迎来了自己的丧钟，已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而恒大的谢幕，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那个高速发展时代的一去不回。

　　“高速发展”当然是好事，但穿透去看“高速发展”背后的本质，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一阶段的落幕并非坏事，毕竟事情总是有代价，高速发展之后一些积累的问题也必须要解决。

　　我们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上有个非常热门的观点亦或观察，那就是“当代青年人在谈到国家发展时往往充满了自豪和自信，乐观的认为大国必将崛起，民族必将复兴；但同时，他们又对自身的命运发展感到悲观，对就业、婚育、房贷等倍感压力甚至绝望”这一彼此矛盾甚至难以理解的现象。

　　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显然房价的高涨，尤其是16年之后传导至三线以下的房价高涨是最主要因素之一。这背后则是以恒大为代表的房企集团狂飙突进的这二十载，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发展成本而造成的代际落差。

　　众所周知，过去二十年我国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土地财政，而土地财政的本质则是政府税收，土地财政的蓬勃发展正是为了弥补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不足、财政收支权责不匹配的问题。依靠土地财政换来的大量现金——不管是卖地卖来的，还是用土地做抵押向几十年后借来的——我们成功建起了高楼、高铁和高架桥，投资了新能源半导体和大飞机，甚至还成为政府对企业让利，诸如各种退税补贴、各种工业用地半卖半送、各种招商政策红利的依仗。

　　不专业的粗略归类一下，自古以来，政府税收途径无非就是四种，人头税，财产税，流转税和专卖税。以商品房为核心的土地财政，可以一次性完成三种税收——首先是专卖税，土地作为政府专卖物资，被垄断了出卖权和定价权，可以收取大量的土地出卖金；其次，现代性社会下的市民群体无限趋于原子化，即使夫妻也往往追求各有各的房以免离婚分不干净，那么某种程度上基本可以认为买房行为就是缴纳人头税；最后，房屋的出售又能带来笔流转税——正可谓一鱼三吃。

　　除了房屋作为一种财产被持有（包括出租）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外，其它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缴纳大量的税费。因此，相比于持有房屋的“有产者”，购买房屋的“无产者”（只是相对概念，不代表绝对无产）要承担几乎全部的土地财政成本负担。随着房价企稳，失去了暴涨预期，近些年新入城的年轻人不仅无法吃到前一阶段的发展红利，还要为这份红利买单，甚至成为红利本身，也难免会对个人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和动摇。

　　而破题的关键，也许就在对财产税的征收上。在这个语境下，就是房产税。

　　笔者对房产税的观察已久，对于房产税迟迟无法出台的因素也颇为理解。

　　房地产虽然绑架了一代中国人，但也稳定了一代中国人。大部分人想收的房产税，都不会是针对那些六个钱包三十年贷款咬牙上车的新进城的刚需，而是那些依托种种稀缺资源（权力，财富，户口，包括运气）等坐拥了享受了房地产红利的一批人。

　　但事实上，房产税一旦落地，最容易被征税的，也最担负不起征税的，恰恰就是前者。而这一群体，年龄小，学历高，组织性也强，不仅仅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发展的支撑主力，也是一但社会动荡预期崩溃人生绝望最有杀伤力的火焰：家庭是社会的最基础承压结构，而房屋是家庭的壳——起码东亚是这样，你砸碎了这层壳，放出来的就是一群没什么可失去的人了。任哪一个决策者也不敢轻易下手。

　　所以房产税的征收，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只要经济问题还没发展成为政治问题，就不会是第一位的。

　　但是今年3月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比较》发表《新时代中国财政体系改革和未来展望》一文。文中称，房地产税是最适合作为地方税的税种，在经济转为正常增长后应尽快开展试点。正是这句话让笔者重新思考了房产税的意义和价值，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

　　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是土地财政深层背景里被指摘很多的一点，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在转移支付的大政策下，地方财政如果只是满足自身日常运转保障的支出是基本够用的。

　　不够的是什么？是地方发展，是超出地方市场正常竞争力之外的超额发展需求。

　　而这种超额发展需求，某种意义上是服务于地方政府主官晋升需求的，所以以透支未来为代价的短平快投资是过去二十年繁荣的主线，也是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危机的根源。

　　很多人会拿土地出让金的8万亿简单的当作地方政府日常运转开支的缺口，其实不是的，实际缺口远比这个小，因为如果融不到这8万亿的收入，绝大多数支出根本就不会存在，比如征地的费用，对土地的平整成本，人工和原料费用的投入等等，所以很多人拿8万亿当作一个房产税的征收标的，其实刨除征税成本外，考虑到地方公布的数据中土地出让金大概80-90%以上都用于土地征收平整本身，大概有个1-2万亿左右其实对地方政府就足够了，从可操作性上来说并不是天方夜谭。

　　当然，不成为天方夜谭的前提是地方政府别再追求超额发展，当然，我们不是说地方不应该追求发展，如果发展只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那人口分布不均，地方人口流失只会更加极端，我们一向不主张目前的一线城市继续扩大规模。问题是，在高速发展二十年后，以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面临的产业升级和布局调整等诸多问题来说，很多发展问题已经不是地方政府通过债务经济和发展竞赛就能解决了，必须得有从中央到地方更科学更一盘棋的规划。

　　所以这个前提的前提则是，考核选拔晋升指标的调整，以及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调整，总不能财权层层上收，事权级级下放，也就是好处我来，背锅你去，那还是玩转不了的——而随着社会的成熟和技术的发展，其实这种权责的划分会变得更加容易。

　　传统上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块这一级所承担的最大的价值，是对海量基层信息的过滤的提取，以及对中央意志的本土化改造，也就是进行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这里面就会即存在客观能力导致的误差，也存在主观意愿导致的曲解，层累之下一级级的放大最基层和最高层的信息失真度。互相不信任就会导致互相拼命增加自己的安全感，而最后的结果就是都没安全感，于是更加互不信任。这就迫使我国在央地关系不信任化的衍化趋势下，不断在放权和收缩之间左右横跳。包括这种事权和财权高度不对称的格局，很多朝令夕改造成的资源浪费和信心透支，很多无谓的会议沟通、文书往来、督查督办的工作量都发源自这个基础框架。

　　而随着社会治理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穿透式管理的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那么决策协调的层级也势必被不断上收，以往因为信息不对称会下放给省市区县乃至乡镇的对某些工作的灵活决策权，一定会收回去的，留给基层的就是执行权甚至就是单纯的维稳权。而随着各种工作越来越线上化和智能化，这种权力还能给基层留多少都要打个问号。

　　块的弱化会极大简化传统条块分割所导致的复杂制衡牵扯的行政格局，会让很多事情更清晰更容易划分——当然这是个理论图景，实践中一定会面临大量的有意无意甚至刻意的阻碍抵触和抗拒，尤其是缺乏背锅的基层后总不能改杀程序员祭天吧。不过随着当前实际的各种复杂问题外部性严重溢出已经无法由地方自主消化的现状，只要既要给地方兜底又要防范地方道德风险的两难困境还存在，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就一定是在路上的。

　　这样一来，楼部长原文里，房产税是最适合当作地方税的表述，就有着比很多人理解更隽永深刻的含义了。房产税本质是人口税，是居住税，是要靠居民用脚投票来获取的——企业可以用脚投票就带来了各地各种针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和长期规划，那么当地方政府的财源取决于居民用脚投票呢，又会发生什么？对于当前这个社会保障结构性突出导致的人口结构畸形的现状，进一步明确财权事权划分，让地方政府更多聚焦在民生服务竞赛中，似乎是一种解题思路。

　　在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下，征收房产税的合理性，征收房产税的操作性，乃至具体的税率，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意义，对纳税人意识的催动等等，都是更次一级的问题 ，不会影响推动的决心。

　　而随着这种新治理格局的出现，相比于每年要多掏的钱，我所更关心的，还是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以及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生产关系的影响。人是生活在一个整体社会中的，你可以把一部分人从抽象的社会秩序中排除出去让他们变成新时代流民，但你不可能把这些人物理意义的排斥出这个社会，上了车就喊开车甚至恨不得把门焊死的做法只能求得一时的心理安慰，却会加剧未来实际所面临的风险。

　　我希望它会朝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当然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各自努力吧，至少只要自己努力了，未来的终局总会朝自己想的方向多偏那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