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河殇派”，就没有“9.18”

　　今天中国内部最大的危险，就是“河殇派”，就是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实现了信仰的美国化。这同“9.18”事变前后中国精英实现了信仰的日本化完全一样。

　　当“河殇”流出的那一刻起，殖民心态就取代了中国人的文明自信。“河殇派”的特征就是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为他们的主子谋取利益。他们虽然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但灵魂却完全跪向了西方。

　　在一个精英作为社会财富和精神支柱的国家里，谁控制了精英，谁就控制了这个国家。当中国这些精英成了西方的传教士，而且霸占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9.18”的风险。

　　他们既是几十年来各种乱象的始作俑者，也是推波助澜者。他们让几千年从来没有自卑过的中华文明走入了自我轻贱的谷底，釜底抽薪一样瓦解了中华民族最核心的精神基础。

　　几十年来他们人格的堕落，良知的泯灭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西方的自由派以为自己的同胞谋取利益为荣，中国的“河殇派”却以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奉送给西方资本为己任。

　　“9.18”前后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多数拜倒在了日本的门下，今天的中国精英却把整个西方都当成了自己的精神主宰。他们不是亲美亲日，而是在心理上成为了西方的成员。

　　利用“代理人”逼迫对手接受自己的意志，是美西方统治世界的重要武器。利用文化的软性特征对中国人进行精神征服，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最好，而日本则时间最长。

　　“9.18”事变前后，无论是中国的汉奸，还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其精英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培养的学生。这同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是美国的学生如出一辙。

　　同当年日本培养中国留学生一样，美国也为中国在经济，金融，法律，文化等方面培养了全方位的人才。不同的是美国培养的人更多，思想和精神上的控制更彻底。

　　美国通过这些“河殇派”掌握了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通过文化渗透和舆论战操控对手的人民和历史，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没有出路。

　　亨廷顿说过，“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

　　无论是“9.18”的投降大军，还是“贸易战”摁着脑袋要中国跪下去的精英们，都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用战争手段没能实现的初心，却可以用文化手段来达到目的。

　　河殇一代是几十年来最大的受益者，是吃得最饱的一伙人，但是他们又像发了疯一样仇视自己的母国。几十年来，这些人一直掌控着中国的话语权，保证对美西方利益输送的渠道畅通。

　　每年“9.18”的警报都在播放着一个答案，那就是当一国的精英在精神和思想上被他国控制并绝对服从，当他们由精神软骨症走到灵魂彻底堕落的时候，灾难就已经开始并且无法避免。

　　今天中国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这些灵魂上已经完全皈依美西方的人对中国的致命渗透；今天中国事业的成败，就在于能否摆脱这些敌国代理人在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影响。

　　近日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日本教授本庶佑表示，假如中日再度开战，日本有能力战胜中国。他认为日本经过全面渗透，对中国内部了如指掌，拥有肢解中国的实力。

　　美国早就公开宣称，扳倒中国的希望是“我们在中国内部的盟友和支持者”，“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面对这种渗透，我们有多少“预备役汉奸”，这是一个大问题。

　　“9.18”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河殇派”就是投降派，当美日杀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皇协军”。由于他们在道德上没有出路，在灵魂上极度扭曲，他们常常会比“皇军”更凶残。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规律，那就是一个在强敌环伺下的国度，如果在经济，文化，教育领域被对手彻底渗透，还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例子，一个都没有，从来都没有。

　　“河殇派”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我们失去坚定的国家理念，摧毁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最终在混乱撕裂中走向衰败，成为美西方的经济奴隶。“河殇派”让我们今天面临着和“9.18”一样的危险，必须要用战争的思维去应对。

　　中国政府近年来正努力地在经济上去依附，文化上去殖民，国家安全上去内鬼。“河殇派”就是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也是最大的内鬼。“河殇”不除，国无宁日。只有彻底清算“河殇派”，国家安全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血性，还要有记性。只有牢牢记住我们曾经蒙受的耻辱，牢牢记住给我们带来耻辱的外敌和内奸，才不会让“9.18”重演，才能不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文化危机常常就是政治危机。只有彻底清算“河殇派”，彻底铲除内部的这些已经成为伪军的人，在世界大变局来临的时刻，才能办好中国的事情，才能应对一切挑战。

　　当今世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正在成为世界博弈的新趋势。我们必须彻底清除和清算“河殇派”，摆脱在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方面的美西方导向，重建意识形态的独立性。

　　勿忘“9.18”，我们需要一场转折性的遵义会议。只有踏着“河殇”的尸骸，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的文化站立起来，才能走上世界文明和道义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