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政治局限性：从胡适退选总统到杜威落选总统的必然性

　　陈丹青曾直言：“中国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这个是很伟大的信仰……”其中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也许是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人民普及了，但把实用主义理论化到举世瞩目的政治高度的又似乎是胡适的老师杜威。从胡适主动退选总统到杜威高票落选总统，如此能登大雅之堂的实用主义何以未能主导中美两国的历史进程？这就要从实用主义这涉足政治的历史局限性说起了。

　　胡适师从杜威后回国传播实用主义思想，尤其是其《归国杂感》一文无情地抨击当时中国脱离实际生活需要的办学模式而斥之为“亡国的教育”。他认为：“几十年来的教育改良，只注重数量的增加（教育普及）却不曾注意根本上的方法改革。”所谓的“根本上的方法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实用主义的生活教育哲学为指针：“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丝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用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但若从深一层分析，胡适宣传实用主义旨在反对当时业已传入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多研究教育制度改良等实际问题，以便一点一滴渐进的社会改良。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论即是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全盘引进，胡适后来一再提倡“教育救国论”与“教育独立论”的理论渊源即在于此。杜威反对探讨远离人生的“哲学家问题”（本体论问题）而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与人生行为密不可分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是已死的过去知识而是活生生的生活本身与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杜威的经验论经过胡适的通俗化解释之后变得易于理解与传播，改良主义发展观相契合也有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主张。1935年胡适曾致信即将去日本留学的陈英斌：“既然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存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胡适的建议蕴含了十分浓厚的“生活教育”思想，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发展的需要，对反对封闭式的传统教育而培养新时代人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胡适在治学方法上也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认为“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杜威“创造的思想力”的养成离不开其思维五步法：出现疑难情境→确定疑难问题之所在→提出解决问题之种种假设→比较判定最佳假设方案→实地证验或证明。胡适进而归并之为三步：“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更多时则直接将其分为二步：“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一是大胆的假设，二是小心的求证。”这个直接从杜威思维“五步法”脱胎而来的“十字真言”被胡适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相融通后，明显地带有中国气派或中国特色。李泽厚曾说：“他（胡适）所提出并影响最大的，是他从内容到形式都予以中国化的‘实验主义’。这个实验主义又以他的概括的所谓‘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最通俗、最著名。）”“十字真言”确实揭示了科学思维过程的一部分特点，对破除圣贤教条有积极意义，但“十字真言”绝非万能的科学方法，隐藏有狭隘的主观主义倾向等先天的意识形态缺陷。

　　杜威是美国特色实用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1919年，杜威经过胡适的安排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经过胡适的翻译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杜威在中国滞留了两年多，也就是从1919年5月底到1921年7月初，恰逢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毋庸讳言，杜威“赖”在中国的原因与其对中国的影响力息息相关。胡适认为：“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杜威(John Dewey)于1859年出生在一个中产社会阶级的杂货商家中，小时候天资并不聪慧，却好学深思而手不释卷，1879年从维蒙特大学毕业后曾在乡村学校任教。自1882年起，杜威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研习哲学，毕业后到密西根大学担任哲学讲师。1894年出任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心理学、教育系主任，190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任教二十六年后退休。晚年热心于民本主义之阐扬，还一度到墨西哥为苏联托洛斯基辩护而驳斥斯大林对“托派”的指控。在他的鼓励下，美国大学教师于1914年成立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四年后又在纽约成立纽约教师联合会，这个维护教师权益的一个有力组织既消极地维护了教师的权利又积极地争取教育专业化的实现。杜威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由皮尔士创立、詹姆士系统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将其与教育、心理、政治、社会、逻辑、科学方法、艺术、道德、宗教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研究。实用主义的基本思想在美国立国初期已有发韧，到杜威晚年已发展为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美国从来没有法定的国家哲学，但实用主义由于贯彻于美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了它们的指导思想，因而实际上起到了准国家哲学的作用。杜威由此曾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其实用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后被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昔日的学生推崇备至。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中包含的科学、民主精神正好与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潮流相一致，由此而受到他们广泛的欢迎，在这个方面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以外的其他西方思想家可与他相比。杜威的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性的区别，五四运动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却一度采取欢迎态度，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的分歧是在当时断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但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学树杜威的肯定也局限于民主与科学等社会政治层面，即使是当时影响很大的杜威的教育学说也与民主与科学等政治诉求密切相关。杜威当时主要是作为一个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政治哲学家发生影响的，这种影响也容易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五四运动结束后，中国南北新老军阀进一步分裂，上述统一战线趋向分裂。加上20世纪30年代后期受到苏联对杜威由热烈赞扬骤然变为极为否定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杜威也趋于全盘否定。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下发动了针对实用主义的大规模批判运动，在国内主要指向胡适而在国外主要指向杜威。这场批判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被严重误解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用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尤其是忽视了二者作为同时代哲学都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的局限性等共性。我国马哲与西哲界学者早在东欧剧变之际就已意识到在近现代哲学变更的大背景下对这两种哲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在社会历史根源与理论形态上都有原则区别，但二者在超越脱离现实生活与陷入独断论与怀疑论的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重要的共同之处，甚至有殊途同归的可能性。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左”的批判模式在对杜威哲学的批判上表现得最为鲜明，杜威哲学在体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上也比其他任何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更为突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重要是实践的转向，而对这种转向提出得最明确、论证得最具体的是杜威哲学。把作为有机体的人与其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视为就是人的生活、行为、实践以至人的整个生存的根本内容，进而将其视为哲学与各门人文社会学科乃至科学技术学科研究的根本内容，这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主轴。杜威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最为强调生活与实践的观点是整个哲学的根本观点，但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已有论述并由此而与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杜威没有、也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对实践作出科学的阐释，但他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转向实践这种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对这种转向的具体阐释上他与马克思在若干方面其实一直都有共同或相近之处。杜威把现代哲学的变更与社会人文等众多领域的变更结合起来，同样用生活与实践的观点对之加以研究与阐释，但在政治实践环节似乎从美国到中国都有“水土不服”的不良政治反应。

　　1948年的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在“杜鲁门总统注定连任失败，共和党必胜”的氛围下拉开了帷幕，众多新闻媒体、政治家、政治评论家都这么认为，因为共和党在本次选举中优势非常明显。1933年民主党已连续执政长达十三年，美国民众普遍认为该换由共和党执政了；在任总统杜鲁门个人魅力缺乏，性格过于倔强，难以赢得民主党同僚以及选民的认可，民主党也无法推出其他有强大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竞选经费充裕，志在必得，而民主党内部四分五裂，竞选经费也严重匮乏；1946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击败民主党，赢得了参众两院的众多席位，所以来自民主党的杜鲁门总统很难赢得国会的支持。杜鲁门的很多老友劝她不要再参与下届总统竞选了，但倔强的杜鲁门却认为不战斗就认输是懦夫所为。在美国竞选总统要先过“被民主党选为总统候选人”这一关，杜鲁门利用党内的分裂各个击破，使自己的亲信控制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又分化拉拢了党内对手之一华莱士的较多民主党人。经过艰难的斡旋，杜鲁门勉强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几乎所有其他民主党人认为他根本不可能赢得大选。共和党内角逐总统呼声最高的纽约州州长杜威出身名门，有名校学历，温文尔雅，被新闻媒体普遍认为是“杜鲁门的继任者”。有的报纸甚至报道：“大选其实已提前结束了，杜威州长无疑是明年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也知道自己连任总统希望渺茫，因为缺乏竞选经费而无法展开正常的竞选活动，他的广播演说经常因为没钱而“缩水”。杜威有大财团的支持，竞选经费充足，所以能在广播里频繁地发表演说并在许多报纸上刊登竞选广告。竞选启动后一家权威的民意测验机构发布报告称，杜威的支持率超杜鲁门近20%，杜威胜出几乎无悬念。距离大选仅剩两个月时，杜鲁门的支持率仍远远低于杜威。这时杜鲁门决定发动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大选远征”，但直到在白宫举行筹款晚宴才勉强凑够了“远征”所需的最低标准经费。杜鲁门发动了美国历史上地域最广、时间最长、最接近选民、最激动人心的“大选远征”，他在途中的演说平易近人，其中提出的若干政策措施充分顾及农民等低收入选民，关键是他是在知道自己“注定失败”的情况下发表的，所以极富感染力。杜鲁门的支持率快速攀升，但两个月后那家权威民意测验机构检测后发现，杜威的支持率还是超过杜鲁门5%。次日，杜鲁门以微弱优势击败杜威连任美国总统，这个投票结果何以与那家权威民意测验机构最后一次测算的结果相差如此悬殊？这个民意测验未将农民等低收入选民统计在内，而杜鲁门通过“远征”在这种选民中的支持率已获得压倒性优势。次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篇社论强调：“杜鲁门之所以能连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度依然爱戴那些不畏艰难、不屈不挠、敢于战斗的人！”

　　1948年美国大选前夕，蒋介石派陈立夫携巨资前往美国支持杜威竞选总统，企图指望杜威当选后给自己的国民政府提供更多的援助。但杜威在外界认为肯定会获胜的情况下输掉了这场竞选，杜鲁门连任总统后知道了蒋介石在竞选期间帮助自己对手的事，于是不断减少对华援助资金。在杜鲁门看来，蒋介石的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没有诚信的政府，所以对蒋介石早就不信任了。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认为美国不该再继续任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绑架了。杜鲁门从1946年其就已认识到蒋介石拿到美国援助后只能给共产党做后勤部长，蒋介石的政府官员们一个个中饱私囊，军队的军官们也想方设法地克扣军饷，纷纷用贪污来的钱到美国来置办房产，这样的投资是没有多少回报的。因此，杜鲁门一再压缩对华援助，希望从中国脱身而出。欧风美雨的熏染，胡适一直期望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能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实现，在对民族现代化的渴望与焦虑的推动下，他把自己的信念捆绑在国民政府的身上，因此，在政治立场上，他也相应表现出明显的亲蒋反共的立场。一边是信仰，美妙的梦想；一边是过于信赖政府，类似属于君臣关系。在民主自由的土壤还没有完全形成时，胡适认为这两者是能暂时共处的，所以他在自称是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的同时，也坚持做“政府的诤友”，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促使政府走上民主自由之路。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一方的沦落都足以让胡适陷入深深的焦虑。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渐沦落，胡适心中的焦虑也如影随形地加深了。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一直以来想通过做“政府的诤友”致力于实现他信奉的“自由”与“民主”，为知识分子的言行争取更大的“公共空间”。胡适不是政治人物，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之类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在官本位的中国，官场既不能酝酿新思想也不允许保持怀疑与批判，知识分子生活在官学一体的社会中则其眼界、理想一直是受到主观局限与客观束缚的，如果生活在多元的社会中则一旦他与一个官僚组织结合起来也不过是以丢失了自己的性格与价值观为代价实现一部分理想。胡适在这一点上的清醒跳出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学一体思维行为习惯，拒绝了权钱一体的丰厚官场诱惑。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能做到这一点？绝大多数对权欲心向往之而趋之若鹜。1948年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打的如火如荼，而在争夺知识分子的隐形战中，双方也是锋芒交锋。鉴于胡适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北京大学胡适成了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1948年底，北京郊外的清华园已可听到隐隐约约的炮声，蒋介石非常希望胡适能去南京，但胡适以北京大学校庆50周年为由迟迟不肯南下。这时的北京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控制，蒋介石接连电报邀胡适火速南下并派来飞机，傅作义命令国民党军又把南苑机场夺回来，胡适这才匆匆登上南下的飞机。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学的校庆，也是胡适先生的生日，所以胡适哀叹“乃以不名誉之逃兵”。在蒋介石的建议下，胡适远赴美国，没有积蓄的他，生活是异常困顿与辛苦。中间蒋介石没少接济胡适，胡适总以不占用国家资费为由屡屡拒绝，后来蒋介石间接通过在美国的蒋廷先生，用个人资金继续接济胡适，以帮他渡过难关。蒋介石谈不上多喜欢胡适，但他知道胡适的价值。胡适的人格他也是相信的，甚至曾建议胡适亲自组党并竞选总统，蒋介石对党派，他是非常介意的。但对胡适例外。胡适也很聪明，始终在做一个政府的诤臣与诤友，保持着他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当时中共也在争取胡适留在北平，据季羡林回忆，同行把广播中的信息告诉胡适后得到的回应是“他们要我吗？不要相信那一套。”胡适离开之际劝告对还在继续徘徊的知识分子尽快撤离。

　　1949年胡适何以既不留在大陆也不去台湾？1947年“中华民国行宪国大”，蒋介石扬言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而“还政于民”。在蒋介石那里，行宪只是抵制社会上要求与中共和谈的一种手段。南京《中央日报》曾于是年5月24日发表社论《和平的根本是行宪》强调：“寄语热心和谈的先生们，与其空费唇舌以倡导前车可鉴的和谈，毋宁同心协力来促成宪政，督促共产党也实施宪法，一切听命于人民代表的决议，移疆场的战争于议场之中，这才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办法，这才是国家与人民的福音。”同时，实行民主改革一直是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蒋介石是怎样体现行宪的民主性的？显然，他只能去当民主的花架子。9月9日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前夕，蒋介石作幕后布局的主要着眼点是通过大选向青年党与民社党“开放政权”。蒋介石在闭幕会上强调：“我们这次选举代表，必须信守下列三个方针：党员参加竞选，必须由党提名，绝对禁止自由竞选。任何党员如不听命令，自由竞选，党部即开除其党籍；必须选贤与能。凡本党所提之候选人，必须其人格道德与能力学识，均足以为人民的代表，且为众望所归的人物。青年同志最好不要参加竞选。党部尤不可以选举为迎合青年心理的手段，使他们放弃本身基本的工作，而走上政客的道路；选举必先推社会贤达与友党提名的人士，而后及于本党党员。这一点特别重要。”他扬言：“这次国民代表选举的结果，如果本党同志只占半数，则可以说是我们的成功，若是超过半数甚远，甚至占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则是本党的失败，而非建国的成功。”但有着民主政治理念与一定社会基础的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而显然不会参加大选，不久也被迫宣布解散了，更何况中共要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中国？！国民党的让贤怎能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呢？当时的中国政治，只有通过政协的形态才能在实质上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向民主政治前进一步。但政协精神已被内战破坏无遗。青年党与民社党在民主的旗帜下，其实仍然充斥着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在社会上并无群众基础。章乃器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党左舜生主张的“民主”其实是“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司徒雷登也曾指出：“为扩大政府基础而纳入政府的两个少数党人员，贪心于争权夺利，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蒋介石把行宪国大地“还政于民”，变成向青年党、民社党开放政权，这样的民主政治，当然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而且，由于国民党内对任何微小的权力都争夺不休，他想向青年党与民社党“开放政权”，也成了一桩徒增纷扰、加深国民党分裂的举措。在战争环境与交通落后的中国，国民大会的召集，很费了一番周折。开幕之后，这个国民大会却慢悠悠地开始举行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来解决国民大会要完成的工作任务问题，即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3月30日，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据《胡适日记》记载：“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31日，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经不住诱惑而表示接受。但临门一脚之际他又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但到4月1日，胡适又动摇了，告诉王世杰，他还是决定不干。4月3日夜，蒋介石亲自找胡适谈话，胡适终于又上了圈套。次日胡适告诉胡颂平：“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说：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他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我，他自己当行政院长；或由他当总统，要我担任行政院长。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国民党组织的象征性竞选实际上由蒋介石这位国民党总裁、未来的行政院长遴选为总统，在“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就是民主？胡适忘记了他的朋友傅斯年的忠告，这位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士大夫意识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民主理念也仅此而已。胡适的学究气太浓，很容易被政治流氓愚弄，确实不是一个政治长才。当时国民大会进程十分拖沓，开了好几天也没能进入国民大会职权的正题。按宪法，本届国大代表的职权仅限于选举总统、副总统，职能十分简单。但仅仅选举总统，代表们大可不必千里迢迢来聚会，中国交通落后，许多代表不能按时到会，既然长途跋涉来到首都，当然就要找事做。而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国民党中央也还没有准备好。4月15日夜，国大主席团发表了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介石获得了2489名代表的提名，居正获得了109名代表的提名。16日正式公告。19日，国民大会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陪选的居正仅得269票。于是，蒋介石从一个虚权总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独裁总统。《观察》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临时条款’的制定，是十足表现了政府一只手颁布了宪典，另一只手又把它撕毁了。”

　　毕生追求权力专制的蒋介石出人意料地要把总统职位让给胡适来当，何以然？1948年4月4日，蒋介石在党内会议上明确表示，他本人不参与总统竞选。他还说参加总统竞选者必须要具备五个条件：守法；有民主精神；对中国文化有了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他一直没有说出姓名，但会场上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就是曾做过几年驻美大使的大文豪胡适。此前蒋介石也曾私下向胡适传达了，希望其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的想法，从胡适的日记里不难看出，胡适本人对此是颇为感动的。“蒋公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当时，对蒋介石的这个提议，在场除了胡适的好友吴敬恒与胡适的学生罗家伦表示同意，其他人都完全不理解、更不同意。一生酷爱权力地位的蒋介石作出这样惊人举动足以“一举四得”：一是安抚美国人，转移美国政客的注意力：因为国共内战到了1948年时，国民党军队在前线打仗频频败给我军，美国人就很不高兴，再加上美国政治体系里，有不少胡适的朋友，因此他们有意希望扶持胡适，最好能代替蒋介石。因此，蒋介石此举既能迎合美国人的“计划”又能缓和其对国民党打败仗的不满。二是欲擒故纵测试自己在党内的号召力并分辨异己：蒋介石一生多疑，打仗时，既怀疑属下的能力，经常电话打营长这一层级，怕其他人没有认真传达自己的指令，又怀疑属下的忠诚度，在国民党内部，中统、军统、CC、三青团等派系林立，五花八门，相互内斗，重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其最高权威。根据当时蒋介石的政治威望，总统人选毫无疑问会是他本人，蒋介石故意推脱，也能显得自己是有“风度”的。三是拿胡适做挡箭牌缓和“蒋桂”（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而让竞争对手李宗仁既当不了总统又当不了行政院长：四是当时的总统职位是个虚职而蒋介石此举明为“谦让”实为修改宪法以赋予总统实权：当时宪法第39、43条规定：“总统依法宣布戒严，需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及总统于立法院休会期间，依严重情况发布紧急命令后，须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不同意，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总统行驶权力必须受到立法院的约束，这当然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蒋介石的心腹张群曾在4月5日的会议上直言：“并不是总裁不愿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虚位元首，他是不愿有职无权的。如果大家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于是，当天下午的会议就通过了张群提出的“紧急处置权”的方案。4月15日正式出台的《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明确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议决，为紧急处置权，不受宪法第39、43条所规定之限制。”如此一来，胡适就没有必要充当总统候选人了，蒋介石也欣然接受了众人的“请愿”。4月19日，举行了国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为了彰显民主，特意安排了一个“陪跑选手”——国民党元老居正。最后，蒋介石以高达88.9%的得票率当选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当天出席代表2734名，其中蒋介石得票2430票。“大选”前前后后犹如一场闹剧，胡适不慎被卷入其中，事后，蒋介石还特意把胡适请到家里吃了一顿便饭，向胡适表示了歉意。好在胡适作为一介书生，对政治本就没有太强烈的欲望，之前被推荐竞选总统，已是诚惶诚恐、推辞不就，现在算是如释重负，这件事也就随之烟消云散。蒋介石对政治手腕运用得游刃有余，连大文豪胡适也被当了一回他的“棋子”。对这个荒唐事，胡适的好友、北大教授傅斯年曾评价：“（蒋介石）借重先生（胡适），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据季羡林回忆：“我于1946年回国后来北大工作，胡适是校长，我是系主任，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是非常多的……他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个别领导干部那种目中无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我们见到的还少吗？根据我几年的观察，胡适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学术问题，比如说《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书呆子的味道太重了。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总印象。”胡适在政治领域的过分崇洋使得后世对他的评价并不鲜明，无论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都对他诟病颇多。新中国成立后胡适辗转赴美国流亡并担任了《自由中国》的主编。期间，他不断鼓吹所谓的“自由民主”，既反对大陆，又反对台湾，结果两边都不讨好。回顾胡适的一生，他在思想领域、学术领域与文化领域的贡献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他在政治领域却显得非常幼稚。较之于学术上的清醒，他每次面对重大抉择都会犯浑。

　　但毋庸讳言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沉渣泛起而有可能“渐进”掏空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饶毅曾直言：“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前列则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科研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美，很难想象我们能单纯通过商业模式的变更或分配方式的技巧走到前列。只有产出强时才有分配的主导权，是否我们就一定能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实用主义有可能促进科学，也有可能促退科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有可能引起更多的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但那50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此路不通。作为整体，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经济发展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了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环境比较差而不利于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的第二代绝大多数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的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子弟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中国人骨子里的实用主义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面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能发展为一种文化。今天我们要考虑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国内有一种幼稚的观点，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增加并非无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与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有可能出现平台，但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那我们就还是差得太远。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而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面对这个挑战，急不得也慢不得。

　　据“知乎”网友、还在读高中的柳君瑜回忆：“有一次，我坐在草地上，正聚精会神研读教员的选集。忽然一人走过来，见我正在看书，不禁低头看了一下书名，随即哈哈大笑：‘这么老的书你也看？有什么用呢？’我放下书，毫不示弱地向他讲起了美国黑豹党首领正因读了《毛选》才认为找到了方向，组建了赫赫有名的黑人组织；土耳其、印度的共产党以《毛选》为思想指导，与当地反动政府展开持久战、游击战；更有非洲某国领导人带着五本《毛选》与部下躲进树林，出来后招兵买马，成功上台的传奇故事……那人惊呆了，半晌终于憋出一句话让我哭笑不得：‘考试又不考，知道这么多有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仅是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不少人有自己的爱好活动都会被旁人冷嘲热讽，奉上一句，这有什么用？似乎中国人特别注重实用性，但这又与西方的实用主义有所不同。首先，我们要判断何为有用何为无用。在实行市场经济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实用的，有用的东西自然是能获得资本等生产要素，能应对考试的东西。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最热门的专业是什么？不用说也知道是金融学与计算机。最冷门的呢？哲学、历史等文学专业。原因很简单，前者只要学成，找工作不愁，工资也不愁；后者的处境用王德峰教授的话讲则是：‘毕业以后不知道去哪里，只会满口的哲学词汇，别人听不懂，自己也听不懂。’于是乎，金融等专业在绝大多数学生眼里就是非常实用的，哲学自然就无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位中山大学金融系的学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认为金融不创造财富，对实体经济发展无帮助，如果让他再选一次专业，他愿做实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颁奖仪式上说过：跟科学比起来，文学似乎无用，但在特殊时期，文学的力量直指人灵魂深处，是不可或缺的。总而言之，‘这有什么用’后包含的其它实中国人经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后价值观的转变，是一种金钱利益到上思想的体现，面对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我感到了深深的担忧与无奈，‘但愿中国青年都能摆脱冷气，向上走’，为实现中华之复兴而奋斗！”

　　蒋振飞扳倒陈宏友，但愿这只是马克思主义扳倒实用主义的冰山一角。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