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房价、人口、贫富悬殊与共同富裕

　　在后疫情时代的房价与人口双双下跌的中国，房价与人口互耗无疑会激化贫富悬殊与共同富裕之争，如何破解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滞涨”？

　　中国在2023年会有多大的贫富差距？0.47这个“答案”来自国家统计局。作为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至少要追求人权方面的人人平等。比如，如果每天给你10万元人民币，你愿否在烈日下度过一天？在如火如荼的互联网时代，仅第三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马化腾就有三千多亿美元，这相当于一个人每天购买五百万张体育彩票的中奖号码并持续一百七十五年，这样的财富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明星由于其行业的特殊原因也能赚取大量的钱，只需在舞台上参加一次活动，一个赛季就能赚到数百万美元，这样的收入足以让普通人工作一辈子。国际社会衡量工人贫富差距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高于0.4，那么这个国家就被认为是贫富差距比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达到0.47。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与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与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实现前提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牢固的政治保障。共同富裕意味着资源、财富与机会公平地分配给所有成员，强调社会经济的公正与平等，减小贫富差距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的核心原则至少有三个：一是公平与正义，共同富裕追求公平的资源分配，确保所有人都能享有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住房、医疗）并有平等的机会去追求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二是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考虑到当前与未来世代的需求，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它强调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减少不平等与贫困，以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与繁荣；三是参与与合作，共同富裕要靠社会各界的高效合作。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与个人都应承担责任，通过制定公正的政策与措施提供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推动社会各方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的财富再分配，而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旨在实现社会公正、人的尊严与社会和谐。通过共同富裕，社会能实现更公平、可持续与包容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果实。

　　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例，参考联合国计划署的标准，当今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造成这种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三点比较明显。第一，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天然差距大；第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免导致贫富差距；第三，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施压导致政府调控收入力度有限，以至于国民收入差距有增无减。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举措，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免费与脱贫攻坚战，在医疗卫生、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政府干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肉眼可见的只是物质上的差距，老百姓追求的共同富裕还要包括智慧上的共同富裕，比如辩证地看待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又包括收入基尼系数与财富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的数据是来自某地区的家庭收入统计而财富基尼系数的数据是来自某地区的家庭总资产统计。国际社会并没有一个组织或教科书给出最适合的基尼系数标准，经济学界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时居民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起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有逐年上升之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的规定，低于0.2意味着指数等级极低（高度平均），0.2-0.29意味着指数等级低（比较平均），0.3-0.39意味着指数等级中（相对合理），0.4-0.59意味着指数等级高（差距较大），0.6以上意味着指数等级极高（差距悬殊）。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现在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至于咱们这边公布的数据，外国人统计的符合预期的都留下，不符合的则要被“和谐”掉，所以你能看到的与真实的相距甚远。中国富翁的有钱程度超出你的想象，而且绝大多数属于隐形富豪，你很难想象谁会有2700多套住房，“房叔”、“房婶”在他面前都是孙子辈的。如果真能统计，咱们的基尼系数只能是最大（没有之一），他们的财富分分钟让比尔•盖茨羞愧不如。所谓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丰收，当然没办法全方位的量化，但单从物质方面的共同富裕来讲还是有参考指标的，那就是最近又一次引发“大国骄傲”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当然也能用来间接衡量收入分配的均衡情况。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处于0.45-0.5之间，这是仅有的几年数据，不是每年都公布基尼系数。还有很多研究机构与组织公布自己测算的基尼系数，但都难免会因为统计口径不同、测算样本数量有限等原因而造成不同机构测算的基尼系数相差较大，所以多数参考价值不大。

　　基尼系数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策制定者希望以收入分配制度达到何种目标，接下来该注重分配差异的刺激激励作用还是注重分配政策的调节保障作用？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距的数量界线，能较客观、直观地反映与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与防止居民之间贫富悬殊，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与普遍采用。但基尼系数无法显示在哪里存在分配不公，国际社会也没有制定基尼系数的准则，应否除税项，应否剔除公共援助受益者、应否剔除非本地居民或应否加入政府的福利都没有一致性，如何确立比较的准则？在当今中国，影响基尼系数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性与对公权力约束的有效性，三者足以决定一个社会是一个良性的利益格局还是恶性的利益格局形态，其中任何一个变量一旦发生变化就都会对其他因素产生深刻的影响，三个变量的相互消长有可能造成四种不同的利益格局形态。一是良性和谐的社会利益格局，收入分配制度本身比较合理，政府的公共政策能体现公平正义，公权力的行使能被有效的控制与约束。这三个变量都在合理因素范围之内，整体上就会呈现出一个良性和谐的社会利益格局，而基尼系数在0.2与0.3之间就基本上属于良性和谐的社会利益格局。二是轻度社会利益格局被扭曲，收入分配制度本身存在若干明显的不合理因素，有可能引起社会轻度利益格局的扭曲，但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性不出大问题，公权力的运行能在一定控制与约束之内，后两个变量是健康的，第一个变量有变化有可能引起轻度的利益格局扭曲，对应基尼系数大体在0.3—0.4左右。这时候主要认为是改革与调整不合理的制度本身。三是中度利益格局被扭曲，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出了问题，但公权力的形势大体能被有效控制与约束，这个时候对应的基尼系数大体在0.4—0.5之间，有必要尽快重点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与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与公正。四是社会利益格局严重被扭曲，三个变量都发生问题，收入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出了问题，公权力的形势不能被有效控制与约束，对应的基尼系数在0.5以上，如果到这个阶段，利益格局严重被扭曲时就要有针对三种要素的全方位的改革。影响基尼系数的中国利益格局被扭曲的现状：第一，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的趋势分析。先富目标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落空了，四大差距在改革发展中都被放大，贫富、城乡、行业、地区差距都在被放大。二次分配中用于民生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依然较低，发达国家在四大支出中是56%—70%，而中国从2009年的占比28.8%逐年递减。第二，政府公共政策公平正义在很多方面出了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与企业不处在同一竞争的起跑线上，企业与企业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二是社会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均等现象，这个群体与那个群体都处在不均等的地位上；三是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不均等、不公平现象非常严重。一旦农村的小孩即使能考到清华、北大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这个社会就离危机不远了。第三，公权力的约束制衡的力量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对公权力的很多约束还没有形成制度框架，实际上中国已形成三大既得利益集团，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泛滥，一夜之间就能获得巨额的灰色暴利。这三个变量都出问题了，基尼系数大概在0.6以上，偶尔甚至超过0.65，贫富悬殊已有共识。

　　面对早已被严重扭曲的利益格局，校正利益格局要三管齐下。一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居民消费占国民消费的比例；在二次分配中，要进一步加大民生的投入，提高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二是调整政府公共政策，确保政策的公平公正，改革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大决心解决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的制度上的不公平因素，使之逐步走向公平公正，要为社会成员提供相对公平的发展环境。三是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与监督，遏制“三灰”现象的蔓延，通过反腐败构建一个对公权力有效的制约框架。对党政官员涉猎商业活动的行为严格约束，对党政官员的配偶、子女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严格约束。取消所有国有企业实际上的行政级别，重新审视中国国有企业的现行领导制度与管理方式，所有国有企业的管理经营者实行市场化，废除官商通吃的制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障全民健康。如何避免贫富差距拉大？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收益等环节得到有效发挥。针对中国税收调节存在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要完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与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第一，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第二，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充分发挥消费税商品课税再分配功能，对必需品适用低税率或免税，对奢侈品适用高税率；第三，对储蓄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与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与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一是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进一步在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与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讲要对农业生产资料采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中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推进就业与再就业；四是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高收入阶层主要为企业家、影视歌星球星、垄断行业从业者、政府官员“寻租”灰色收入者、非法地下经济暴发户，等等。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做好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不断加强对垄断收入的监管，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对非法收入、黑色收入与腐败收入、灰色收入、钻各种政策空子所得的非常态收入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打击与取缔。在解决贫富悬殊、化解基尼系数“越警”方面，税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必须与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配套。过高的基尼系数意味着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不公、民怨沸腾、犯罪增加、健康恶化、教育机会不均等，控制基尼系数是政府与社会的共同任务，要通过合理的税收、转移支付、教育、医疗、社保等政策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改进基尼系数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具体措施包括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中产阶级的比例；加强教育投入与质量，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缩小教育机会的差距，培养高技能人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基本的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减轻贫困与弱势群体的负担；实行更加公平与透明的税收制度，增加对高收入者与富人的征税力度，减少对低收入者与穷人的征税负担；加强反腐败与反垄断的力度，打击非法收入与灰色收入，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参与与民主监督，增加社会组织与媒体的话语权以充分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有效制衡政府与权力。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认为，通过二次分配调节一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及其积累的财富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必要条件，积极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能加速缩小贫富差距。在全球视野下观察现有共同富裕国家的发展路径则不难发现，实现共同富裕国家有的共同特征是有较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公平公正透明、深度覆盖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再分配，调节一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及其积累的财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同样非常明确，一次分配侧重效率、收入财富不均的问题几乎不可避免。积极有力的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北欧国家以强有力的二次分配，通过积极的税收制度与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贫富差距，其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一直控制在0.26-0.27区间。北欧国家以“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体系而著称，尤其是瑞典在培育持续的创富能力与世界领先的经济水平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较小的贫富差距。北欧国家的高福利体系没有真正削弱其经济实力、创新能力与面向未来的竞争力，而是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上保持了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二十大报告也已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北欧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不能生搬硬套，但中国有必要参考其社会保障建设的若干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尤其是对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影响。第一，教育体系之学有所教。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而最直观的方式就投资教育。北欧的教育注重创新与平等，学校的责任是帮助学生发现兴趣与达到目标。优质而公平的教育系统是北欧的标配，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与充足财政支持使学生的教育与发展不必受限于家庭资源。先进而公平普惠的教育助力全民发展与经济生产力，也有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而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教育从幼儿园直到博士都是免费的，从学前班到九年级（相当于初中三年级）的十年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供免费午餐，不用缴纳课本费、校服费等费用。小孩从出生之日起到16岁每个月能领到约1250克朗的津贴，高中阶段每年能领取十个月同样额度的津贴。此类津贴能用于覆盖与上学相关的费用，如交通、文具，等等。大学学费全免，且每个月有一定数额的助学金补贴，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可申请额外的补充津贴。新冠病毒“全球化”之前瑞典每年每个学生平均教育支出超过1.5万美元，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77%。北欧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均接近或超过6%，而2020年世界各国在教育上的公共投入平均为4.3%，2021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4.01%）仍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于巴西（6.1%）。在人均教育支出上，2021年中国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5356.59元（约合2230美元）。按OECD数据，从小学到高等教育，2018年俄罗斯生均支出6430美元、巴西为4448美元，均高于中国。在入学率上，北欧国家均超过80%，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57.8%，远落后于俄罗斯（86.4%）。教育为北欧国家的孩子提供了较为公平的成长环境，据OECD统计，一般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经过两代（丹麦）至三代（芬兰、挪威、瑞典）即可获取其所在国的平均收入，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的教育资源存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且与户籍绑定而降低了教育公平性，根据OECD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上海户籍的学生在复旦大学录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3倍。第二，医疗卫生体系之病有所医。瑞典有全球顶尖的医疗水平，公民平等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医疗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转移支付，占比约85%。在医疗支出上，2021年瑞典人均医疗支出达到6932美元，其中自费比例约为13%。患者到公立医院就诊仅需缴纳少量挂号费与医药费，医疗费用设定上限，超过则予以全额补贴。每位公民门诊费用12个月内累计超过1150瑞典克朗（约合110美元，瑞典克朗对美元汇率约为1：0.1）、处方药药费12个月内累计超过2350瑞典克朗，超过部分不再收费。如需住院则按每天100瑞典克朗（约9.6美元）执行，住院费用主要用来提供病人住院时的饮食，而实际产生的各种治疗、检查与药品的费用则无需患者承担，甚至换肾、换肝这样的大型手术也不需病人另外付费。依托国家财政，北欧国家提供覆盖全民的医疗服务，医疗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转移支付，除芬兰（75.3%）外，贡献超过85%，公共医疗投入占GDP比值在7.5%之上，瑞典、丹麦更是超过了9%。患者自费比例较低，在12%-16%区间内。北欧国家的医疗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医疗人均支出也属于较高水平，除芬兰（4896美元）外，约在7000美元左右。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小于5%时，贫困人群很难被全部覆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的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3.1%）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也不及巴西（4.6%）、俄罗斯（5.4%）。2019年UHC有效覆盖率指数达到80以上，世界各国人均支出都要超过1398美元。以此为参照，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按平价购买力计算，北欧国家、德国（7517美元）、俄罗斯（2278美元）、巴西（1529美元）都在这一标准之上，中国人均医疗支出（5348元，约合765美元）较低。至于医疗支出的资金来源，根据财政部统计，2019年中国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为28.4%，仍然偏高，不及巴西（24.9%）。就中国基本医保而言，由于主要由两种不同类型构成，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保），其准入条件、保障力度有明显差距，医保制度存在类型之间不平衡的问题，医疗资源分布在城乡、东西部等地区差异也十分显著。在公共医疗支出对GDP占比、人均医疗支出上，中国较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也不及巴西、俄罗斯且个人自费比例仍然偏高。中国要建立充分、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障则仍需加大公共投入，确保病有所医。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之老有所养。瑞典政府提供赡养与照料老人的服务，家庭则是一种补缺式、支持性角色。养老的目的之一是帮助老年人独立生活，确保高龄人士失去生活能力或急需帮助时能及时申请到家政援助，护工提供的服务涵盖送餐到家、上门护理、外出护送、个人安全警报等日常生活所需。瑞典还提供面向老年人的日间服务中心、老年公寓、养老院，此类养老服务的主要资金来自市政府的财政税收，占比约为82%-85%，国家财政占比约10%。个人收费标准依据退休金水平而定，但有最高收费限额。瑞典还有设备与服务完善的养老院与养老公寓，完善的养老服务降低社会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提升消费，释放年轻人的时间与精力，使其能更好地投入工作。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瑞典用于养老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约为10.7%。公共养老支出往往是社会支出中占比最大的一项，目前全球平均公共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7%。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俄罗斯（10.3%）、巴西（9.7%）公共养老支出占GDP比例均高于中国（5%）。中国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公共养老支出规模有限，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未来养老储备金的可持续性有潜在挑战。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推动建立个人养老金，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第四，社会保障体系之弱有所扶。失业保障包括失业保险、社会救助与就业保障项目，新冠病毒“全球化”严重冲击世界各国的就业市场，加之近年来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各种挑战（如零工经济、灵活就业、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式变革）而愈发凸显劳动保护、特别是失业保障的重要性。瑞典的失业者能领取到足以保证生活开销的基本失业金，失业保障分为基本保障与与收入相关的失业保险，后者在保12个月后才能享受全面的保障，基本保障最高为每天365瑞典克朗。失业保险最初领取的200天数额为原工资的80%，接下来的100天为70%，最低为365瑞典克朗，失业两个月时单身中等收入者平均净失业金替代率为73%。失业救济金的给付有时间限制，最多可领取300天，如果有孩子最多可领450天。瑞典的失业保障覆盖率约为60.2%，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所需有计划地对已失业或即将失业的人员岗位培训以促其尽快找到新工作。在失业保障的投入上，2020年瑞典用于失业与积极劳动力项目上的公共支出共占GDP的2.21%，其中积极劳动力项目约为0.95%。北欧国家普遍更为倡导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加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已是全球趋势，政策目标是为寻找工作者（如失业者、就业不足者）提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措施。中国在失业保障与积极劳动力项目上投入较为有限，总占比均为0.2%。在失业后的收入替代率上，北欧国家与德国的单身中等收入者失业两个月后能得到约60%以上的失业前收入。在覆盖率上，全球范围内失业保障偏低，德国、芬兰失业福利的有效覆盖率达到100%，丹麦也在90%以上，俄罗斯82.7%，中国24.1%的覆盖率明显不足。北欧与德国主动治理失业、稳定就业等激励措施构成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而中国的失业保障的公共支出较低，在覆盖率与替代率上很难满足失业者基本生活需求，未来还需扩大失业保障覆盖率，提高失业者的收入水平，发挥兜底保障的功能。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在不含医疗的社会保障支出上，中国的公共支出仅占GDP的7.2%，与芬兰（24.4%）、丹麦（22.2%）、德国（19.4%）、挪威（19.1%）与瑞典（19.5%）等国差距显著，也低于巴西（15.7%）、俄罗斯（13.4%）。在一次、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上，北欧国家的二次分配政策显著降低了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不均，保障了收入分配的公平。二次分配后北欧国家基尼系数大幅下降，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约在0.26-0.27区间内，保持了世界领先的人均GDP。2022年挪威人均GDP约为10.6万美元，丹麦（6.7万美元）、瑞典（5.6万美元）、芬兰（5.1万美元）人均GDP同样位居世界前列。参考基尼系数则能直观地观察到，各经济体采取的不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收入差距。北欧国家社会保障的资金主要由国家财政支持，向全体公民提供高水平的平等服务，包括免费的教育与医疗系统而显著降低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根据2022年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丹麦、挪威、芬兰、瑞典位列全球法治排名榜首。完善的法治既能保障福利分配的透明与公正并有效支持了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转，这意味着社会公平与较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性。北欧国家有高质量且公平的教育体系、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与包容性机构与就业机会与良好的工作条件，积极有力二次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大幅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普惠性与共享性，对实现共同富裕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的组合是很难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保障足够的投入是必要条件，要兼顾覆盖的广度与深度并高度重视公正公平、真正通过二次分配解决的一次分配带来的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积极的二次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备条件。人口数量较多也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有法国（人口6794万，基尼系数0.292）、德国（人口8408万，基尼系数0.296）、日本（人口1.251亿，基尼系数0.334）、欧盟（人口4.48亿，基尼系数0.301），中国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仍较为有限，部分项目上覆盖的深度与广度方面也有一定差距。当今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处在改革与发展的阶段，对照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仍须加大再分配力度。推进落实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要靠更为积极有力的二次分配，强有力的、公平公正、普惠共享并深度覆盖的二次分配是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综合研究室的贾若祥、王继源与窦红涛认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富裕”方面，中国收入与财富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大，且物质财富增长速度放缓；在“共同”方面，中国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依然突出。怎么办？第一，做大社会财富“蛋糕”。2021年中国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为9.2万元，而美国、英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20万元以上。2021年美国、德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分别是48.5万元与36.9万元，分别是中国的5.3倍与4.0倍。如果进一步考虑财富历史积累的差异，中国居民富裕程度总体上落后发达国家30至50年。中国人均GDP增速在2011年滑出两位数增长区间后增长中枢快速下移，不到十年就滑出了6%的增长区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多年下降，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增加量相对减少，国家财富增长放缓。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与劳动力数量分别从2012年与2016年首次下降，迫使最低工资水平大幅度提升。人口总量即将进入峰值，自2012年起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下滑至0增长水平，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12年的9.4%提高到2021年的14.2%，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中高收入人群在进入老年后面临转化为中低收入人群的风险，这会拉大贫富差距。农民工老龄化程度加深，农民工平均年龄从2012年的37.3岁上升到2020年的40.1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12年的15.1%上升到2020年的26.4%，3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从2012年的36.8%下降到2020年的23.0%。第二，分好社会财富“蛋糕”。中国城乡收入倍差高达2.5，距离工业化、城镇化完成后城乡均衡的理论情形、距离发达国家城乡收入1：1的情况都有巨大差距。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仍未真正破题，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尚未实现，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仍面临较大的制度性、体制性障碍。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63.9%与45.4%，二者的差距有拉大之势，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意愿城市与放开户口限制的城市存在较大错位。中国的区域差异系数高达0.374，距离要素自由流动下区域发展相对协调的理论情形、距离发达国家区域差异系数0.2—0.25的情况都有巨大差距。特别是以沿海与内陆为代表的东西部地区绝对差距长期存在，以南方与北方为代表的南北方地区相对差距日益凸显，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等发展转型遇到困难的地区明显增多，黑龙江鹤岗、辽宁阜新、甘肃金昌等人口减少、市场萎缩、财富缩水的中小城市不断增加，区域间居民收入与实际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中国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46以上的高位，而美国人均GDP处于1万—2万美元的相似发展阶段时，这一指标处在0.40—0.42之间。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约3亿人月均收入不到700元、6亿人月均收入仅千元，因病、因灾返贫风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工资性收入增长放缓，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滑落至中低收入群体。在五等份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2021年中国前20%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后20%低收入组家庭的10.3倍，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仍是较大问题。中国的初次分配劳动报酬比重有待提升，再分配社会保障总体偏低、偏弱且对资本与存量财富的调节机制基本缺失，三次分配财富的代际传递问题浮出水面，机会不均、阶层固化趋势渐显并引发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等问题。国外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很多提法在理论与实践上与共同富裕密切相关或类似。发达国家围绕做大社会财富“蛋糕”与提高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发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缺陷意味着市场经济无法真正限制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更无力改变两极分化的趋势，市场经济在新技术革命下还面临着中等收入群体萎缩与民粹主义抬头等“老大难”问题。

　　实体经济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也会深刻影响财富分配结构，避免经济脱实向虚是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前提。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巩固实体经济优势、保持较高制造业比重与竞争力的国家往往能创造出大量普惠性、成长性、技能型就业岗位，社会贫富差距也普遍较小，尤其以德国、日本较为典型。与此相反，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与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的国家就会有蓝领工人规模萎缩，大量劳动力被迫进入低门槛、低收入的低端服务业，造成中等收入群体萎缩与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且这一过程很难逆转，尤其以美国、英国最为典型。如20世纪80年代德国、日本完成工业化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基本稳定在20%以上，明显高于一般发达国家而培育出大批有竞争力的隐形冠军与中小企业，制造业工资水平相对较高且较为均衡，对遏制贫富差距拉大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对比，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金融化与制造业外迁导致持续四十年的工作机会流失与收入下降，国民收入持续流向金融业、跨国公司、高收入阶层。技术变革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技术变革会加速贫富差距拉大，教育是促进技术扩散、弥合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未来技术进步的总体方向是资本替代劳动、机器替代人，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既带来生产力飞跃发展，也必然深刻影响劳资关系，在技术变革初期拉大贫富差距。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西方国家的大量低技术岗位被取代，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快速增加，造成普遍的同工不同酬，削弱了劳动者的权益、地位、收入。因此，如何提升劳动力素质与人力资本水平，适应技术变化与产业变革，让更多人分享技术进步的红利，就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西方国家普遍形成了一套相对公平的教育政策，避免低收入群体因无力参与人力投资而造成收入差距拉大。德国实行学术教育与技术教育并行的“双元制教育”。日本推行教育机会均等政策，通过教师定期轮换等措施均衡教育资源，打通群体向上跃迁的渠道。共同富裕的调节手段是收入与财富综合发力，避免代际传递造成阶层固化。随着劳动与资本地位的此消彼长，贫富差距在初次分配时就已拉开，贫富悬殊的根源不只是流量收入差距，更多的是存量财富差距，有针对性地制定税收政策、鼓励三次分配，从而加大对财富的调节力度，减少财富代际传递造成阶层固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北欧的高额税收与大幅度累进收入税支撑了福利保障体系，税收占GDP的比重20%—40%高于欧盟。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不断降低，对财富调节逐步弱化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在第三次分配上强大的慈善、捐赠与公益文化对缓冲财富分配不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否则特朗普早就能发动“大革命”了！

　　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过度市场化，扭曲社会财富分配。西方国家在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都注重发挥政府的保障作用，同时也引入了市场调节手段，但美国在社会保障领域却实行过度市场化，公共产品价格高、覆盖面窄，超出大量中低收入群体承受能力，导致机会不均等、财富分配扭曲。在医疗领域，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推行“全民医保”的国家，一直保持着以个人商业医保为主、公共医保为辅的政策，每年有高达25%的成年人因无力承担高昂医疗费用而被迫放弃必要治疗。在教育领域，美国教育产业化、私有化使大学学费持续上涨，超过很多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导致入学率连续十年下降。在住房领域，美国实行“大市场、小政府”的二元住房体系，在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房价涨幅明显超过物价，导致有住房的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持续升值，拉大了与靠租房的中低收入群体间的贫富差距。放松资本管制，资本强势地位挤压劳动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放松对资本的管制，推行自由化、私有化政策，大量生产资料以较低价格落到少数人手中。随着资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越来越倾向资本而忽视普通大众利益，美国工会、日本终身雇佣制等旨在平衡劳资双方关系、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不利地位的制度也逐渐衰落。例如，美国工会对就业人员的覆盖率从1970年的近30%下降至2020年的10%左右，工会影响力下降使维护工人利益的游行罢工等活动几乎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最低工资在扣除通货膨胀后常年不涨。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财阀与垄断资本将原因归咎于终身雇佣制度，曾被引以为傲的传统劳资协调关系瓦解，薪酬低、社保差、不稳定的非正式员工占就业的比重迅速提高到40%，大量劳动群体的收入恶化。

　　中国作为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必须回答而且必须答好的时代必答题，国际社会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供复制，但相关的经验与教训可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借鉴。第一，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根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实体经济是经济的命脉所在，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优、做强实体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快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提高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性与现代化水平，增强发展韧性，夯实共同富裕的根基。第二，打通科技难点与堵点，促进教育公平，激发共同富裕的动力中国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科技的自立自强，这是关乎中国生死存亡与做大社会财富“蛋糕”的基础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直面中国科技存在的难点与堵点，比如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还不够、科技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逐步化解高端制造业面临的“缺芯少核”等卡脖子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通过完善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地激发中国工程师红利与人才红利，创造更多高水平的就业岗位。第三，正确认识与把握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更好服务共同富裕资本的逐利本性会大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如果缺乏监管，就会暴露其野蛮性，形成跨行业的托拉斯与寡头垄断，影响社会公共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认识与把握资本的特性与行为规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效率、拉动社会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避免资本无序扩张、拉大收入差距、脱实向虚、妨碍公平竞争与创新的消极作用，使资本更好地为共同富裕服务。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领域，要坚持民生属性，避免过度市场化，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第四，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综合优势，开创共同富裕新途径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紧紧依托并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开创共同富裕新途径。以公有制为主体，确保企业利润（剩余价值）的积累是全体人民社会财富的积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提高发展效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这样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方式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最大程度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因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导致过度的两极分化，实现做大社会财富“蛋糕”与分好社会财富“蛋糕”的有机结合。公有制不是大锅饭养懒汉，要确保社会保障程度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循序渐进地推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等不得也急不得，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做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第一，通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不断做大社会财富“蛋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富裕代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共同代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在推进共同富裕的途径中，富裕是前提条件与基础支撑，如没有尽可能大的社会财富“蛋糕”或社会财富“蛋糕”比较小，共同富裕则成了空中楼阁，进而还有可能陷入共同贫困的陷阱。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着力解决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不充分问题，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按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要求，不断加强科技创新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由此推动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与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快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坚持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与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其对共同富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其对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作用，激发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正确认识与把握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给资本设置必要的“红绿灯”与“黄灯”，防止资本野蛮增长与无序扩张，推动资本健康发展并为促进共同富裕服务。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加快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通过有为政府的合理引导，形成人人共享的收入财富分配格局与优质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既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又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同时，完善三次分配机制，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高收入人群与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第三，统筹好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推动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共同富裕不仅是解决物质贫的问题，还要解决精神弱的问题，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推进共同富裕要处理好“富口袋”与“富脑袋”的关系，既要家家“仓廪实衣食足”，实现物质富裕富足，也要人人“知礼节明荣辱”，实现精神自信自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人民要实现更高水平的收入与财富积累，为实现高品质的生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将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有机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作用，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腐朽文化的影响与侵蚀，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第四，坚持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各个地区之间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不同，城乡之间制度性差异较大，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较大，共同富裕不能整齐划一、齐头并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齐步走”，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不断完善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机制，深入实施东西协作与对口支援，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大力推进产业合作、消费帮扶与劳务协作，探索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利益共享模式，确保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每个人都跟上队。第五，把握好差距与平衡的关系，避免“大锅饭”与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意味着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不能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人为树立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要把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把握好差距与平衡的关系，要将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过度的收入差距会导致两极分化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共同富裕。当今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就业与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进一步拉大城乡区域与收入差距等消极影响。差距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要靠发展来解决，要靠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与协调性而缩小中国特色“三大差距”。

　　后疫情时代元年（2023年）中国的房地产政策表明，住房仍将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四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里的最大的一座，由此而牺牲人口红利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普通人不应指望留在一线城市，因为政策调控不会降低房价。陈淮是原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该职位上负责几乎所有住房政策的制定。政策目标并不是提高房价，而是通过限制外地人购房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的富裕地区是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与深圳，但这种城市无法容纳全部人口，因此共同富裕只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实现，即年轻人在一线城市工作并积累资本，然后离开一线城市去推动其他地方的发展。为了鼓励外地人离开，政府设定高房价，因为在中国获得户籍的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购房。但一线城市的房子并不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但符合经济规律，因为一线城市的定位是国际化大都市，吸引了全球富有的人才与资本。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子，房价也不低，但由于政府建设的公共住房，人人都有住的地方。类似于租房的公共住房，例如深圳的统租房与新加坡的共有产权房，服务于城市发展所需的公务人员与优秀人才。这类人主要来自外地，但凭借学历与技能能通过企业落户集体户口申请低价房屋，而无需购房，仍然能享受当地的资源。关于房价被政策打压的预期，是因为媒体故意曲解政策，引起了公众的高预期。公众认为他们买不起一线城市的房子并不是因为城市离不开他们，而是因为投机者炒高了房价，使他们的住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破坏了他们的安居梦。事实上，炒房团是房价上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出钱改造老旧房屋会导致房屋抛售。根据研究院发布的数据，中国的优质房屋并不多，可交易的商品房不超过总数的四成，剩下的是一般条件或不能交易的保障房、公房与小产权房。陈淮在退休后多次批评与讽刺媒体，因为这样的报道实际上伤害了很多普通人。普通人以为限购是为了打压房价，只要他们不加入炒房团，房价就会下降，等到限购政策解除后，他们就能成为北京人。但事实上，政府没有资源去区分购房者是出于刚需还是投机，北京将2022年以后的常住人口规模将控制在2300万以下。2023年更是发布了317项新政策，限制贷款比例，不让加杠杆，以满足所谓的住房“刚需”。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受伤的只有说实话的与普通人。说实话的被视为既得利益者，普通人要么走错了发展道路而错过了“黄金五年”，要么因为信息不对称而成为高房价的接盘侠。对普通人来说，最好的做法是顺应潮流，少抱怨，多改变，尽快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环境。此类宏观信息对个人的职业规划与人生发展更有参考意义，比具体的职场技能更重要。

　　“长期房价看人口”，能否长期共同富裕则要看贫富悬殊的解决程度。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