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考研辅导等形成庞大的咨询市场，在“张雪峰现象”的影响下，“选对好专业，少遭十年罪”被不少学生和家长奉为信条。在当前就业形势下，青年群体的情绪反应似乎更突出。如何破解青年职业发展困境，成为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
本文认为，相比于欧美各国，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仅用时17年，全球最快。在此期间，“扩招”不仅是推动高等教育普及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就业压力后置的常规手段。然而，从“量”和“质”上，高校扩招对产业变革的预见性不足，导致高等教育很难培养出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就业压力被进一步“放大”。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情绪在青年学生中逐渐蔓延开来。
本文分析发现，因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青年内部也存在明显分化。大量研究表明，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学二代”（即父母是第一代大学生）获益现象。“学二代”有更大概率进入相对优质高校，并在择业时获得更多选择：不仅可以复制上一代经历，而且也有更好的家庭条件去观望和尝试，甚至通过“零工经济”将兴趣和事业发展紧密结合。
作者指出，青年就业焦虑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通过圈层固化为价值体系。在“民生之本成为最大的政治”时，青年群体可能将自己视作“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在相关话题上形成压倒性的声势。作者建议，要重视青年群体提出的一些问题，将青年的心态和行为，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提炼出解决青年问题的个性化方案。
谈“职”色变：
当代青年就业心态分析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成长历来与国家的繁荣进步息息相关。青年就业心态高度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境，是社会发展最为生动的写照。深入剖析青年就业心态的形成动因，才可能走近青年、理解青年、掌握青年，也有助于我们观察社会、反思社会、变革社会。
当代青年在面对困难时展现出的担当和韧性让全社会深受鼓舞、倍感欣慰，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他们绝非“垮掉的一代”。同时，他们也将破解青年职业发展困境这一重大命题，坦诚剖白于全社会的面前。
他们一边真诚地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宏大叙事而深深触及灵魂，一边又在真正触动自身利益时“寸步不让”；他们一边下定决心要在杀出“千军万马”的重围之后过轻松自在的大学生活，一边又为个人职业前途竭力内卷、为绩点分数的涨落“寸土必争”；他们一边怀有敢于挑战一切的雄心壮志，一边在就业时做出最为平妥的选择；他们一边表达着强烈的就业意愿，一边充分用好延迟了的应届生身份继续“骑驴找马”、采取总体缓慢的就业行动……凡此种种深刻的复杂性与悖论是当代青年就业心态中最为突出的特征，这其中既有青年心智发展不成熟的主观因素，也包含不少社会性、制度性、结构性的客观原因。
我们必须结合青年成长的时代背景，思考如何看待和应对当代青年群体在做出就业选择时出现的新现象与新变化。我们尝试从当代青年的思想行为动态中抽离出一条“职业发展”的共性线索，并沿着这条主线探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教育资源分配、青年文化圈层中存在的客观问题，剖析当代青年就业心态的形成动因。
▍高等教育普及与就业压力后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普及化（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势头迅猛，毛入学率连年攀升。199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3.5%，2002年这一数值达到15%，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1.6%，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
相比于欧美各国，我国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化用时17年，低于美国的用时30年和英、法、德等国家的用时25～27年，成为世界上最快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在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稳步增长的同时，我国又先后四次实行了超出预期安排的大规模扩招计划。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我国面临着国内需求疲软和国内生产总值“保8”任务艰巨的双重压力。加之90年代末实施的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结构性改革，我国就业市场陷入阶段性低迷，失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1998年12月，为提振经济发展信心、缓解各学段毕业生就业压力，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要提升到适龄青年总数的15%左右，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首次大规模扩招工作就此展开。1999年，我国高校入学人数增长率达到惊人的47.4%，远超过去8.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
2003年，“非典”（SARS）给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同时，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后的首届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本就遭受SARS冲击的就业市场一时无法完全吸纳数量庞大的高校毕业生，导致当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50%，较上一年下降15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启动“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扩大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高校毕业生再度面临就业难题。2009年，教育部决定在原定扩招数量的基础上，再增加5万个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并全部用于招收应届毕业生。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当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面临极大不确定性。2月28日，教育部决定当年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18.9万人，增幅达到20%。
由此可见，“扩招”不仅是推动高等教育普及的主要方式，而且已经成为国家通过教育政策调整应对经济危机、疫情等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常规武器”。对经济发展而言，扩招不仅能够培养出经济社会发展亟须的人才，缓解人才短缺局面，而且能够极大带动教育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国内需求增长，刺激消费市场复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就业市场而言，扩招可在短时间内将更多学生留在校园，从而有效推迟毕业生首次就业时间，直接缓解就业压力。但是，伴随着一轮轮扩招的进行，教育产业布局已相对完备，扩招在重启经济引擎方面发挥的边际效用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
由于我国高校扩招对产业变革的预见性不足，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普遍存在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现象，从而导致高等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相脱节，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压力。
一方面，从“量”上来看，随着我国产业布局优化调整，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减少，其他产业释放出的岗位需求不足，这与逐年增长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没有足够的岗位吸纳数量庞大的高校毕业生，从而使每年都成为新的“最难毕业季”；另一方面，从“质”上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格外强调对书本知识的传授，对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创新意识、动手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很难培养出符合如今产业需求的人才，就业压力被进一步“放大”。
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不可预见的外部因素，在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同时，也扰乱了青年群体的心理预期。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情绪在青年学生中逐渐蔓延开来，年轻人再也无法如2009～2011年的金融危机一代青年自嘲“X丝”、2014～2016年初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代青年自嘲“佛系”那样，轻松诙谐地讲出“毕业即失业”“史上最难毕业生”之类的玩笑。因为他们很清楚，风高浪急、惊涛骇浪可能真的在逼近，“内卷”“躺平”“摆烂”等时代“新梗”也真实反映了时代新人的遭际与焦虑。
▍“学二代”现象与青年群体分化
长期以来，教育事业被人们投射了破除阶层固化、实现阶层代际向上流动的美好期盼。相较于基础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在个人成长发展道路上往往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格局来看，目前在校的青年学生大部分仍然属于各自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这意味着多数青年学生至少在学历维度实现了代际向上流动，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我国教育公平已经得到完全保障或者教育资源分配已经实现了均等化。
“二代”，意味着复制“初代”的人生，而不是创造自己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人生。2010年前后，“富二代”“官二代”等用来描述具有隐性阶层归属的群体性词语开始在互联网中出现。伴随着“我爸是李刚”等舆情事件的发生，“X二代”的说法迅速在大众中间普及。而用以指代“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子代群体”的“学二代”一词则是近几年才走进大众的视野，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对于“学二代”群体的探讨和研究尚未达到其他“X二代”的高度。
但与其他“X二代”一样，“学二代”的说法一经出现，人们便不由自主地关注起这一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获益情况，并引发对于我国教育体系公平性的反思和讨论。李祥云等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程度较高，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父代可以显著提高其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明显的“学二代”获益现象。
具体而言，当前“学二代”的父辈多是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接受高等教育后由国家统包分配进入体制内，大多数人都端上了“铁饭碗”。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经商”浪潮后，一部分选择留在体制内“旱涝保收”，另一部分则投身商海。但无论做出哪种选择，这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在各自领域积累了超出平均水平的资源和信息。
当前，我国教育体制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享有不同质量的教育资源可以直接影响人生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在相对优质高校接受过优质高等教育往往意味着有更大的可能实现阶层跃升。在这种背景下，“学二代”群体借助父辈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在升学渠道上的“信息差”，往往能够获取到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从而有更大可能进入相对优质高校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因此，在当下我国的教育领域中，青年群体正在被“学二代”与“非学二代”区别开来。
当青年即将完成学业，面临职业生涯的人生选择时，“学二代”现象同样在发挥着作用。
一是“学二代”享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优势在就业选择时发生自然延伸。在我国，一流高校的应届生在毕业季通常可以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权利。“仅面向‘双一流’高校”的招聘或“内推”，成为很多人无法逾越的鸿沟，招聘岗位整体拉高的学历要求可以帮助他们阻挡住众多求职者，即便这样会使竞争对手的综合实力与自己同处于一个层次。手持“入场券”的他们可以选择与同水平的高学历求职者进行“水平内卷”，也可以直接进入对学历要求更低的岗位中进行“向下内卷”。但对于非重点院校的毕业生来说，就业时的学历门槛则堵住了他们“向上内卷”的通路。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学二代”群体享有的教育优势、学历优势可以直接转化为就业优势。
二是“学二代”在“慢就业”中可以获得更多形式的支持。“慢就业往往是针对大学生毕业后初职获取时间而言的，指毕业生在毕业之后以游历游学、继续深造、反复备考、尝试创业、等待就业等各种方式暂时不就业的情况。”当前，在毕业后没有得到心仪的工作机会而去选择继续“考研考公”成为当代青年大学生“慢就业”最主要的形式，但“学二代”和“非学二代”在“慢就业”中获得的支持程度有所差异，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相对优渥的家庭条件让“学二代”在“慢就业”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条件支撑，从而得以保持舒缓平稳的心态，并且使他们有条件做出更加关注个人感受的职业选择。
另一方面，“慢就业”实际上是一个持续观望、不断尝试的过程，“学二代”的父辈可以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更加全面、直观的职业发展镜鉴。囿于学历层次的差异，大多数当代青年无法从学历层次较低的父代身上获取到更为直观的职业发展经验。“学二代”群体则不同，他们在“慢就业”的过程中可以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父辈作为职业选择的参照系，无论是考研考公的专业和岗位选择，还是体制内外的生存法则，“学二代”要比“非学二代”群体有着更加真切的理解和感受，从而帮助他们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三是以“学二代”为代表的城镇青年对“零工经济”有着更为前卫的认知。我国“零工经济”市场庞大，业态门类齐全，入职门槛和离职成本较低，因而受到越来越多未落实就业的年轻人的关注和青睐。有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青年占四成”。但是，大多数青年对“零工经济”的态度是暧昧的，更多人将其作为短期谋生的手段，给其打上“不可持续”的标签。
对于父辈已经完成城市化转型的“学二代”群体而言，他们从小接受着城市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因此在代表城镇青年时有着更为鲜明的特点，他们的观点更能体现城乡青年对“零工经济”差异化的态度。具体而言，以“学二代”为代表的城镇青年对“零工经济”有着更为前卫大胆的认知和从容不迫的节奏，他们敢于将“零工经济”作为一项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他们的家庭和个人普遍对新鲜事物有着更为迅捷的接纳过程，从而敢于借助互联网平台从事新媒体、在线教育、网络插图师等新兴职业，调用个人专业知识和兴趣爱好在“零工经济”中探索“变现”途径。
而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他们对“零工经济”的态度更加谨慎，倾向于将其视作工厂的替代，他们选择做外卖员、快递员等蓝领岗位，在“零工经济”的浪潮中打零工、谋生计。城乡青年在“零工经济”中的态度分化，反映的是城市和农村在经济、教育、文化等资源分配和获取机会上的差异，导致城市青年和农村青年在就业心态、择业视野、风险偏好上的不同，这说明我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仍在区分和拣选着青年。
▍文化圈层与“谈‘职’色变”
青年作为互联网空间中思维最为活跃、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他们在塑造专属于各自文化空间的过程中，也在被彼此的价值观念所固化。互联网中的青年被大量基于兴趣爱好的圈层“分割”出来，形成一个个具有明显边界和壁垒的文化圈层。通览青年群体中先后出现的“青春伤痛文学”“发疯文学”“孔乙己文学”的传播过程，能够看到属于不同网络文化圈层的情绪流溢出。
当就业态势渐趋严峻，民生之本成为最大的政治后，人们蓦然发现，当下青年人焦虑与敏感的范围，已经由近年来的性别（女权）、婚恋（独身）、亲子（丁克）等主要集中于生活方式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化至职业选择这一近乎生产方式的领域了。分析和解码青年网络文化圈层的形成机制、运行规则和诉求表达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青年在互联网空间中对职业发展话题的探讨，从而找到一条更加适合当代青年群体特点的疏导路径。
一是以“趣缘关系”作为网络文化圈层的结成纽带，创造出富有圈层特色的话语表达。“年轻人最易受到同辈群体的情绪感染”，对青年而言，相对固定地存在于某个特定的网络文化圈层，更容易获取情绪价值和情感认同。文化圈层作为一种特殊的交往关系，它的形成不同于依赖地缘、业缘、亲缘而结成的传统社会关系，而是将可以有效降低发生观点碰撞几率、获取更大情绪价值的“趣缘关系”（指人与人之间因相同的兴趣、志趣而结成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作为核心纽带。同时，当代青年高度关注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境遇，当“就业难题”无差别地呈现在全体青年面前时，他们在观点表达的过程中自觉地将自己纳入特定的文化圈层，创造出一套符合圈层共同观点、精辟又富有趣味的异质性话语表达。
二是以“封闭排他”作为潜在运行规则，圈层内部的信息流来源高度同质。“圈层文化本质上是基于群体的认同”，处于网络文化圈层中的青年在坚持彼此认同的观点的过程中互相鼓励、共同吐槽，肆意表达个人见地。在这种情境下，任何与圈层共识相悖的观点都被排除在外。即便有人持有相左的意见，也无力在圈层内部“舌战群儒”，只能谋求找到符合自己观点的圈层，从而“用魔法打败魔法”，用圈层对抗圈层。这样一来，不同圈层之间的界限就更加清晰了。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年职业发展”“婚恋生子意向”等涉及个人生活状况的话题下形成的各个网络文化圈层，往往不依靠固定的、组织化的社交群组把成员聚合起来，任何一个帖子的评论区或弹幕区都可能将他们集聚在一起，引发热烈的讨论，而“点赞”则成为认同圈层观点、表达圈层归属的最显著的符号行为。网络圈层具有封闭排他性，被排除在外的不仅是观点相悖的个体用户，还有不符合圈层共识的信息来源，这致使圈层内部依赖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流，从而加剧了圈层观点的固化程度，也更加容易引发群体观点走向极端化。
三是以“全网造势”作为圈层意见的输出方式，用压倒性的声势代替“沉默的大多数”。在网络文化圈层中，很多青年并不满足于仅在内部发声，而是要将圈层观点传播得更远。一方面，这些年轻人渴望通过在互联网空间中的公开表达让更多人关注他们的心境和诉求，尤其是期望借机博得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帮助他们共同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表达圈层观点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夹杂个人情绪，将个体的生活遭遇通过圈层观点传递出去，从而在客观上起到疏解内心的作用。于是，这些青年广泛活跃于微博、公众号、抖音、B站等一系列社交软件，通过写帖子、发弹幕、做视频等各种方式在全网掀起一阵表达热潮。相比于一些新闻报道动辄以亿计算的阅读量，虽然公开发声表达圈层观点的是绝对少数，但是“万籁俱寂”时这少数人的声音便是压倒性的声势，并且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视作“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
从家庭文化到校园文化，再到社会文化，想要真正成为赢得青年、影响青年、塑造青年的先进文化，就必须优化话语表达，贴近年轻人的心。毛泽东同志早在新中国初期同团中央领导班子谈话时就深谙此道，他深刻指出：“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告诫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们：“青年人接受新事物快，如果我们自己的知识水平、见识程度跟不上广大青年，说科技说不上，说文艺说不通，说工作说不来，说生活说不对路，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官话、老话、套话，同广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那当然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
▍结语：我们终究不能失去任何一代青年
我们以当代青年进行职业抉择时出现的心理状态为线索，对当代青年就业心态的成因作了分析和讨论。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针对青年的教育供给和文化供给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失衡倾向，如不加以重视，可能会加剧青年就业心态中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引发系统性社会风险。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青年展现出的充满复杂性与悖论的就业心态，恰是当下总体社会心态的现实写照，更是现今社会环境的直观映射。特别是最近一波持续四十余年的全球化进程中逐浪弄潮、腾涌激荡的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在塑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之后，也形塑了一个全新的、与之对应的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形态。
“为什么必须重视新兴中产群体提出的新问题？”这是《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号在讨论“全球危机时代的中产阶级”这一主题时抛出的时代之问。实际上，这样一个母题也衍生出诸多子课题，包括今日我们面对的相当数量的舆论问题、社会焦虑、社会心态，大抵也都与这一社会形态的剧烈转型相关。我们应对的传统套路，往往仍然是诉诸“国家队”的亲自下场。对于国家而言，扶贫攻坚、乡村振兴这类“集中力量办”的宏大事项，的确是其强项。但面对中产社会这些物质和心理交错的问题域，这些需要极具个性化的、点对点、一对一去建立具象社会中差异性个体之间的人格化联结的细枝末节，却并非国家干预的长项。
回到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欲引导当代青年就业心态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既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答好成因分析的解释性命题；更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答好路径选择的操作性命题。具言之，在当下青年就业问题的舆论场上，年轻人不惜与全社会交锋，如何在控制事态弥散的同时捍卫青年群体的主体性？在纾解青年就业困境和引导青年就业心理的实施方案中，如何平衡效率和效果，更好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应对不断变幻演绎的实践难题，需要有更多关心青年成长的人们共同研究和探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困惑。对于青年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应当永不停歇，我们要在了解青年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的过程中把握青年研究的共性思路，在分析青年社会现象和时代背景的进程中提炼青年研究的个性方案。始终将青年心态作为我们观察社会心态的窗口，始终将青年行为作为我们预见社会行为的门户，我们终究不能失去任何一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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