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国际局势与对外政策

　　俄乌冲突是历史性的重大事件。一年多来，后果与前景已基本明朗。在被俄乌冲突严重恶化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外交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一、俄罗斯面临危险结局

　　俄乌冲突发展至此，可以确定，俄罗斯已没有可能实现其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事实上，一次设想几天完成的军事行动变成了久拖不决的完全意义上的战争，就已经意味着这个行动的失败，而且现在完全看不到逆转这一进程的条件。试想，即使俄罗斯能够长期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俄安全环境能改善吗？俄罗斯能完全占领乌克兰并决定其未来走向吗？俄罗斯能凭此一战打垮美国和西方，重建世界秩序吗？事实上，经过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的外部安全环境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大幅恶化。但俄罗斯现在骑虎难下。因为乌克兰决不会接受冻结现状的和平。也就是说，要停战，俄罗斯就要退回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的边界，而这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因为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就意味着俄罗斯政治生态的改变。于是，俄罗斯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而这却正中美国下怀。美国的策略就是将俄罗斯拖在乌克兰，长期消耗，逐步掏空，彻底弱化，直至使其二次解体，从而最终实现对俄罗斯的去风险化，完成冷战没有完成的任务。为此，西方一方面逐步提升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为其提供进攻性武器，一方面又一再释放西方内部分歧和无力支撑战争的假象，从而使俄罗斯始终保持可能最终取胜的幻想。目前，从芬兰到波罗的海国家再到波兰、乌克兰和黑海，俄罗斯整个西部边界都成了现实和潜在的战线，战火既可能向俄罗斯境内蔓延也可能外溢。显然，战争正在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升级难以避免。事实上，欧洲乃至全球已经进入战争时代，北约计划的是一场针对俄罗斯的全面长期战争，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向俄罗斯妥协或厌战的可能，而且北约的直接参战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尴尬局面是，外部日益增强的威胁已经形成，即使现在停战也无法消除这个威胁。而要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俄罗斯的损失会更大以致遭受灭顶之灾。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对待挑战者的狠毒手段。

　　俄罗斯遭遇如此困境，关键原因是对国际力量对比和战略态势的误判。没有任何国家会发动自己认为不会取胜的军事行动。在俄罗斯看来，当今时代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局，而这个变局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速衰落，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摇摇欲坠，新兴国家加速崛起，东方超越甚至压倒西方的趋势已经形成，建立新型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的机遇已经到来。今年3月公布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仍然强调“为了促进世界秩序适应多极世界的现实，俄罗斯的优先任务是消除美国和其他不友好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残余的主导地位”。基于此种基本认识，俄罗斯在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必然认为可以使用军事手段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格局发起更大挑战，以便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战略环境，增强自己的战略地位，而只剩下即将被消除的“残余的主导地位”的西方不敢或无力对此进行反击。而且，俄罗斯认为多极世界已经是现实，而俄罗斯要做的就是使世界秩序适应这个现实。但实际情况是，按对俄罗斯来说相对可靠的2021年数据，俄罗斯GDP为1.84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韩国，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而西方七国的GDP为42.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45%以上。以这样的经济体量对比，俄罗斯要消除西方“残余的主导地位”谈何容易。近年来一些新兴国家发展比较迅速，但问题是它们并不具有消除西方“残余的主导地位”的共同理想，不是一个统一的反美、反西方阵营。而且其中一些重要国家发展并不稳定，不排除经济出现较大曲折和长期减速。不仅在经济体量上，在军事、科技、国际规则、意识形态等方面西方仍然占据优势地位，所以现在的国际格局总体上仍然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的单极格局。而所谓霸权也并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霸权，而是美国主导的西方集体霸权。对于这个霸权体系，现在就用武力将其摧毁显然为时过早。

　　通过俄乌冲突，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长期慢性绞杀。冷战后西方通过不断推进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安全空间，其目的就是消除俄罗斯重新对西方构成威胁特别是重新扩张的可能性。然而地缘政治安全是俄罗斯安全观的突出特点，即只有把边界或势力范围不断向对方推进而不是相反才安全，所以双方必然产生激烈冲突。所以俄罗斯目前的行动应该不会令西方感到意外，而西方也确实把现在这个局面当成了来彻底削弱俄罗斯的机会，所以才出现了乌克兰危机是美国给俄罗斯设置的陷阱的说法。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在将此战略用于中国。俄乌冲突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意义。西方与苏联乃至俄罗斯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双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的敌对性。虽然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在西方看来，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的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事关西方前途命运。事实上，长期以来，民主国家不打仗的观念在西方国家根深蒂固，所以它们把民主制度作为世界和平的根本保障。所以，西方对俄罗斯的战略必然包括价值观和制度改造。为此，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对西方的所谓反噬不可能动摇他们最终搞垮俄罗斯的坚定意志和统一行动。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比对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中国高度警惕。

　　二、俄乌冲突严重恶化中国安全环境

　　俄乌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小级别的世界大战，对全球战略形势产生了极大影响，它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严重恶化中国的外部环境。首先，这一事件大大增加了国际局势的紧张程度，彻底终结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后冷战时代，使大国对抗升级到半直接、半代理人战争层次，大国之间的多国直接大战也不能完全排除。俄乌冲突使新时代的斗争充满了浓烈的热战气息，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因为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才是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而国际形势的总体恶化必然对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其次，俄罗斯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西方对中国的疑虑，它们担心中国复制俄罗斯行为模式，特别是利用西方聚焦欧洲之机针对台湾等目标采取类似行动。所以，在俄乌冲突不断发展升级的过程中，美国的战略重点非但没有从印太转移到欧洲，反而大幅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不仅加强和新建了多种双多边安全框架，将欧洲和大洋洲国家纳入针对中国的战略轨道，还推动该地区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针对中国发展军事力量，致使日本加速背离和平发展轨道，抛弃和平国家属性，重新走上战争轨道。更有甚者，北约也强化对华敌意，明显表现出与亚太地区现有安全结构进行整合的趋势。这意味着北约必然插手亚太事务，中国将在本地区面对北约这个世界最大军事集团的巨大压力。第三，改变了国际战略态势。俄乌冲突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团结，提升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使北约摆脱了脑死亡状态。同时，随着俄罗斯陷入严重困境，东方阵营总体力量被削弱，东西方力量对比向对东方不利的方向发展。总之，俄乌冲突在强化国际关系阵营化趋势的同时，大大加强了西方阵营的战略优势。第四，增加台湾问题难度。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明显加大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在台湾复制乌克兰危机，即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冲击、突破中国红线，同时强化台湾自身的军事力量和美国军事同盟对台湾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不动武，美国就借台湾问题消耗中国的物质力量，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弱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如果中国动武，美国就借机对中国进行摧毁性军事打击。即不仅阻止中国攻台，也借机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甚至沿海经济设施。由于台湾没有战略纵深，美国不会采取逐渐增加援助力度的方式，而是会在第一时间全力投入。而万一中国夺岛成功，美国则采取全面封锁加军事冲突的策略，对中国进行长期围困和消耗。

　　俄乌冲突将中国在国际上置于尴尬境地，进一步深化中美矛盾。近年来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逆转。西方认为通过加强经济关系，用自由主义经济带动政治民主和自由的期望落空，而且中国凭借大幅增强的实力日益对现行国际秩序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定位不是一般的经济竞争关系而是作为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敌人的头号战略对手。中美斗争的严峻性在拜登看来是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的对决，是他们的子孙未来将生活在哪一种制度下的问题。这种定位与美国在二战期间对德意日的定位和冷战期间对苏联的定位如出一辙。美国之所以在正式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称为对手而不是敌人，是因为目前中美之间尚未爆发战争。所以现在的中美关系就是冷战关系。在这场新冷战中，中国取代苏联称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中美两国成为新时代的两个超级大国。但问题在于，中国在新冷战中不具有苏联在旧冷战中的那种优势地位。第一，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并存的世界体系，所有国家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汪洋大海中游泳，而西方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中国不像苏联那样拥有近乎半个世界的主导权，没有足以对抗北约的华约式的军事同盟。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中国现在有一些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与军事同盟有本质区别。第三，当时是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解放革命处于高潮的时代，苏联占据着这两个革命的道义制高点。而现在不存在这两个革命运动，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早已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被西方定义的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的矛盾，西方占据着话语权制高点。第四，当时苏联综合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核武器领域领先美国，整体军事力量不低于美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现在中国虽然GDP接近美国，但这只是经济体量，是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而且其未来发展还存在不确定因素。中国从科技、军事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综合以上各点，中国并不是与美国对等的超级大国，新冷战是力量不对等的冷战，中国在新冷战中处于劣势地位，胜算低于苏联。

　　三、坚持不称霸基本方针

　　俄罗斯正是由于对基本战略态势和真实力量对比缺乏正确认识才导致目前困境，普京20年努力将毁于一旦。可见，用军事行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俄罗斯是前车之鉴，中国万不可轻启战端。所以，进行和平竞争，实现和平共处，应成为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说，要避免与美国进行无有胜算，没有意义的世纪对决。同时，避免锋芒毕露，四面树敌，防止成为国际矛盾焦点。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实行不称霸、不争霸、不谋霸的基本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种种非议和打压持续不断，但都停留在战术层面。从战略层面看，西方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融合而不是敌对。但近年来这一态度和政策发生颠覆性逆转，中国成了他们的头号对手。之所以如此，关键问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中国试图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取代美国霸权，从而建立一个基于中国意识形态和制度以及基于中强美弱、东强西弱力量格局的新的国际体系，这对美国和西方来说从价值观和国际地位两方面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当前的主流话语中，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国际秩序进入转折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但问题是，美国霸权衰落论早已有之，而且有论证说美国霸权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衰落。可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衰落或美国霸权衰落还是一个趋势性判断，那么这种判断的实际意义有多大？长期以来，一些新兴国家在世界GDP中的占比逐渐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单极格局的实质性改变。这是因为，作为新兴国家的突出代表，中国GDP尚未不可逆地、压倒性地超越美国，而且近来出现了与美国差距重新拉大的苗头，以至于引发了中国是不是永远不能超过美国的疑问。此外，国际地区和权力并非单纯有GDP 决定，科技、军事、意识形态、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塑造能力等因素发挥巨大作用。再者，一个国际体系的形成必然要经过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动和激烈斗争，然而俄罗斯的实践和相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表明，推翻现行国际体系的时机远未成熟。

　　其实对中国来说，取代美国霸权，彻底改造现行国际体系，既缺乏客观条件也无现实意义。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和国际秩序下，中国领土主权、人民生活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经济也实现了高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而且中国一再强调要改变国强必霸的逻辑，走和平发展道路。另外，国际体系的革命性、根本性变革需要相应的历史条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目前的软硬实力远未达到将现行国际体系推倒重建的程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中国的主要任务都是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不是夺取更大的国际权力甚至重建国际体系。也就是说，修炼内功是主要任务，内壮自然外勇。现阶段，对中国来说，外部环境的改善主要不是靠枪杆子打出来，而是靠恰当的政策化敌为友。所以，进行和平竞争，实现和平共处，应成为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说，要避免与美国进行无有胜算，没有意义的世纪对决。同时，沉着低调，谦虚超脱，避免锋芒毕露，四面树敌，防止成为国际矛盾焦点。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实行不称霸、不争霸、不谋霸的基本政策。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间，中国一直实行韬光养晦策略，成功避免了成为矛盾焦点。但现在西方认为中国已经露出真面目，所谓韬光养晦就是战略欺骗。也就是说，邓小平时代的中美关系像打牌，美国摸不透中国的底牌，但现在的中美关系像下棋，一切都摆在桌面上了，实施战略欺骗的空间不大。所以，现在要靠真实、公开、可信的政策解决问题。面对日益险恶的外部环境，历史智慧值得借鉴。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面临苏联现实的侵略威胁。为了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特别是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九字基本方针。其中不称霸表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这样，美国的主要对手就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这个方针为联美抗苏，利用美国制约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当前，应明确宣示和认真奉行不称霸基本方针，不谋求、不争夺世界霸权。同时，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足于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实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俄乌冲突，中国应采取最超脱的中立，即笼统地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对任何一方提供军事支持，但支持一切人道主义和争取和平的努力，并与双方进行经济合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俄乌冲突的长期最终结局难以逆转，执着于联合俄罗斯对抗西方恐怕只会给中国带来更大危险和损害。事实上，阵营对抗没有出路，从战略上看，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反美国家应该是中国广泛国际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中国超越美国和西方的最具包容性的国际形象，而不应被当作进行阵营斗争的支点。从更大的角度看，要避免东西方对立。事实上，自从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划分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现在的国际矛盾早已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再强调东西方划分或对立，势必掉入西方设置的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的话语陷阱。当然，不进行阵营对抗不等于不需要战略合作。为了维护安全和实现发展，中国需要最广泛的国际合作，这种合作包括对竞争对手的战略制衡。西方用军事同盟来解决安全问题，这个道路至少目前不适用于中国。不搞军事同盟，反对阵营对抗，与各种类型、不同阵营的国家基于最普遍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最符合中国当前的需要。

　　此外，台湾问题要从长计议。统一是民族大业，但从现实内外条件看，和平统一恐怕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武力统一不仅代价不可接受也不一定能实现。那种以毁掉半个中国、损失几亿人的代价实现统一的极端论调值得警惕。试问：统一是为了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还是别的什么？所以，只要台湾不公开宣布独立就没必要实行武统。事实上，台湾宣布所谓独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对台湾来说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当前，台湾问题的关键不是独立而是分裂。要避免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独”以至于弄假成真。现在的重点是在分裂问题是进行法理斗争，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残余。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个中国。二战后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的代表接受战后成果，行使国际权力，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行使中国的一切国际权力。这一点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必须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开倒车。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必须进行的。

　　在国际形势的演变过程中，中国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自变量。也就是说，中国的作为对世界和自身都能产生极大影响。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自身从物质都精神的全面进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避免对抗、广泛合作是安全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文/任卫东，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