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当孔子遇见毛润之

　　天国，癸卯年九月初三日，孔子见润之，润之设家宴款待孔子。

　　行之门前，孔子看到小萝卜头和一群孩子在院中嬉戏，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音乐。孔子顿时被音乐吸引，“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孔子听得入迷，脸上露出了一丝哀伤，继而又是一阵神往：“‘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我的弟子曾皙的志向，也是我的理想，没想到在两千多年后才得以实现。”

　　润之连忙笑着邀请孔子进门。

　　尚未落座，孔子便面有愠色，指着润之夫人道：“她怎么也在桌上？”

　　润之答曰：“妇女也能顶起半边天啊。比您早一百多年的息夫人，甘以一己之身换息国百姓免遭涂炭，以惊人胆识嫁入楚国，堪称舍身取义的楷模；唐代女皇帝武则天不仅有卓越的治国才能，更有容人之量、识人之智、用人之术；在近代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中，更是涌现出了秋瑾、向警予、赵一曼、江竹筠这样一大批伟大的女性；被敌人杀害的女战士刘胡兰，她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5岁，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说到这里，润之哽咽，孔子哑然。

　　润之邀请孔子坐下，接着又道：“您所在的鲁国，后宫混乱、扰乱朝纲、卿大夫篡权、家臣阳货、囚主篡权，概为统治集团自身腐败透顶，君主昏庸、官宦无道，把妇女当作玩物，还反过来责怪妇人不守妇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孔子听罢，沉吟半晌才道：“您讲的似乎也有些道理，不过我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终究妻子要听从丈夫，儿女要孝顺父母，下级要服从上级，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只有伦理明、纲常正、礼乐兴，万物各得其所，社会才不会崩坏，国家才不会变乱，百姓才能不受苦。所以我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润之对曰：“‘周之兴，以有道伐无道’。您也赞扬过石碏为了维护君臣之道而‘大义灭亲’，而我们共产党人更主张‘父母革命儿继承，父母反动儿背叛’。放到整个社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我主张‘造反有理’。”

　　润之为孔子斟上一杯茶，接着道：“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一个人通过内在德行修养的提升，在民众中间得到信任和拥戴，从而获得领导权、得以从事政治治理方面的功业，家国天下由此得到良治。然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高官与厚禄却一直存在共生关系，这就导致从皇帝到官员，往往通过装好人来获取领导权，然后以权谋私，被后人嘲讽为“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而这才是天下变乱、历史往复更替的重要根源。”

　　孔子听罢连连点头，说道：“您说得很有道理，我所处的时代已不乏这样的伪君子，所以我才说，‘乡愿，德之贼也。’后来，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以约束统治者。但是，法律靠人来制定又靠人来执行，这些人如果没有德行，法最后只能沦为恶法，与民争利、戕害百姓却不能约束统治者；还有历朝历代都在杀贪官，但贪官却总杀不完。问题似乎是无解的，不知您又怎么看？”

　　润之回答道：“不能只指望君子‘日三省乎己’，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问题我在‘窑洞对’已经作出了回答，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所讲的民主，特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劳动人民的大民主。”

　　听到这里，孔子立刻插话道：“我不赞同你们的阶级学说，阶级终究是由个人利益决定的。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利合者必以利分。况且上下有别，不可僭越。”

　　润之答曰：“自私天下以来，社会便分化出了阶级，这是客观事实，西方先哲马克思进一步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角度揭示出了阶级分化的本质，并指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就成了革命的首要问题。总结历史我们发现，并不存在抽象的道德、抽象的仁义。地主无偿占有农民生产的粮食，这在地主看来是天经地义，农民稍有不满就是不道德，殊不知地主不劳而获才是最大的不道德。”

　　“您主张有教无类，虽然定下了“束脩”的拜师礼，却依旧招收了颜回、子路、卜商、冉求等一大批出身寒门的穷学生，这很了不起；您希望君子‘达则兼济天下’、指望他们的德行，近代也出现了武训这样的‘行乞办学’的‘善人’。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90%以上的人口还是文盲，而新中国成立短短二十多年，就在80%以上的人口中实现了扫盲，所有的未成年人全部入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劳动者自己掌握生产资料，成了社会的主人。我批判《武训传》并非针对武训本人，而是社会上甚至是党内高层有人借宣扬武训，抵制社会主义革命，希望停留在私有制阶段。”

　　“道德和仁义也不可能靠说教得来，而只能来源于具体的阶级斗争实践。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历次的阶级战争中，被压迫阶级中涌现出了无数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更是有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涌现出了王进喜、陈永贵、雷锋这样一大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民英雄，六亿神州尽舜尧，社会风气前所未有的好。反抗的阶级在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发展出了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精神，这才是最大的仁义。”

　　孔子又问：“既然您所说的阶级斗争和公有制培养出了这么多君子，那为何在您走后，历史又陷入了周期律呢？”

　　润之沉思了片刻，回答道：“所以我不赞同您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可能会逾矩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老革命总会遇到新问题，有的人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你虽然革命了几十年，有一些资格，但是如果你某一天说了一些混帐话，办了一些混帐事，人民还是不能原谅你，正所谓‘晚节不保，一笔勾销’。在糖衣炮弹面前，这样的人有很多，而且身居高位，他们总想着恢复人上人的地位、复辟人吃人的旧制度，阶级斗争从未停息。所以，我是主张继续革命的。况且，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一帆风顺，总会面临暂时的挫折与失败，需要后来人不断努力、不断斗争。儒家不也主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吗？”

　　听到这里，孔子起身作揖礼，道：“大哉，润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润之连忙回礼道：“夫子谬赞，我只是站在了前辈们的肩膀上，您的很多学说对我也有很大启迪。况且这些道理都是人民群众在实践斗争过程中得出的，我不过是作出了一些浅陋的总结归纳。”

　　孔子又道：“您今天讲的很多思辨的道理，其实我也曾经思考过。只是后世的统治者为了家天下的一己之私，为了维护皇权专制，培养愚忠愚孝的奴才，对我的原义多有曲解。我主张‘信而好古’，所向往的也正是‘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上古理想国，与你们所说的共产主义在形态上很相似。只是我的学说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时代和小农社会，在工业文明和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今天早已不再适用，反倒是您提到的西方先哲马克思，他的学说才是真正顺应了今天的时代潮流的。现在的某些人强行把我跟马克思嫁接在一起，实属荒诞。”

　　润之对曰：“您‘信而好古’，而我相信未来，其实我们都是不满于当下不合理的秩序，不忍见百姓受苦受难，都是革命的主张，只是立足的时代不同。正如您的思想被曲解，您自己被封建统治者供奉成无害的神像一样，而今我在人间也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不过，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将来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所以，我才相信未来，相信青年。”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遥望黎明”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