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学生穿着行政夹克模仿领导“视察”学校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火。
视频中，一群学生穿着成熟装作领导的样子，大摇大摆走进大学，模仿领导“视察”学校食堂、与就餐学生交谈、了解学校发展情况、检查学生做操等情况，甚至提出规划蓝图，场面十分滑稽，简直以假乱真。
网友称事发地为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事后，该学校党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媒体称，拍摄视频的同学注意到了近期一个“要穿的不像一个孩子”的热点话题，出于好奇，进行了模仿，并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以此蹭流量。校方会对同学进行正确引导。
不知道校方打算怎样“正确引导”。
都2023年了，“行政夹克”这类“职业”行头依然还有着这么大的魔力。不仅在现场“以假乱真”，让围观者以为真的有“大官”来视察，而且在网络上成功地蹭到了惊人的流量。
讽刺拉满的怪相背后，不正是至今仍泛滥成灾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官员们喊着调查研究，却不察实事、不思解决，仅做面子功夫吗？
这则“趣事”倒是让笔者想起了1979年编剧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这部剧反映了大陆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官僚特权及走后门等荒谬情况，故事大意是下放到东风农场的知青李小璋进城看戏，被剧团的赵团长、文化局的孙局长等人误认为是首长的儿子而接受了诸位热情的招待。李小璋的未婚妻周明华已经怀孕、且靠着她父亲的关系调回了城市，而李小璋依旧留在农场。于是，李小璋决心假戏真做，利用有求于他的赵团长和孙局长，为自己搞到了回城的介绍信。最终，身份败露后，李小璋站在了被告席上……
然而，如此荒诞的剧情，却是沙叶新根据当时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1979年9月1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起轰动全国诈骗案：案犯张龙泉原为城市游荡青年，其同学父亲为工业局副局长，通过与同学的谈话了解到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于是开始了他的骗局。他自称“总参谋副总长的儿子”李晓勇，一路蒙混过关为自己谋取私利，直至张龙泉想将女友从街道歌舞团调至事业单位，公然违反规章制度，招致街道部门的举报，事情才败露。
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画面
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在报道刊登不久就创作完成了，刚刚上映便引起了轰动，多地话剧团准备排演。不过，这件事很快惊动了高层，有关方面召开会议，则令其1979年11月停演，沙叶新被部门主管领导约谈，同样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再后来沙叶新抛弃了马列信仰，成了自由派的座上宾，不过这都是后话。仅就当时而言，笔者相信沙叶新先生的思考是真诚的。
1981年，台湾省的导演王童拿到了剧本，将其改编成了电影，拿到了金马奖，饰演李小璋的谭咏麟则拿到了最佳男主角。
前不久，笔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还偶然刷到了电影的剪辑片段，相关视频内容之所以热度很高，不正是群众苦之久矣吗？
四十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故事不断地真实发生着，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谁给这类骗子的行骗提供了土壤呢？
笔者随手检索到的新闻报道截图
沙叶新的话剧把真实事件从冒充高官儿子为自己牟利，改编成了知青回城的事情上，这个改编呼应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话题，多少也带点“伤痕”的味道。不过，其所折射出的问题，却是跨越了1978前后两个时代，更是毛主席直到晚年仍在痛苦思考、艰辛探索并致力于解决的。
人们依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大官”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官气”，就像本文开头视频里出现的那套排气十足的行政夹克行头。
毛主席对于“官气”是深恶痛绝的，曾多次指出这个问题。多次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要求干部下去的时候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就“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的片面认识，明确讲到：“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
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又谈到做官的问题：
“我们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风或者是官气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绝，就像消灭‘四害’一样。”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直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年代，官气才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笔者幼时（80年代初）的印象里，还有公社书记（相当于现在的镇书记）在我家吃饭、劳动、住宿的经历。如果不是父母告知，看他的穿着、举止，我当时都不知道他是“大官”，还以为是什么远房亲戚；再后来，笔者就没有再碰到过这种现象，反倒是连个村支书过来都要带着大队人马，一副不可亲近的架势。
在毛主席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所以，“官气”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是旧的法权观念和等级意识、特权意识的象征。为什么要展现“官气”？不就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等级意识、特权意识进一步演化的结果，就是利用权力“走后门”，为自己及自己的子女谋利益。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然而，老干部陆续“解放”出来之后，就有人开始借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走后门”将下乡的子女送去当兵、上大学，甚至直接调回城里。为此，毛主席在1974年提出了应该制止“走后门”现象的问题。
这种现象到毛主席逝世以后变成了一股风潮，由此才在干部子弟中刮起了“返城风”，搅动了平静生活的知青们。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干部子弟还是工人子弟，大家都一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走后门”造成的知青与知青的不平等，工农子弟被伤透了心，进而造成知青们反抗、怠工、闹返城。知青返城潮的出现有其他因素，但追求平等是主要原因。
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虽然呼应的是已经在执行的知青返城政策、控诉了当初的“知青下乡”指示，却直刺到这里面的本质问题，这才招致停演。
据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回忆，毛主席曾对身边的卫士说，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主席又对李敏她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毛主席走后，他的话得到了应验。比起那些真正的子弟“倒公”、“倒社”、大发横财，冒充“子弟”身份将女友调至事业单位或者搞张知青回城介绍信这样的以“权”谋私的做法，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所以，当官与民、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不平等变成普遍现象，利用“官气”走后门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潜规则，骗子成功行骗也就有了足够的社会土壤。
从《假如我是真的》到“行政夹克”，时间跨越了44年，从“骗子”到“摆拍”，完全不同的事件，背后却有着换汤不换药的同一潜规则。
了解到历史的人们，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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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今天是毛岸英烈士的101岁生日。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正在生病的毛主席见到了阔别19年的儿子，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然而，毛主席敏锐地观察到，近10年的苏联学习、工作、战斗和生活，儿子着装打扮、言谈举止已经带着很大的苏式“官气”。
于是，毛主席就让毛岸英把穿回国的苏军军服、西装全部脱了，换上旧灰布军装，住在机关宿舍，和同志们一起上大灶食堂吃饭。
过了没多久，毛主席就让毛岸英自带行李和口粮，步行10多里地来到山大沟深的小村庄延安县吴家枣园，跟着劳动模范吴满有学习。入学第一课，就是在羊圈掏粪、垒粪，然后送粪；半年多后，又从事开荒、撒种、锄苗、收割、打场、交送公粮。在吴满有家，毛岸英睡土炕、吃他家的粗粮，同当地农民群众打成一片。
再次回到延安王家坪时，毛岸英已经是一身黄土、两腿泥、满嘴陕北口音、双手长满老茧。看着已经大变样的儿子，毛主席才喜滋滋地说道：这就是你上“劳动大学的毕业证”。
后来到了北京，毛岸英又被毛主席送到了工厂当工人。中央艰难地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之后，毛岸英又被父亲第一个送上了朝鲜战场，最终长眠在了那里。
回忆这些历史的点点滴滴，再去对照荒诞的现实，荒诞的人物，我们从心底更加怀念毛岸英烈士，怀念人民领袖毛主席。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遥望黎明”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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