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吉坷德：从“李鸿章热”看中国的汉奸文化

　　中华民族只有彻底清除汉奸文化，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才会有未来。

　　—— 谭吉坷德

　　走进合肥，扑面而来的“李鸿章热”令人始料不及。

　　在安徽省博物馆大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昂藏厚重的李鸿章塑像。塑像中的李鸿章冠带巍峨，目光深邃坚定，似乎还带有着一点忧郁。颇有一些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李鸿章的风采。博物馆六分之一展览空间是李鸿章的内容，题目是“变革中探寻的先导”。

　　李鸿章故居的“李鸿章生平展”，主题就是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对近代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国防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解说员小姐的口中，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带动中国走入现代国家的李鸿章不仅“国士无双”，而且是安徽人民的骄傲。这里似乎不应该叫做故居陈列馆，而应该堂堂正正的更名为“李鸿章纪念馆”。

　　这一切都令人恍若隔世。李鸿章这位100多年前就已经臭大街了的卖国、投降、买办的集大成者，中国汉奸事业承上启下的第一人，从汉奸到改革先锋的完美嬗变令人目瞪口呆。从孙中山、毛泽东再到邓小平，对李鸿章早已盖棺定论，如今这具僵尸却又昂然的站立起来。历史到底是绝色荡妇还是纯洁的小姑娘，结论真的有些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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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是否是汉奸卖国贼，不同旗帜下面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结论，这一点并不奇怪。

　　李鸿章汉奸、卖国贼的“桂冠”并非来自今日，而是他的生前。甲午之战五年前的“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的怒吼都是当时的人们在体验痛楚之后对李鸿章的评价。这应该比今日某些人的"学术研究"更加真实可靠。和他同为“中兴四臣”的左宗棠说过，“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不如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甲午战争中，中国与日本相比并非处于绝对劣势，但正是由于李鸿章的投降卖国叠加晚清社会的精神萎靡、文化腐朽、政治腐败将中国推进了近代历史的至暗时刻。

　　李鸿章的年代并不久远，迄今不过是三代人的记忆。那段历史有大量的文字记载。一切争论的背后，不是判断力的争执，不过是不同信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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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是中国近现代卖国贼、投降派、买办汉奸的鼻祖。他不仅通过一系列的卖国条约出卖国家，亲手将北洋水师、福建水师送入深渊，还差一点使中国失去新疆和台湾。“中法战争”在“镇南关大捷”的背景下他的“李福协定”甚至能够制造出一个闻所未闻的“不败而败”的结局。使中国失去了越南，还同时出卖了西南各省的权益。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中主动卖国索贿说明他不仅仅是汉奸，而且是近代中国最大、最丧尽天良的汉奸。

　　李鸿章为了50万卢布的一己私利通过《中俄密约》出卖东北铁路路权并直接导致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德国占领胶东湾；贪污军饷、掠夺地方、洋务运动中饱私囊；用巨款购买军舰时，其亲信居然索要两成的回扣；他的外甥直接将北洋水师的炮弹卖给日本人，使得黄海之战中国军舰无炮弹可用；“高升号”运兵船被日舰击沉，近千名官兵遇难，日本手中有关“高升号”航线和时间的信息，就来自李鸿章的衙门；甲午海战前北洋水师需要白银60万两配置速射炮，李鸿章声称没钱，却将二百六十万两的海军军费存到汇丰等银行吃利息；将近千万两的银子交给日商经营，向日本泄漏军政顶级机密，包庇日本间谍……这种集形形色色的内奸于一身的人如果不是汉奸卖国贼，那么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汉奸会不会集体跳出来要求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李鸿章的旧案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这些中华民族的败类正在批量成为历史上的英雄。这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在嘲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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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是中国近现代卖国贼、投降派、洋奴买办的开山祖师，开创了直至今日的近现代汉奸文化。这三种人其实常常是一个群体。他们通过买办获取收益、通过投降巩固自己的利益、通过卖国支付代价。这个群体有两大鲜明特征，一是对外国列强特别的好，二是对中国百姓特别的坏。李鸿章在列强面前卑躬屈膝，却能够一次斩杀被诱降的太平军数万人，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上位，用人民的献血染红了他的“红顶子”。如果这样的人是现代文明的指引者和民族英雄，如果他真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李鸿章非汉奸，实乃19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者”。那么我们这个同农民起义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在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强入侵中实现“人民建国”的红色政权又是什么，难道真的是“乱匪”不成。

　　通过事实引发思考是人类独有的思维特征。李鸿章无法说清的巨额财富早已经向天下昭告了他的动机。他领导下的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以破产告终，但李鸿章却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同时拥有官居一品和中国首富的两大荣耀，也成为后世追随仿效者的目标和楷模。

　　吸国家的血，挣卖国的钱，“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到底有多少钱，这是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孙中山就曾经撰文揭露李氏家族卖官鬻爵的黑幕。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计算李鸿章的私财大约为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可谓富可敌国。李鸿章家族仅仅在安徽一地就有土地60万亩，而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处的洋房、铺面、外国银行存款、各大公司的股票更是不计其数。当时上海的半条华山路都是李家的。中国历史上财富巨大和来源不明，李鸿章若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

　　用金钱来衡量，李鸿章无疑是成功者。他的子孙后代直至今天仍然在享用这笔巨大的财富，可谓荫及后人。把灵魂交给魔鬼的，一定没有好的下场。这句话不适用于李鸿章。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对汉奸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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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使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这一点不需要争论。西方列强从来就没有希望过中国富强起来，这也不需要争论。完全依赖西方，把自己的利益同列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满足于西方资本饕餮盛宴后的残羹冷炙，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买办阶级最鲜明的共同特征。也是自1840年开始中国人民最大的痛点。李鸿章恰恰是这个集买办、投降、卖国于一身的汉奸集团的先导者和灵魂人物。靠这些人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缘木求鱼。试图通过这个群体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更是与虎谋皮。

　　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现代化曙光的洋务运动在李鸿章手里其实就是一场大生意，而且是站在改革开放、国家富强道德高地上的大生意。事实证明，李鸿章本人就是被外国财团控制的高级傀儡和买办。洋务运动创办的所有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是由买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买办阶级既是洋务运动的指导者，同时又是管理者和获益者。

　　从1840年至1895年，中国买办阶层的总收入接近四亿两白银，是当时包括外资在内的中国工业资产总额的4倍。正是在李鸿章时期，中国形成了投降主义、洋奴哲学和买办文化并且一直滥觞至今。肇始于李鸿章的对西方输送利益，不掌握核心技术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买办战略直到今天仍然在制造着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这种以满足洋大人胃口为目的、以权贵集团的私利为信仰的开放战略，只能是对内掠夺本国资源，压榨本国民众，特别是从当时的农民身上榨取。这不但不能解放生产力，反而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农业及本土工业的凋敝。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前后历时40多年的两次改革开放，其财富不是吞进了列强的血盆大口之中，就是养肥了一大批和李鸿章一样的买办洋奴。直到1949年中国还基本没有工业体系，连火柴，钉子，煤油都必须进口。我们还需要这样的引领者吗？我们难道要用这样的“文明曙光”来照亮今天的道路吗？

　　很多力挺李鸿章的人都会引用梁启超“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句话。他们却从来不会引用梁任公的另一句话，李鸿章“宰执20余年，乃使硕大支那，沦为二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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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一直在声嘶力竭十分煽情的宣扬李鸿章忍辱负重，为慈禧背锅，为清廷揩屁股，是满清的替罪羊。严复的一句话很合适评价此事，那就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满清朝廷如果还能像开国之初“本朝家法，乾纲独断”那样，又如何会游走在死亡边缘。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核心“外重内轻”的格局早已形成，中央权威已经成为一句笑话。李鸿章一方面靠淮系军阀和北洋水师同清廷博弈，一方面“挟洋自重”，辗转腾挪于朝廷和列强之间。这方面的证据还少吗。最典型的就是李鸿章父子与日本的伊藤博文一唱一和，恐吓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如果李鸿章真像推崇他的后人们说的那样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又哪里来的1900年属于谋反和分裂国家行为的“东南互保”。

　　吹捧李鸿章的“新汉奸”群体另外一个重要论据是李鸿章在当时的列强国家中有着很高的声誉和地位。这更不奇怪，“秦桧还有三个朋友”，李鸿章的朋友应该更多。有一个规律是，从欧洲列强掠夺整个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能够给西方列强带来巨大利益的卖国者在他们那里都会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比李鸿章声誉更高的是戈尔巴乔夫。西方甚至把他们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都颁发给了这位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正是靠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分占有财富，使“苏共成为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伊藤博文称赞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这句话使李鸿章仿佛诸葛亮附体。可是这个在列强眼中唯一的伟男子面对外国强权时除了割让、出卖、出租、赔款、苦苦哀求之外乏善可陈。到是与李鸿章同为“中兴四臣”的左宗棠和张之洞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张之洞去世后家里连丧葬费也拿不出来，左宗棠去世时只留下一年的俸禄。他们同李首富相比，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列强的评价上都可谓判若云泥。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历史可以任意打扮，人们也同样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李鸿章的粉丝一直把甲午战后日本点名李鸿章前去谈判，否则拒绝和谈来说明李鸿章的重要性。认为其一身系中华安危。其实这和当年金国要求南宋必须派秦桧而不是岳飞作为谈判使者是一个道理。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量大米和煤炭，战争爆发后有人建议按国际惯例停止向日本的供应，但李鸿章却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并由他的长子直接操办勿使拖延。对于这样关怀备至的谈判对手，日本当然求之不得。

　　李鸿章集团是晚清最腐败的官僚卖国集团，是中华民族百年血泪最大的罪人。已经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今日又复活的不仅仅是一具僵尸，而是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污点的汉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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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热”是卖国有理，卖国光荣的汉奸文化的突出代表。历史早已证明，汉奸文化的兴起和泛滥，是中华民族所有危机中最大的危机。不铲除汉奸和汉奸文化，所有的改革开放都会半途而废，所有对外争端都将必败无疑。

　　秦桧、李鸿章、汪精卫是中国历史上汉奸的三大代表。如今，有一股力量正在帮助他们努力地重新站立起来。汉奸文化的思想大解放，说明我们这个民族仍然有着产生汉奸的肥沃土壤。李鸿章成为合肥的名片、安徽的骄傲应该能够说明这股力量有多么强大。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三次改革开放中的三次汉奸文化高潮说明汉奸现象首先是道路问题、是社会环境问题，是社会文化问题，最后才能归结到个人品质。

　　在中国肆虐了几十年的西方思想殖民已经成功的打造出了一个新汉奸群体，历史虚无主义和热捧汉奸卖国贼都达到了甚嚣尘上的程度。当然说这些人都是汉奸也不够准确，因为这里面的很多人已经加入了西方的国籍，还有一些人灵魂上早已经换了祖宗。在这些人眼中，中国人、中国的事情是好是坏，中国人说了不算，外国人说了才算。在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掠夺欺压百姓方面他们和100多年前的李鸿章一脉相承。正是这种力量使李鸿章僵尸还魂，并将其打造成了民族英雄。

　　任由这种汉奸文化制造出一个混沌的世界和乱伦的历史，新中国的“道统”和“法统”将临着完全被颠覆的危险。新中国区别于旧中国，社会主义区别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就在于是否把人民放在首位，文化是否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新中国要保持思想和道德的继承性以及历史的不间断性，除了清除这种汉奸文化无路可走。

　　不可否认，西方的思想殖民在中国已经成功的实现了去革命化和去人民化。在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和资本至上的精英秩序中，革命和人民已经被放逐在主流话语之外。精英们大叫阶级消失、剥削消灭、告别革命、历史终结。他们的“美丽新世界”就是中国完全屈从西方资本，除此之外的所有行为都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他们迫切的需要一个集投降卖国于一身的人物作为旗帜，李鸿章当然是最佳人选。《走向共和》中李鸿章的高大形象、今日李鸿章在安徽合肥的意气风发都告诉了我们这种思潮背后的能量和险恶。

　　“李鸿章热”说明了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信仰和判断力的低下。精英叙事逻辑中将新旧模式、新旧文明统统杂糅，儒释道一锅乱炖，见菩萨就下马，见西方神祇纳头便拜，不但颠覆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更模糊了民族英雄和卖国贼的界限。希拉里曾经说过：“通过巧妙运用美国文化软实力，就可以轻松的控制中国。”事实证明这不是一句空话。安徽和合肥的“李鸿章热”，说明这种汉奸思维的领域已经拓展到了无法再视而不见的地步。其实不仅仅是李鸿章，对汪精卫的美化、《色戒》《走向共和》的播出、黑龙江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立碑等等等等。这不仅仅是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这是某些方面出了大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搞“一元主导，多元共存”是自取灭亡之道，是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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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讲“六经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论就是政论，就是对当前世界的态度。一个民族缺少共识是危险的，尤其缺少人类基本的共识更加危险。

　　在精英统治的阶级社会中，最不靠谱的就是历史。以史为鉴在他们那里就是为自己脸上贴金。利用掌握的编剧权力篡改历史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的努力。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讲到：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面对这里“李鸿章热”的嚣张，我们不仅要问：人民在哪里？人民的历史又在哪里？

　　有了人民就一定会有人民的敌人。李鸿章就是人民的敌人。当这具僵尸走上了今日的神坛，背后有哪些东西令人细思极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

　　无论是博物馆还是陈列馆，应该代表谁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定位答案并不难寻找。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倡“阶级基础”和 “群众观点”的今天。这里“李鸿章热”的源头来自哪里，他们要挑战什么？这应该是个必须讲清楚的大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