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亮丽君夫妇，离开郑州回老家了——在挨了融创一顿殴打，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顿毒打之后。
不由感叹，他们是真真正正新时代的底层缩影。
没有背景家室也没有祖辈遗财的青年夫妻，出生在最为拥挤的人口大省，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纳税，一天干着三份工，不抱怨国家社会、不羡慕灯红酒绿、不幻想飞黄腾达，只为实现一份传统价值认知中的“安身”，求一座遮风避雨之所，给自己也给下一代一处小家……
许多新闻中的争议主角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受害者”躯像，但这对青年夫妻，我几乎以最坏的恶意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去苛责他们的地方。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对生活有过丝毫的非分之想，他们的身后应当一条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人生逐路轨迹。
换句话说，他们这一代的普通劳动者，本也是没有“逐路”的，他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被教育、被规训、被安排好的。
到了该工作的时候，那就工作了；到了该恋爱的年纪，那就恋爱了；到了该结婚的地步，那就结婚了；到了该怀孕的岁数，那就怀孕了；到了该买房的阶段，那就买房了，就贷款了，就等着交付了，就省吃俭用了，就开始一家子为了一套仍是水泥砖头的“房子”连一顿晕菜都舍不得吃而只敢买一块豆腐的日子了……
他们成长过程中一直被灌输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径，一条普适所有底层的普通人的奋斗路径，不必思考，不要怀疑，埋头苦奔即可。
因而，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动摇也没有质问，从恋爱到怀孕，从看房到贷款，每一步他们眼里都是有光的，因为他们坚信“路就是该这么走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直到，延迟交付，房屋烂尾，光天化日之下被开放商殴打…
来看看郑州的另一则新闻，同样魔幻：
之前写过，人口的自然下降其实是一个细思恐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在“人生是否值得去经历”这个终极哲学问题上，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活让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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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降低利率是鼓励购房，结果年轻人要么提前还贷、要么拒绝买房；
政策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不足，结果年轻人拒交社保；
政策放开三胎是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红利”，结果年轻人打出旗号：“我们是最后一代”、“拒绝生产软肋”………
亮亮丽君夫妇的故事向新时代的中国年轻群体展示了过去许多年来被默许的一种生产逻辑的彻底破产，让人愤怒的同时也使得更多人愈发熟知真相。
不由叩问：什么是预售制？
业主先付给房企一部分首付，再从银行贷款另一部分钱款，同样交给房企——此时，房企在前期已经凭借地皮拿到银行借贷融资的情况下，等于是收到了两份钱（银行+业主）。
然后，业主和房企都需要向银行一点一滴地还贷，但是房企交付的利息远远低于房子的巨大利润，银行更是躺接两边的利息（房企+业主）。
更不要提，房企是可以随性“停贷”的，稍有爆雷就向政府求援；而业主“停贷”则被威胁征信降级……
所以发现没有，「预售购房」的实质，不过是买房的老百姓自己掏空了三代人的钱包，同时养活了房企和银行，却还要承担一系列风险，诸如烂尾楼难交付、房屋质量扯皮、物业服务不到位等。
1994年，我国推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经营管理条例》、《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预售制这个香港玩法（“预售楼花”）被引入内地。
一年后，《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出台，商品房预售制度正式落地。
该《方法》明确规定：市、县级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行政区域内的商品房预售管理、制定对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有关制度。
然而从施行之初到现在，预售资金监管制度都还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而是“一城一策”，细则由地方政府自行拟定，执行情况也不尽相同。
就预售许可审批而言，一般是要求施工进度基本完成主体结构的1/4以上，部分城市相较宽松，正负零即可申请商品房预售。
严格一些的属上海、北京，要求七层以下(含)的大户型住宅及商业、办公项目需达到主体结构封顶方可办理预售，八层以上(含)的则分别需完成规划层数的1/2、2/3以上 (且不低于7层)后方可办理预售。
从前期的预售审批到后续的资金监管，即便政策再严格，如果相关监管部门以及银行不严格执行的话（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相关规定也只是形同虚设。
比如去年，根据郑州名门翠园业主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显示，在房屋预售过程中，作为贷款银行（诸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郑州银行等），却存在着不同程度违规发放贷款、未积极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的行为。
名门翠园业主的做法并非个案，武汉绿地光谷星河绘全体业主也发布了停贷告知书，直指开发商违规挪用7.25亿元监管资金，以及当地银行未封顶即放贷的违规做法。
严格来说，这不仅是违规，更是违纪，如若属实，背后毫无疑问存有严重的贪腐行为。
西安世茂璀璨倾城二期业主也指出，与开发商合作的银行未按照购房合同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将按揭贷款的收款账户设定为监管账户，而是设定为开发商一般账户，这导致业主的按揭款脱离监管，并被开发商暗箱挪用。
我查了一下，早在2003年，央行就出台了“121号文件”明确：
只能对购买主体结构已封顶住房的个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企业将贷款挪作他用的，经办银行应限期追回挪用资金。
这种局面下，一旦房企因贷款困难而爆雷、全成烂尾楼，业主等于是花钱买空气。
除了预售制，包括公摊面积、土地批租制等港式制度，当年也全部被引进内地。
只是，难道没有人去探究这些制度过去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什么吗？
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十七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十倍，这都是「香港特色」。
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香港七百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已超过百万人，为世界发达经济体（区域）之最。
在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同年中期发布的人口统计报告《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户数目双双增加，中等收入住户的比例却逐年萎缩，家庭收入差距显著走向两极分化。全港最低收入家庭的入息中位数是2560元，与全港最富有家庭相差四十四倍。
两年后，港府公布了《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2018年香港本地贫穷人口高达140.6万人，以香港749万总人口计算，大概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贫困。
这一数字创造了香港过去十年来的新高记录（根据香港政府的定义，贫穷人口指生活于低收入住户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户指按不同住户人数划分，收入少于或等于全港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的住户）。
如果进一步按照年龄组别划分，香港每三个60岁以上的长者中就有一位处于贫困线之下；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中，则每五人就有一人处于贫困线之下。
全港最贫穷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而那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却高达惊人的60%。
从2004年到2018年，香港所有职业薪资增长63%，但同一时段房价却大幅上涨420%，住宅租金也在十四年中上涨177%。
为什么香港会发生2014和2019的闹剧？
表面上是由于西式奴化教育和商业消费洗脑、导致香港青年长期在自身的压迫中意识不到压迫、在被剥削中意识不到被剥削，反而在权贵的繁华图景里虚醉着历史上遥远的繁华——但根源仍然是压迫和剥削。
那么一旦社会问题被英美等国阴谋地绑架上反华的战车，这些原本应该去攻陷李嘉诚大别墅的无产者们，便纷纷将拳头挥舞向北京……
2022年春天香港疫情大破发，水深火热之中恍然发现：全港疫情感染最严重的油尖旺区、观塘区、黄大仙区，全部是中低收入地区；而外资云集、寡头遍布的深水湾、浅水湾、赤柱湾等富人区，感染寥寥。
同时，感染密度恐怖的整个九龙半岛，也是老年人密集区。
在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的状况下，普通的香港老百姓、特别是身体免疫力差的中老年群体，竟然连一张病床都弄不到，只能等死。
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建设，香港已开发土地仅存27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仅为24.9%，其中用于私人住宅土地更是只有26平方公里，用于公屋用地的则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乡郊居所竟占去35平方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改变现行土地政策，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盖房，香港市民的住房梦想是很难实现的。
在历史上，李嘉诚们普遍会于土地价格较低的时候购买大量土地，其中不少并未开发，而是放在那儿坐等升值。
仅所谓“地产四大家族”在香港囤积的农田就达到13950亩，加之香港法律对囤积土地并未作出严格监管，长期持有土地不开发并没有太大的风险。
因此，对李嘉诚们来说，囤着足够多的土地即意味着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而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即：他们把房地产玩成了彻头彻尾的金融游戏。
三十年时间，大陆又有何别？
房企倚仗土地，地方政府倚仗土地财政，银行倚仗房屋贷基——最后“被倚仗”、“承担倚仗”的，便是掏空六个钱包的老百姓。
预售制度下，房企是最大的获利者，“未盖房而先拢财”，这种“今天拿到明天的钱”的手法，给了房企们纷纷涉足金融业玩“钱生钱”的巨额本金。
业内流传一句话：“房地产的尽头是金融。”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
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2017年，哈维还曾在演讲中留下过这样三段话：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
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这其实也为当下房地产税推行不下去、各地向中央施压埋下了伏笔。
到2018年前后，伴随着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洗牌，地产公司直营的财富公司开始成为潮流，据不完全统计，前百强地产公司中至少1/3拥有自己旗下的财富管理公司或财富直销团队。
等于是房企们连银行这个“吃利”伙伴都想甩开了，贷款这门生意——比卖房子利润更高的生意，也想要独揽独吞。
反对预售的人有没有？当然有，大有人在。
2018年深圳出现全国首个现房销售试点、将“是否取消预售制”的讨论推向业内话题高峰时，就有房企授意媒体发声：
当下如果取消预售制，起码50%的房地产将倒闭！
恒大集团恒大研究院副院长夏磊之前更是公开表示：
预售过渡到现售，与市场环境息息相关……在房企资金链偏紧的情况下，房地产预售仍将是主流，这符合行业惯例和发展规律。选择现房销售还是预售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应该搞一刀切！
现在很多人喜欢在直播间购物，这同样是预售，网络直播带货的预售（同样等待期超长）是消费者给直播间贡献流量，而房企卖房的预售则是业主给房企贡献资金——本质相同，都是卖家将库存销品的压力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2021年11月4日，北京住建委曾颁布史上最严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简称《办法》），此前7月23日住建部等八部委也联合印发了《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打响了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第一枪。
但不得不说，铁拳来得太晚了。
北京市的《办法》中增设了这样一个环节：开发企业在中标银行范围内选择专用账户的开户银行；同时，对中标银行履职情况定期考核，淘汰递补。
而在此前政策中，对银行资质的要求几乎“零门槛”，无特意要求，所以房企开发商往往会把监管账户开到“重点关系银行”，提高解压效率——这里面，就还是那句话，“充满了故事”。
各地的“故事”是千奇百怪、群魔乱舞的，但这些“故事”的受害者却都是统一的：只能是诸如亮亮丽君夫妇这般倾家荡产却身无定所的老百姓。
近二十年来，一套房子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恩格斯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
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得则更加精准具体：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80年代末，中国引进了土地拍卖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
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回收了部分税权，各地方政府获得城市土地出让收益权；同年，商品房预售制落地。
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2003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出台……
从此，网络键政圈喜欢称呼的“黄金十年”正式开启，各地方政府均开始了“靠土地养财政”的日子，房价彻底压制不住……
在亮亮丽君夫妇被融创殴打后不久录制的那条回应视频，“微笑”着说：“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那一抹微笑是何等的冰冷呐，看得心房惶惶。
融创没有公开解释，公安机关没有做出说明，夫妻俩的新媒体账号倒是被网监部门迅速处理——这一刻，四面八方的「力量者」都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述那般“团结了起来”，他们必须要用恐怖暴力掐死“维权的幽灵”。
从定下买房时开发商的一声令下“炮响！”，到追讨两万降价时开发商的一声令下“熄灯！” 亮亮丽君夫妻俩的大起大落，从心潮澎湃到一夜熄暗，来得实在太快了。
最痛苦也最让人无法接受、甚至感到一丝寒意的正在于此：可以痛打任何天上游龙、江中猛蛟的野蛮生长，但唯独不能熄灭这样的一对青年夫妻的希望。
他们不只是孤零零的一个小家，正是这样的尘埃，铸成了所谓“大家”的根基。
如果这样的普通人眼中没有光了，靠那些不可能一直通着电的大灯来向这个社会照射，早晚也是会暗下去的。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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