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桂梅校长到《我本是高山》，之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一部《我本是高山》的电影，引起了舆论海啸，这部电影与张桂梅校长都被推上风口浪尖。甚至有人将这部电影比作被毛主席批判过的《武训传》。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胡乔木为电影《武训传》翻案了，在《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第1版刊载了题为《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文章。文章说：

　　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是不是《武训传》？张桂梅校长应该如何评价？笔者计划写两篇文章，一是本篇——“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另一篇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艺”。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张桂梅校长呢？

　　张桂梅，是一位好老师，是一位好校长，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当代的道德楷模，值得人们敬仰。

　　这是毋庸置疑的。

　　她几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她的事业——她的学生们。可以说，在当代，像张校长这样道德高尚的人，凤毛麟角，14亿人中，十万不得一。

　　早在102年前的1921年，毛主席就对腐朽的教育做出了尖锐地批评，其中就有对老师的批评，并创造了“学阀”这个名词。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21年8月中旬，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体现自修大学新的办学思想的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发表在8月16日湖南《大公报》上。他在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确写道：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地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地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

　　“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记住啊，“学阀”这个词是毛主席首创的，是他留给后人们的武器与财富）

　　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在这样的时代，学生们能遇到张校长，真是她们的幸运——能遇到这样品德高尚的好老师——全心全意扑在教育事业中。

　　那么，张校长辛辛苦苦为之努力奋斗的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呢？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958年《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了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该文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他在《红旗》封面上给江青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江青：陆定一的文章很好，必须看，至少看2遍。毛泽东

　　早在8月下旬的时候，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曾在其中加写了两段文字，他写的是：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在这里，毛主席指出了两个关键点：

　　1、几千年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

　　2、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从第2点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教育不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就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如果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就一定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

　　这是衡量教育路线的尺子。

　　能得到毛主席的高度称赞，陆定一在这篇文章中说了什么呢？他说：

　　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向来就是，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需要什么有的教育，一目了然：我们不需要“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教育，我们需要的是“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但凡将劳心与劳力分离的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

　　文章又说：

　　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实践的经验不算知识。所以，他们认为，教育就是读书，读书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识，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那是“绝路”。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们既不把生活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又不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因而实际上走到取消教育。资产阶级的上述两种看来似乎绝对相反的观点，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他们说，人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学是一门超阶级的学问。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与此不同。我们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学亦不例外。

　　文中所说：“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认为......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那是‘绝路’。”

　　用这个标准来判断，我们要怎么思考我们的教育呢？我们的教育是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了？还是将“劳心”与“劳力”相分离了？是“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那是‘绝路’”？还是“劳动（力）最光荣”呢？

　　毛主席曾经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反映和影响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并且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反映了什么样的政治？反映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我们的教育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发展到什么方向了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的时候，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必然是“精英”统治一切。“精英”是怎么来的呢？除了世袭权力，除了欺压人民强取豪夺外，最大的一条路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鲤鱼跳龙门”了。所以，必须要拼命读书，拼命搞学历，拼命搞名校，以便脱离劳动，才能适应经济基础。

　　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下，要鲤鱼跳龙门，必须要全孩子们离开山沟，离开农村。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下，如果劝人扎根山沟，劝人脱掉长衫，那无疑是“谋财害命”——正如在一片大草原上，面对着狼的威胁，你告诉羊不要跑，安安静静吃草就行，那不就是在害羊吗？

　　羊的选择有三种：一是被教育安安静静吃草；二是被教育疯狂猛跑，最好能羊跳龙门；三是被教育觉悟过来，团结起来，消灭吃人的狼。

　　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人民当家做主，一切为人民服务，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所谓的“劳心”不再是“劳心”高高在上，“劳力”也不再卑贱，“劳力”反而更受社会尊重，涌现出了王进喜、时传祥、邢燕子、陈永贵、焦裕禄、张钦礼等人民英雄。

　　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劳心”与“劳力”的平等，就不会有教育与劳动的相结合。如果非要说有，也可以，但绝对是骗人的把戏。

　　教育，一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公有制社会，人民就是统治阶级，所以教育是为人民服务；非公有制的社会，特权“精英”是统治阶级，教育一定是为特权“精英”服务。教育为谁服务，标志了社会是何种性质。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有着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陆定一的文章中说：

　　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育工作中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个革命。劳心与劳力分离的原则，在教育工作中已经统治了几千年。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都坚持这个原则。二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把“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迟斥为“小人”。孟子反对许行，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理也”。（食，读作饲。）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同孔孟是完全一致的。教育原来是同生产劳动结合的，在阶级社会里二者分离了，现在又要结合起来。

　　如何“教育与劳动结合”呢？毛主席是这么要求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农村参加生产。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

　　毛主席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视察时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

　　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

　　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

　　当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走在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大道之时，“教育与劳动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等政策，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支持与赞扬。季羡林在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说过：

　　......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中国旧知识分子那种根深蒂固的自高自大的情绪必须继续严防。......但是据我看，病根还没有完全挖掉。也许禁不起春风一吹，又会萌发起来。如果真是那样，那是要不得的，必须克服的。不然对人民，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但是据我看，病根还没有完全挖掉。也许禁不起春风一吹，又会萌发起来。”真是一语成谶，季羡林后来不是写了“牛棚杂忆”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下放劳动当做迫害吗？并以此来否定那个时代、否定那个时代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路线吗？

　　看看千疮百孔的教材，再看看遍地学阀，再看看遍地教育产业化，这一切不正是对陆定一文章中“实现教育与劳动结合，必须经过斗争，而且将会有长期的斗争”最好的诠释吗？

　　千疮百孔的教材请看往期文章：实事求是还是信口开河污蔑？——对高等教育教材《中国现代史》的批判

　　正如陆定一文章所说，两条教育路线还要有“长期的斗争”，而且是同几千年的旧传统进行决斗：

　　“我们必须看到，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同几千年的旧传统进行决斗，没有破除迷信、埋葬教条主义、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没有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精神，是不会成功的。”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陆定一在文章中说：

　　教育首先是传授和学习知识。但什么是知识？传授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的理解是同资产阶级的理解不一样的。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大多数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知识，实践的经验不算知识。......资产阶级教育学者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教育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教育。他们既不把生活理解为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又不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因而实际上走到取消教育。资产阶级的上述两种看来似乎绝对相反的观点，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他们说，人是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学是一门超阶级的学问。我们共产党人的看法，与此不同。我们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教育学亦不例外。人们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需要教育的。我们认为，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阶级斗争的知识。这种阶级斗争是以经济地位划分的人的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在我国过渡时期内，还有阶级斗争。在将来，阶级消灭之后，虽然阶级斗争没有了，但是还有人民内部的矛盾，因而一万年还会有毒草，即是说，还会有真理和谬误之间的斗争，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促进派和促退派之间的斗争。另一门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即是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知识。而哲学则是这两门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之所以重要，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给人们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人与人的本质的区别，不在于“气质”或性格的不同，而首先是阶级立场不同，再则是思想方法不同。阶级立场与思想方法，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错误常常来自两个根源，一个是阶级根源，一个是思想根源。人们要不犯大错误或少犯错误，就应当学习政治，学习哲学。

　　在教育中，要传授阶级斗争知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阶级觉悟。如果不传授阶级斗争的知识，不去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那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就是修正主义的教育。就是告诉羊，狼不吃羊，不用跑；或者告诉羊，狼吃羊是自然规律，是永远存在的，你跑的快就行，跑得慢被吃是你能力不够，是你努力不够。

　　如果没有阶级觉悟，山沟里的孩子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无非就是跑得快的那只羊。

　　有10个羊群，每个羊群有10只羊。狼要吃95只羊，只有5只羊能逃脱狼口。所谓的羊跃龙门，无非是5个名额而已。A群跑出来一个，其他群自然要少一只活羊，如果A群跑出来5只羊，其他群就是全群覆灭。实际上就是你死我才能活、我活你必须死的丛林法则。

　　在教育中，不能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不能与工农相结合，培养出来的“人才”就不会对工农群众有感情，就不会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思考问题——比如“恶意讨薪”、“恶意春耕”、“恶意降价”、“恶意提问”的“怪”事——而只能站在“精英”的立场思考问。最终无法培养出“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的群众领袖。

　　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走上了修正主义，包括在教育领域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红旗》1975年第11期刊发了一篇文章《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揭露了苏修的乱象：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教育。不消灭私有制，“劳心”与“劳力”一定是分离的，“劳力”一定是“卑贱”的。最后的结果——不可能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精英”当家做主。

　　关于道德高尚，关于道德高尚的人，还要明确一下：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剥削阶级的道德标准。

　　无产阶级有道德高尚的人，剥削阶级也有道德高尚的人。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是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奴隶主阶级道德。

　　朱熹，是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大地主阶级的道德。

　　蔡元培，国民党元老，教育家，他也有高尚的道德，他的道德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包括支持屠杀中国共产党人）。

　　只有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才有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

从张桂梅校长到《我本是高山》，之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