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圣光”庇覆之下

　　一

　　《资治通鉴》宋纪六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北魏最受太武帝拓跋焘宠信、倚重的谋臣崔浩，素来憎恶佛教，认为这是虚无缥缈、荒诞不经，败坏朝纲、愚弄世人的邪道，应该全部扫除。公元446年，太武帝征讨发动杂胡起义的盖吴，亲率6万精骑进入长安，期间来到一佛寺，寺里僧人摆出酒席招待太武帝随行官员，官员信步来到僧人住宿的内室，发现存放了大量兵器，出来后禀报太武帝。太武帝当即雷霆震怒，他说：“佛门净地竟然私藏兵器，寺里和尚肯定和反贼盖吴私通，谋反作乱！”当即命令官吏以谋反罪将寺里和尚全部杀掉。在查抄寺院财产过程中，又发现大量酿酒器具和大批州郡官吏、豪绅巨贾寄藏在寺里的各种宝物。不仅如此，在搜寻中，还意外发现寺里被和尚凿出的许多秘密洞窟，在这些洞窟里，匿藏着许多被和尚掳掠来的良家妇女。这更是引起太武帝憎恶。崔浩乘机进言，劝太武帝尽毁天下寺庙，尽诛域内沙门，以绝佛教徒借子虚乌有的神佛之名藏奸纳叛的后患。太武帝听从崔浩规谏，先从长安开刀，尽毁城中寺庙，同时敕令四方官吏，殄灭境内庙宇、毁灭佛门法器、偶像、经文，诛戮僧众。太武帝发布诏书说：后汉时期，君主昏庸荒淫，受佛教徒妖言蛊惑，听信巫觋谎言，扰乱自然天道，人世纲常。汉明以前，九州之内哪有什么僧寺庙宇、佛经佛法？佛法自汉明帝始传入中国，东汉楚王刘英最先礼僧好佛，随后风行草偃。后汉桓帝刘志大事浮屠，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佛教经文荒诞，大言滔滔，脱离现实，悖逆人情，在政权分崩离析、世风日下的末世，成为煽惑人心、摇动国本的祸乱之源，导致政治黑暗，法令不行，礼乐崩坏。现顺应天道，灭除佛门奸伪，正本清源，恢复上古伏羲、神农圣贤之治。今后，若有胆敢奉事神佛者，满门抄斩。诏书最后说，值混沌末世，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才能以雷霆手段除荼毒国家和百姓的虚妄妖物，才能挽社稷于既倒，拯黎民于水火。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史上公认的封建时代的明君，他天纵雄才，志存高远，不事虚华，且从谏如流，在位20多年时间，征胡夏，克长安，攻平凉，取龙城，灭北燕，下凉州，击柔然、高车、吐谷浑，驰骋疆场，纵横捭阖，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结束了十六国割据局面，与南朝刘宋划黄河而治。拓跋焘在位期间，数更律令，宽刑省罚，体恤民艰，兴办教育，劝勉稼穑，移风易俗，对北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生活中，他崇尚清俭，食不兼味，衣摒华丽，居处简素，所幸嫔妃衣不兼彩，颁赏奖掖都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建功立业之士，不因私情偏私皇亲国戚或便嬖宠幸之人。他反对为逞一己私欲，大兴土木修饰宫殿；反对迷心蔽智、愚弄百姓，消解尚武精神的佛教…… 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拓跋焘求真务实性格和胸怀天下的凌云壮志，而这也正是他干出横扫十六国、统一北方伟业的根本保证。

　　而堪称北魏“子房”的太武帝最佳“搭档”崔浩，也是历史上难世出的奇才，《魏书》评其“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算无遗策，时莫之二”。崔浩历仕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朝，由于腹蕴宏猷，料事如神，深得拓跋焘宠信。他的谋略为拓跋焘完成统一北方大业起着决定性作用。

　　北魏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的两个核心人物——太武帝拓跋焘和谋臣崔浩，都是摒文崇质、文韬武略的实干家，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所以在很多政治决策和军事思想上心心相印。拓跋焘和崔浩在刚刚实现北方多民族统一，新生政权尚处摇动之中的非常时期，在毁寺灭佛这一重大政治决策上，心有灵犀地达成共识，消除了危害新生政权的威胁，将百姓从受蛊惑、受奴役的虚无世界中拯救出来，在民众心中强化了国家一统意志，同时从根本上砸碎了禁锢人们思想、精神的宗教枷锁，消灭了邪恶的僧侣借宗教之名与敌人暗通款曲，妄图颠覆北魏政权和坑害百姓的恶行，以唯物史观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二

　　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连接，在同一舞台上，人类代代相延，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的多是换汤不换药的同一剧目，一如四季轮回，其间充满了兴衰荣枯生死斗争的唯物辩证法。一部人类历史，从社会制度上讲，就是公与私的博弈；从思想、精神上来讲，就是唯物观与唯心论的较量，——它们是贯穿人类发展史的互相矛盾、相互抗衡的两根主线。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谋臣崔浩联手殄灭佛寺的惊世之举，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梳理自清末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我们不难发现，每当国家罹难，陷入河山破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危难关头，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便通过各种渠道泛滥蔓延，建立在各种垃圾文化之上的千奇百怪的荒诞现象层出不穷，如腐朽没落、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伴随列强枪炮的大举侵略，大批西方天主教僧侣进入我国。他们穿着将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法袍，以救苦救难的天国上帝的形象出现，在浸染着血与火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修建高悬十字架的西方教堂，传播来自天国的“福音”。他们将在乱世以唯心执念祈求在精神荒原上开拓一方抚慰心灵、消解痛苦的善男信女招致麾下，共同撑起他们在中国的西方神佛大厦。他们在中国这个快要被列强噬尽血肉的孱弱国度里，享受着高人一等的优裕待遇和治外法权。他们有其母国的强大羽翼及匍匐在帝国枪炮下觳觫的清廷司法庇护，别说是他们自己，就是加入教藉的中国教民作奸犯科，也不受中国政府管制和中国法律裁决。

　　通过史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来自西方的精神救世主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们开设收养孤儿的“育婴堂”，实则是剖腹剜心挖眼、残害生灵的“白虎堂”。如著名的丹阳育婴堂教案，起因便是“教会墓地埋葬儿童尸首七十余具，育婴堂内无一活婴。”“童尸乱葬地的尸体纵横交错，或剜其目，或断其肢，至惨酷无人理。”

　　在政治方面，这些洋神甫多披着上帝使者的圣洁外衣，干着蛊惑人心的勾当，使人们丧失敌我观念，丧失国家、民族概念，成为被西方宗教鸦片麻醉的精神奴隶，抽干国人反抗外侮、反抗压迫的血性，打断中华民族的脊梁，使中华民族成为任列强及其在国内培植的傀儡帮凶宰割的羔羊。更为可怕的是，这些神甫本身就是侵略者的一分子，他们甚至比明火执仗、拿着刀枪的同胞更凶残狡诈。他们披着宗教画皮，手持从官方到民间畅通无阻的特别通行证从事间谍活动，大肆搜罗各种情报，充当其军国同胞侵略中国的开路先锋。其实，他们是敬奉丛林法则的另类唯物主义者，他们的信仰词典里，只有“强盗为先、霸占为王”信条下的尊卑，只有弱肉强食的天则。即便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战争面前遭到可耻的失败，他们仍不甘心地上演最后的疯狂。如1953年3月，我上海市公安机关成功破获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间谍案，逮捕了躲藏在教堂里，用密电码为帝国主子传递有关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情报的比利时籍天主教神甫田望霖、林仁；这一事实在建国初期影视作品中也有很好的反映，如1954年上映、使人民深受教育的反谍影片《斩断魔爪》。

　　新中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将盘踞我神州大地数百年的西方宗教组织彻底铲除，将在旧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洋神甫、洋执事们驱逐出境，彻底斩断了列强吸附在中华民族肌体上吸血吮髓的乌贼魔爪，廓清妖雾，还我华夏朗朗乾坤。随后，唯物的共产党人用马列理论开启民智，砸碎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桎梏人民身心的精神枷锁，掀翻千百年来骑在人民头上的木胎泥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激发人民于现实世界的生命活力，唤醒民族血性，树立民族自信。

　　共产党深深懂得，巩固人民江山的根本法宝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在于将革命进行到底，直至实现人类社会终极理想形态——彻底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实现人类终极理想前的任何历史阶段的政治活动，都不可偏离在唯物观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唯心论只能是重新复活封建糟粕文化，开历史倒车。即便是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社会呈现出不同于过往时期的昌明景象，从社会本质上来讲，也只是“新坛装陈酒”的螺旋上升的旧循环，摆脱不了陈腐糜烂的本质窠臼。说白了，唯心论对内来说，只能是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向人民奉上的精神鸦片；对外来说，则是建立在自宫基础上的开门揖盗的政治绞索。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统领政治思想的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执政宗旨，以追求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破除封建唯心论，唤醒人民国家主人公意识。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监督政府行政；通过“破四旧”运动，捣毁以鬼神糊弄人民的寺庙，摧毁毒害人民思想、瓦解人民斗争精神封建神权，“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战天斗地的中国人民便在饱经战乱、百孔千疮的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版图上写下锦绣华章，将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拥有强大国防科工和工农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其政治进步远超以资本垄断政治话语权的欧美，经济建设成就超过旧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总和，科技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雄踞世界前列。

　　改革开放后，随着封建余孽的还魂复活，随着复古风、崇洋风从阴冷的历史地窖和大洋彼岸吹来，绝迹神州大地近30年的封建渣滓重新泛起，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伴随物资诱惑重新啮噬国人心灵，封建唯心主义神鬼文化和资本帝国主义宗教文化在改开政策的鼓舞、推动下报复性反弹，其燎原之势，似乎是对以无产阶级专政压制它们20多年的毛泽东时代打造的社会主义唯物世界的疯狂报复。数十年间，曾被推倒的庙宇重新竖立起来，遍及神州大地。名山胜境，城市乡村，无处无寺，且在国家宗教政策及政府相关部门、民间相关组织推动下，在建筑面积、建筑规模上竞相攀比，一座比一座宏伟气派，一座比一座精美华丽。

　　当今的中国佛教，在佛学院加持下，在内质上已形成学术体系，成为修身养性、四大皆空的“玄学”，而从外表来看，它又深度融入以金钱为靶向的市场。这样一来，它既超脱凡尘又深入凡尘，——这显然是一对难以解释的矛盾，然而佛教事业、佛家生意就是在这矛盾的龃龉中不断前进，不断做大做强，就如同今天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计划之手与市场化配置之间的对立、统一一样。现实中的佛门僧侣一边以佛教经义劝人自渡渡人，一边自我玷渎；一边四大皆空，一边好色搂钱。这种自残自虐的变态心理和行为应作何解释呢？从佛教宗义上来讲，只能说这些僧侣是背离经义、毁坏佛法的佛门叛徒，若果真冥冥之中存在主宰因果报应的佛祖，那是要判这些佛门叛徒下阿鼻地狱的。而在现实中普罗大众眼里，符合理性的解释只能是：这些口诵经文、俨然六根清静的佛门“信徒”，实则是一帮披着佛教外衣，在国家政策庇护下干着巧取豪夺、男盗女娼龌龊勾当的恶魔，佛门神殿，偶像道场，经书幢幡，都不过是他们牟利渔色的道具而已。

　　这决非危言耸听，亵渎人们臆想中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灵。只要是生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人，都知道我这里所说的并非“诳语”。远的不说，随便举两起近来发生的颠覆人们三观的真实的例子。

　　一是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石象寺住持张某（据媒体披露，张住持法名释照杰，曾兼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蒲江县佛教协会会长等职，是四川省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宗教界委员）与一有夫之妇的女主播蔡某勾搭成奸，被蔡某及其丈夫钱某敲诈勒索事件。

　　张、蔡二人相识于2020年底张住持选购红木家具的直播间。2021年初，蔡女士来到四川，与张住持在成都一酒店内开房遂交合之欢。蔡女士丈夫钱某发现妻子和张住持通奸行迹，并了解到张是蒲江一座大庙里的住持后，想出借机敲诈钱财的妙招。他和本来就觊觎张住持钱财的妻子设下圈套，由妻子将远在四川的张住持约到福建一酒店房间媾合，暗中录像，然后，以两人通奸的“真凭实据”对张住持实施敲诈。起初，钱、蔡夫妇向张住持提出由对方交付100万元了结此事，见轻易得逞，夫妇俩心有不甘地撕毁契约，再次以网络曝光为威胁，狮子大开口地向对方勒索330万元，经过张住持讨价还价，钱、蔡夫妇同意减去10万元，须交付的320万元由双方签订协议书分期交付，同时，由钱、蔡夫妇向张主持出具谅解书，彻底了断此事。

　　然而，张住持终究担心贪得无厌的钱、蔡夫妇日后再度自食其言，在通过银行转给对方50万元、现金交付69.9万元后，承受不住山大压力，心理破防，主动打电话向警方报案，以身败名裂的代价，清偿了自己的风流孽债。钱、蔡夫妇也因敲诈勒索而被绳之以法。

　　这起看似荒诞，但对于市场经济语境下的社会来说又很稀松平常的事件，如果不是钱、蔡夫妇贪得无厌，就不会逼得张住持鱼死网破地撞向法网，闹得个两败俱伤，而这起腌臜交易也就被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关于社会制度有句名言叫“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变通一下，可不可以这样说，“私有制是贪欲之母，故贪欲是万恶之源”？

　　这起事件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点：一是张住持通过网络选购价格昂贵的红木家具，这证明他是一个追求高端生活品质的人，并非清心寡欲的出家人，即便是身体出家了，仍是“身在佛殿心在红尘”，同时，其见色起心也为其六根不净提供了佐证；其二，蔡女士网上邂逅张住持，见“金主”而起贪财觊觎，以及其丈夫钱某发现妻子出轨后，非但不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妻子红杏回墙，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让张住持受到法律严惩，而是脑洞大开地将此事作为敲诈勒索的发财良机，将妻子作为钓饵主动送给张住持奸淫，暗中录像取证，作为向其讹诈钱财的确凿把柄。——至此，夫妻的传统意义不复存在，夫妻间应保持的坚贞不渝的爱情成为一个笑谈。它深刻的反映了以金钱为靶向的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人际间，即使是夫妻间尔虞我诈的邪恶本质。张住持离经叛道的丑行，同样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客观反映。

　　另一起近来宣判的寺庙僧人涉黑、涉黄案更是荒诞绝伦，其犯罪手段令人发指。这起涉及宗教案件就是震惊全国的吉林洮南僧人魏刚（法名妙藏）作恶案。

　　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魏刚，1998年结识了九华山罗汉墩禅寺的僧人谢某（法名释悲君），并帮其重修了罗汉墩禅寺。随后，谢某带着魏刚来到吉林。2005年，吉林省佛协推荐谢某担任吉林辽源市净安寺住持，谢某又推荐魏刚担任洮南市德安禅寺住持。

　　披上佛门袈裟的魏刚工于心机，且能说会道，他借佛的名义蛊惑群众。被其招致麾下的除了普通民众，还有政府官员、商界名流，甚至名校学子。他通过故弄玄虚的说教，将洮南市原副市长蔡景晨、洮南市发改局原党组书记张文举等地方政府官员罗致门下，收为弟子。蔡景晨、张文举对神佛附体的魏刚深信不疑，虔诚地当众跪拜“大师”，并称其为“爷”。魏刚封蔡景晨等门徒为“九大弟子”。

　　有政府官员的拥趸，魏住持更是声名远播，影响力巨大，其组织的法会慕名参与者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参会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十分庞杂。魏刚身穿袈裟，打着佛门幌子，在法会上表演眼神控灯、灯笼取光、念经爆瓶等江湖骗术，蒙哄群众，在信徒心中树立自己法力无边的“高僧”形象。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宣称自己可作法治疗癌症，同时，利用人们堕入其布下的迷魂阵所形成的敬仰、驯顺心理，采取售卖自己“加持法器”和供养上师、写疏祈福等方式，大肆敛财，共诈骗钱财1467万元。

　　此外，魏刚在佛教老生常谈的所谓因果报应宿命论基础上，发挥想象，向人们胡诌什么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都是“今世冤亲”“前世债主”，只有佛祖附体的自己才是他们无冤孽根系的“法身父母”，蛊惑人们抛家弃子、放弃事业，脱离正常生活轨道，凭借四大皆空的虚无信仰，擢发自拔于尘世苦海，以宗教执念麻醉自己，使灵肉进入一无所有的真空世界。为了彻底控制信徒思想，魏刚甚至向皈依他的善男信女宣称，自己的洗澡水和穿过的袜子都是佛门圣物，口饮、鼻嗅都能提升他们的佛道修为，用变态恶心的手段将信众死死地踩在脚下任意蹂躏。

　　俘获了信徒的思想，摧毁了他们的现实世界，使他们成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奴仆，那么被佛教经义唾弃如粪土的“身外之物”——钱财，就可以顺理成章捐献出来，供魏刚享用。

　　魏刚拿着信众捐献的巨量钱财干什么去了呢？不是用于布施穷人，拯救人间苦难，不是用于传播佛法正义，而是拿去购置房产、豪车和各种理财产品，供自己在“凡尘”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在魏住持身上，尤其表现出所谓佛门信徒令人作呕的邪恶本质是，以渡劫难、增福祉的“男女双修”，大行奸淫之事，先后诱奸包括3名未成年少女在内的10多名良家女子，奸淫的地点遍及宾馆、农场、寺院，每次宣淫都是假借佛祖的名义。

　　虽然魏住持已得到法律的严惩，但这起事件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它起码说明，已经深度市场化的当今社会，由制度形态标的物——物物交换和符号化标的物——金钱，驱使人们尽情释放原始私欲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抽干了人性温暖的阳光汁液，华丽的外表难以掩盖无处、也无可诉说的思想的颓废和精神的荒凉，就像似锦繁华的春季雨林里疯长的妖冶的毒蕈，蔓延至市场丛林的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个人的心灵。兜售精神妙药的唯心宗教的空前兴盛，从侧面反映这一社会病态的事实既在。佛门恶徒妖言惑众、男盗女娼，又反过来成为现世中市场乱象的一个客观印证。

　　从这起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徒披一件袈裟的佛门僧侣不仅融入市场化社会，而且凭借其特殊身份，将其势力向党政机关扩展，有选择性地在社会各界网罗信徒，形成扰乱社会、坑蒙拐骗、黑白通吃的黑恶势力，成为社会的毒瘤。

　　在当今任何事物无不打上市场烙印的经济社会里，无论你相信与否，佛教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一门充斥私欲和铜臭的另类产业，与时代拜物教紧紧捆绑在一起。初始纯粹的宗教精神荡然无存，佛门袈裟枉作了人世奸佞的嫁衣。当人们于改开初期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时，便预示着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中华传统道德观扬弃，西方市场经济观念开始登堂入室，“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抚慰在市场竞逐中情绪焦躁、精神空虚民众的寺庙伴随国家支持宗教发展的民宗政策出台，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生长出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纵深推进，处于滚滚红尘中的寺庙不再是寄托人们精神信仰的世外桃园，栖身其间的僧众，多是搜金敛银、荒淫无耻的饕餮之徒，很多方丈都成了亿万富翁，有的妻妾成群。这一现实更加反证了人们以唯心主义泡制出来的宗教的荒诞、虚无，所谓佛祖不过是现实世界人们捏造出来的“泥偶”，佛家所谓“因果报应”不过是人们在外因作用、诱导下产生自我催眠效用的心理自慰。

　　三

　　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实行改革开放，在神州大地绝迹数十年的西方宗教卷土重来，且呈燎原之势快速蔓延。

　　2012年，“新华网”报道，专事印刷西方宗教经典《圣经》的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宣布，该公司印刷圣经已累计超过1亿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之一。该公司董事长丘钟辉说，能够在中国印刷1亿册圣经，是中国基督徒努力的结果，更要归功于国家政策支持。该报道还称：据统计，截止2012年，中国基督教信徒超过1600万人，中国基督教堂及聚会点共约55000处，有教牧人员36000余人，另有10万名以上的义工协助工作。中国现有神学院、圣经学校共18所，神学生约1800人。

　　从这则来自官方的报道中，不难窥见10年前西方宗教在我国蓬勃兴起的盛况，不难想象，此后，随着传统政经樊篱加速撤除，改开的“风口”越来越大，西方宗教在我国“攻城掠地”不言而喻。2017年，在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会长沙，竟出现由政府主导，耗费巨资修建占地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基督教教会主题公园这一震惊国人事件，尽管该项目在全民反对声浪中、在中央直接干预下废止，但它间接表明了西方宗教在中国快速传播，国家政策和一些政府领导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改开以来，有一股强大的内外力量在推动着西方宗教侵蚀国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努力静水深流。

　　近来，受爱党爱国爱人民领袖的朴素情感驱使，山东郯城、河南望城百姓先后集资为毛主席敬立塑像，但都遭到地方政府官员强拆，在民间掀起舆论波澜。由舆论发酵牵连出与敬立毛主席塑像形成鲜明对比的意外插曲：山东郯城在百姓敬立毛主席塑像之前，就于繁华地段修建了一座占地数十亩的宏伟气派、富丽堂皇的西方基督教堂，就在政府官员拆除毛主席塑像期间，该教堂还在继续扩建之中。

　　一生不信鬼神，只信奉马克思唯物主义、信奉人民的毛主席若九泉有知，对热爱他的人民耗费财力为他塑像、将他奉上神坛的行为决不会赞成。作为人民思想启蒙导师，毛泽东终生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捣毁寺庙，搬掉数千年来压在人民头上、奴役人民精神的神权大山，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彻底灭除盘踞在人们心中的封建孽障。尽管如此，郯城政府官员对待毛主席塑像与对待西方基督态度鲜明的迥异举动，不能不引起稍有民族情感和理性思维的中国百姓的反感与深思。

　　四

　　上文已经通过涉及宗教的历史事件与今天现实中发生的案例，充分说明了宗教从来是政治的派生物，在天下分崩离析的乱世，它可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在统治者政权相对稳定的和平历史时期，它是统治者借以麻痹人民心智、抽干人民血性、消解人民斗争精神的政治工具，用以巩固他们建立在人民血汗之上的穷奢极欲的皇权统治、糜烂生活，同时，它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洋教东渐，多与外夷侵华战略图谋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列强国际战略大棋盘上的一枚灭族诛心的特殊棋子，它将被侵略民族人民的思想精神套上来自西方天堂的绞索，将其宗教信仰同化到西方宗教中去，从灵魂到肉体成为附着在西方宗教法器上、抽掉思想和脊梁的行尸走肉。近来由主流媒体频繁曝光的间谍案，说明西方敌对势力布局长远的侵略图谋和罪恶行径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改开数十年来，毛泽东时代销声匿迹的沉滓泛起，内外反动旧势力重新暗中勾连起来，利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宽泛的改开政策，在化公为私、重归一盘散沙的中国各部门、各行业有预谋的安插暗桩。这些魑魅魍魉披着各种政治外衣，如饥似渴地暗中搜集各类情报，为主子颠覆共产党政权、肢解中国做准备。已经暴露出来的外国间谍不过是冰山一角，还有多少潜藏在深水区、未被发现的外贼内鬼？不得而知。而受国家政策、法律保护的宗教及其从业者，其唯心的精神麻醉与职业的“天马行空”，更具欺骗蛊惑和行盗情报的双重危险性，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文/彭水周，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