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兴往事

　　去年秋天，因为一笔股权交易，年届65岁的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著名的科兴生物的母公司，其“前实际控制人”潘爱华被指控涉嫌职务侵占罪。

　　这宗引起广泛关注的刑事诉讼耗时八天、连续三次开庭，至去年9月28日在山东淄博结束庭审，仍未宣判。

　　去年年初以来，轰轰烈烈的医疗反腐列位都有印象，很多人觉得重拳过于突然，导火索在哪里？

　　正是2022年的三个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魏永祥，北京卫健委的于鲁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刘翔峰。

　　其中，于鲁明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及以上干部中首个民主党派成员，这一案直接牵扯出一家疫苗巨头，不是别人，恰是科兴。

　　这早非科兴第一次带出落马官员了，十年前的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就因为收受过科兴的行贿（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而被查（当然那一次曝光也是源于科兴内部的内斗，后文会述）。

　　2010年12月至2011年6月间，科兴生物旗下的腮腺炎减毒活疫苗注射剂、大流行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注射液、风疹减毒活疫苗注射剂，全部审核过关，并得以批准注册生产，用于国家储备或进行临床试验。

　　在申报文件上签发综合审评意见的，正为尹红章。

　　而行贿名单里除了科兴的尹卫东（此人后文会介绍），还有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天元生物董事长丁晓航、辽宁成大生物总经理庄久荣。

　　当时行贿曝光后，尹卫东只是辞任了北京市政协常委，并未受到任何处置。

　　前年的于鲁明是最新一例与科兴相关的落马官员，但令人震惊的是，案发后仅仅一天，科兴居然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灭口惨案——负责政府关系的曹晓斌离奇死亡。

　　神秘灭口的曹晓斌不但是科兴负责政府关系的“旋转人”，而且师从不久前刚去世的吴尊友，主张动态清零政策。

　　而动态清零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与基层核酸铺设、疫苗大面积接种息息配套………

　　于鲁明是被“猪队友”魏永祥“拖累”的，两人一直关系甚密。

　　魏永祥在担任儿研所所长之前，一直在安贞医院当院长，任职长达八年，期间多次被医院职工实名举报，还曾被“双规”过。

　　但是魏永祥还是当上了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且职务级别从正处级提到副局级。

　　此人能安然无恙，与于鲁明难逃干系。

　　2012年，于鲁明任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副局长，三年后升任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这也正是魏永祥担任安贞医院院长的时期。

　　魏永祥前年3月前脚被查，于鲁明后脚自是不可能躲过这一劫。

　　只不过，科兴这条线在当时由于曹晓斌的死而被盖住，但我相信真相不可能永远被遮掩。

　　1月10日，一份名为“停发新冠项目绩效工资方案”的文件在网上传播，落款为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公司，其中提到公司新冠疫苗已全部停产且公司目前也无新冠疫苗产品销售。

　　科兴，再度进入视线。

　　1

　　2022年5月27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开就“接种新冠疫苗后患上白血病”的社会现象进行回应，会上中疾控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

　　接种疫苗后出现一些症状和疾病，其和疫苗接种是否有关，相关的判断需要遵守规范流程，并要有依据。如果有怀疑，要报告给接种单位，由接种单位组成多领域专家组，收集相关资料。

　　提及中国疾控中心，这里透个事儿。

　　2020年3月10日，美众议院就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预算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及其它卫生官员出席了会议。

　　在会上，雷德菲尔德说了这样一句话：

　　美国疾控中心已经与中国有三十年的合作关系，中国疾控中心就是美国疾控中心建立的，并且我在中国疾控中心还拥有一个小团队。

　　…………………

　　疫苗出现副作用已经不是第一天了，但鉴于副作用往往过渡期短，且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有基层地方明里暗里得“层层加码”、半劝导半强制地推行疫苗接种，舆论发酵并无太大波浪。

　　不过最近两年多来，以科兴为主的疫苗连续出现了白血病、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胶质瘤、红斑狼疮、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荨麻疹等严重不良反应甚至导致死亡的极端案例，这不得不引起重视。

　　作为疫苗监管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的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监测（简称AEFI系统）已建立了十余年，但2018年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彭向东曾指出：

　　中国的AEFI系统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包括系统的灵敏度、透明度、数据公布的及时性、分析效率等多个方面。

　　五年多时间过去，这套系统的效果仍不尽人意。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接种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数据依旧非常少，且透明度也不够高。

　　2021年5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4月30日的新冠疫苗安全性监测数据，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阶段性对疫苗不良反应数据进行了不甚详细的公开。

　　此后官方再也没有关于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最新数据公布，并且公众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开入口可以查询到这些数据。

　　截止前年年底，新冠疫苗在中国已经接种超过三十三亿剂次，而公众对全国范围内的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最新情况一无所知，距离上一次信息公开已经两年。

　　这一点倒真的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的疫苗不良反应检测系统（简称VAERS）会根据上报信息动态更新——正是依靠这套系统，2021年4月美国报道了六例年龄位于18-48岁的女性在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后两周内发生了一种极其罕见的血栓，其中一例死亡。

　　也是依靠这套系统，2021年6月25日FDA决定对辉瑞和Moderna新冠mRNA疫苗说明书进行修订，向美国民众发布警告：以上两种新冠疫苗接种将增加心肌炎和心包炎（心脏周围组织炎症）的发生风险。

　　就在前年，中疾控做出回应的一个月前，2022年4月26日，科兴生物发布消息，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科兴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进入临临床研究，用以评价新冠病毒变异株疫苗在各类人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自2022年2月底始，科兴已经陆续向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奥密克戎变异株灭活疫苗的临床申请，前年4月14日时，科兴基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已在香港特区获得临床批件。

　　巧合的是，同在4月14日那天，《香港新冠疫苗的安全监察》报告发布：从2021年2月26日至2022年3月31日，香港全市市民合共接种了约1513万剂新冠疫苗，同期香港卫生署共接获八十九宗呈报为疫苗接种者异常事件，并在离世前两周内曾接种新冠疫苗的死亡报告。

　　而这八十九宗死亡报告中，有五十六人接种的是科兴克尔来福，三十三人接种的复星复必泰——按照科兴和复星在香港四六开的接种比例推算，每百万剂疫苗接种后两周内出现死亡的人数为：科兴疫苗9.25人，复星疫苗3.64人。

　　这样的数据已是足够让人惊恐。

　　往前看，2021年12月时，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与卫生部披露的数据也表示，接种两针科兴疫苗对德尔塔毒株引发重症的有效保护率为60%，需补种第三剂疫苗才算完成基本接种程序。

　　这里面既透露着浓浓的商业味，也体现着科兴疫苗的“不靠谱”。

　　更不用说2022年，西安和上海这两个此前国内接种疫苗最积极的城市（西安是因为举办全运会而半强制接种）连续在大规模接种率下仍疫情大破发，此类事实值得深究。

　　当前，国内多地持续爆发零星病毒性流感，疫苗接种的关注度再度提升，科兴又一次进入舞台中央。

　　2

　　2022年中，科兴曾因为裁员的新闻上过头条，据传要裁撤70%的员工。

　　其实疫情光景之下各大企业裁员已经不是热搜级消消息，但是之于“疫情经济收益群体”的科兴，裁员、不发年终奖等闹剧就显得格外可笑。

　　根据2022年4月底的年报显示，北京科兴2021年全年录得收入约267亿人民币，归母净利润146.1亿元，同比增长427%，其中北京科兴中维贡献税后约136亿元的盈利。

　　科兴控股则在2021年实现总营收193.7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50亿元），净利润144.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33亿元）。

　　截止2022年12月抗疫落幕，作为北京科兴生物开发的“明星级新冠肺炎灭活疫苗”，CoronaVac（克尔来福）已在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或有条件批准，有超过二十八亿剂新冠疫苗被运送到世界各地，为科兴打造了一份华丽的财务报表。

　　2021年，智飞生物净利率33.30%，康泰生物净利率34.59%。康希诺净利率44.35%——而科兴生物却一枝独秀，净利率达到74.63%。

　　高利润率、华丽业绩之下，其实也是科兴研发投入比比例较低的现实：2021年，对比几大国际疫苗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可以发现，智飞生物（代理的默沙东4/9价HPV疫苗贡献其全部产品货值80%）为2.66%，康希诺（销售产品以新冠疫苗为主）为21.05%，康泰生物、沃森生物分别为20.22%、21.77%——而科兴生物只有0.8%。

　　而且，就这点研发投入也不全部是新冠疫苗的，为sIPV（Sabin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和COVID-19疫苗等疫苗的总和。

　　不仅是科兴旗下制造疫苗的科兴中维，其旗下的科兴制药也充满着浓郁的“去制造业化”的味道，2021年其销售费用高达7.56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15.26%，占营业收入比例进一步提升至58.79%；其中，市场推广费用6.33亿元，占营业收入的49.26%。

　　与同行业的凯因科技（688687.SH）59.94%、万泽股份（000534.SZ）44.98%、特宝生物（688278.SH）53.99%、三生制药（01530.HK）36.15%相比，科兴制药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处于较高水平。

　　科兴，真可谓生物医药界的联想。

　　但是这些油光四溢的财富——取之于万千黎民、占用财政支付的海量财富，最终流向了哪里，是国有资本吗？

　　很不幸，并不。

　　科兴的第一大股东是日本的软银集团，占股15.07%；第二大的股东才是科兴生物的创始人兼CEO尹卫东；第三大的股东是CDH吴尚志等六位创始人，占股8.39%，第四和第五的股东分别是永恩国际和维梧资本，其中占股8.25%。

　　一众境外国际资本。

　　造成这个现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其实包含着一个关于「私有化」的历史往事，一切都源于2003年科兴的赴美上市。

　　3

　　科兴控股于1999年在安提瓜和巴布达注册成立，总部设在北京，曾经研制并完成全球第一支SARS病毒灭活疫苗Ⅰ期临床研究，2009年登陆纳斯达克，是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疫苗企业。

　　在科兴内部，有着“两个司令部”，一是董事长、出身北京大学未名集团的潘爱华为代表的“国有中资系”，主张国有控股科兴；另一个是尹卫东为代表的“国际外资系”，主张境外资本渗入。

　　两派人马为争夺科兴的控制权，已互撕多年，过程之曲折可以拍一部电视剧，从2001年兄弟联手到2016年反目成仇，一场私有化与反私有化的斗争一直是国内生物界为人津津乐道的大戏。

　　两人合作源于2001年。

　　出身北大系统的潘爱华从北大未名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出资5100万，成立了专攻疫苗生产的北京科兴，尔后邀请尹卫东的唐山怡安加盟。

　　唐山怡安是家小公司，没有股本，便以手上研制的疫苗当作股本，技术入股2400万——资本与技术合流，相得益彰。

　　外加上尹卫东拉来的新加坡资本2500万，彼时三方构成了51%：24%：25%的股权结构，潘爱华的北大未名集团处于控股地位。

　　注意，北大未名集团是北京大学三大产业集团之一，为国资背景企业，此时的科兴是国有控股单位。

　　2002年，北京科兴生物的甲肝灭活疫苗正式投入市场，北京科兴一战成名。

　　2003年，为了推动北京科兴赴美上市融资，公司股权做了大规模重组——根据纳斯达克的规定，由于北京科兴第一大股东为北大未名集团（中国国有资本），不符合美方上市标准，只能被迫改组。

　　正是这一改组，让尹卫东及其背后的境外资本势力找到了私有化科兴的机会。

　　当时，尹卫东在北京科兴名下另成立了一家科兴控股——香港科兴，让它作为赴美上市的主体，北京科兴则通过香港科兴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可问题就出在了改造后的股权与控制权上。

　　经过股权改造，潘爱华的北大未名集团放弃了控股股东的地位。

　　而北京科兴本身并非上市主体，上市主体是其分支的香港科兴，改组后北京科兴的股权结构变成了尹卫东的香港科兴占73.09%，潘爱华的北大未名26.91%。

　　潘爱华成了实实在在的小股东。

　　为了补偿潘爱华，尹卫东曾承诺给予北大未名集团永久实际控制人地位，且潘爱华在董事会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另外在科兴董事会五个席位中，北大未名可以提名三人，香港科兴提名两人。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尹卫东代表的香港科兴此后又坚决否认存在该协定，不承认潘爱华和北大未名“永久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并且，潘爱华本人也拿不出实质的合同协议，只有一份《备忘录》，但《备忘录》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应的。

　　君子协定被撕毁，“君子协定”也就名不副实。

　　之后双方陷入长期的拉锯战，香港科兴凭借大股东身份在董事会中实际占了四个名额，北大未名仅有潘爱华一人。

　　于是，香港科兴利用在董事会多数优势地位，由尹卫卫东担任总经理负责科兴日常运营，董事长潘爱华则直接被架空，成了“吉祥物”一般的虚位人物。

　　无奈之下，潘爱华放了大招，在十年前向十多个部门举报了尹卫东行贿，引发了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等官员的落马。

　　根据尹红章二审的裁判文书显示，1995年前后，北京科兴生物总经理尹卫东就已认识尹红章。

　　2002年，尹红章当上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后，科兴生物先后申报甲肝疫苗、SARS疫苗、甲流疫苗等项目均一一过关，尹红章共收受尹卫东钱款二十万元。

　　2011年夏天，尹红章看上北京怀柔的一套小产权房，需要支付三十万元尾款，于是向尹卫东提出“借钱”。

　　尹卫东心领神会，让妻子出面找到尹红章的老婆郭素英，送钱三十万元，并订立“借款协议”。名为“借钱”，实为“要钱”……

　　4

　　直到2022年，科兴中资股东发布的年报中，都还出现了“中外股东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字眼。

　　科兴旗下用来上市融资的香港科兴，其作为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47%的股权归美国股民所有，18.9%归赛富基金，22.5%归1 Globe，尹卫东本人占股10.61%。

　　而赛富基金的背后，是日本软银和美国思科；1 Globe的背后则是美国强新投资集团（与开篇的潘爱华“职务侵占案”有关，后文会述）。

　　注册地位于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的科兴，前十大股东中，除了创始人尹卫东持股11.07%以外，其余早已全部都是外资，这是一家毫无争议的外资企业。

　　股东名单中有一个前文提到的维梧资本，这家投资机构还有犹太资本的影子，其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创始人为美籍华人孔繁建和美籍犹太人Edgar Engleman。

　　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科兴会和比尔盖茨产生接触。

　　推荐阅读：你需要了解的比尔盖茨（阅读请加微信：jinxue2025通过后私信）

　　2021年2月5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科兴中维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注册申请，其申请通知为《外资项目备案通知书》，且标注了科兴中维是“外商独资企业”。

　　所以，“科兴是不是外资”的问题不必再争论。

　　去年8月29日，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科兴控股”）宣布旗下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下称“北京科兴”）已经完成营业执照变更，变更后的北京科兴法定代表人为尹卫东。

　　由此，也引出了目前沸沸扬扬的潘爱华“职务侵占”案。

　　正是因为他丢失了北京科兴的控制权，所以才开始动歪脑筋。

　　2022年5月，潘爱华为未名医药旗下的厦门未名引进新资方「杭州强新」——也就是美国强新投资集团的在华机构。

　　增资后，厦门未名注册资本由1.31亿元增加至1.99亿元，杭州强新持有厦门未名34%的股权，以货币形式出资，于2047年5月15日前缴足。这份决议的股东签字页盖有母公司未名医药公章。

　　然而，未名医药则表示无法判断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并于2022年8月18日在对深交所的回复函中称：

　　未查询到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杭州强新入股厦门未名的召集通知、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等信息，本公司内部未就该事项履行任何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淄博市张店区检察院也举证称：

　　潘爱华在北京签署《股东决议》时，使用的未名医药公章系其提前在白纸上套盖的，而公章当时存放在上海办公室。

　　潘爱华的解释是，当时上海疫情严重，拿公章不方便，所以不得已“变通”……

　　细看潘爱华拉来的这家强新生物，背景并不简单，其实控人为美籍华人李嘉强，国际医药界赫赫有名的波士顿生物技术公司就是其手中企业。

　　同时，这位李嘉强还控制着科兴控股33%的投票权。

　　所以2022年的这一出闹剧，潘爱华的心思很简单：借李嘉强的力量重夺科兴。

　　原因更是不言自明：2022年年中时，抗疫仍在继续，疫苗市场依旧红火，科兴“钱景”似乎还是滕达…

　　结果“反击”也适时到来：2022年10月，山东未名发布公告称，将子公司厦门未名持有的北京科兴26.91%股权全部划转至山东未名。股权划转完成后，山东未名直接持有北京科兴26.91%的股权。与此同时，免去山东未名原董事长潘爱华在北京科兴的董事、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职务，委派岳家霖（现任董事长）担任北京科兴的董事、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免去罗德顺在北京科兴的监事职务，委派栾伟宁为北京科兴监事。

　　再一个月后，潘爱华、李鹏飞、罗德顺三位参与此案者先后被警方逮捕，注资就此搁浅，潘爱华重夺科兴的计划落败，科兴继续掌握在尹卫东与外资势力手中。

　　跋

　　恩格斯说过一段话：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在毛主席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各类疫苗不存在销售、交易、买卖、市场等概念，生产和接种疫苗的唯一目的就是预防疾病、治病救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也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中国消灭了天花等看似难以攻克的疫病。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疫苗采购逐步“市场化”，但在双轨制等特殊时代背景的制度操弄下，由各省疾控中心主导，流通渠道按照省市县三级模式管理，每年召开一次订货大会，呈现高度垄断的状态。

　　当时，能在各衙门拿到“批签发”和“申领证”的人，往往各有门路，不是“家里有佛”就是“上面有人”，都早早靠着疫苗发家、积累了第一桶金，成为了所谓的“疫苗下海者”，日后也开创了自己的疫苗企业——智飞生物的蒋仁生、康泰生物的杜伟民、沃森生物的李云春莫不如此。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入世之后，境外资本势力成为了国内疫苗商们新的靠山，这其中被犹太资本控制的一众国际医药财阀更是为笼络国内生物制药企业的急先锋，至今日局面下已是尾大不掉之势……

　　以1925年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话作为结尾吧：

　　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炮打鼕宫”，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