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湖南省解放思想大讨论只为招商引资？

　　2024年初湖南全省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湖南省委发布《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全省招商引资工作会议上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集中精力抓招商、拼经济、促发展，作为一手抓解放思想、一手抓贯彻落实的一项具体行动，上下一心亲商重商真抓实干招商选商。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第一抓手”，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更是最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领域。集中精力抓招商、拼经济的“动员会”释放出新的一年湖南通过思想解放推动全省招商引资实现新突破的鲜明信号，但湖南省招商引资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或短板，如较之于先进省份的招商引资总量差距，观念上墨守成规而“等靠要”思想严重、“内卷式”竞争激烈，等等。省委主要领导在此次会议上列举了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的十类模式，要求全省各地紧紧围绕“4×4”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的主攻方向，从中找到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招商引资的发力点，建立完善招商项目库，有的放矢开展精准招商。招商引资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要深化对招商引资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看数量也重质量，重前期招引也重后期服务，扩增量也优存量，算小账也算大账，让企业有利润也让政府有税收，加强统筹也分工合作……处理好这“六对关系”，全面提升招商引资质量与效益；进一步优化政务、要素、信用、法治环境，让企业家切身感受到“身在湖南、办事不难”，让企业轻装上阵多赚钱好赚钱。

　　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党员、干部既要主动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又要坚守廉洁底线。政商关系足以反映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影响党内政治生活与党内政治生态与企业文化与市场秩序，决定政治环境与市场环境的优劣与发展趋势。亲而有度，建立互信合作基础。“亲”是政商关系的基本要求，要与企业建立起互信与合作的关系。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积极主动地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与信息服务，使企业充分了解政策意图，优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及时回应企业关切与诉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严格依法行政，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清而有为，把握尺度积极作为。“清”是政商关系的核心要求，要与企业保持清晰的界限。党员干部在与市场主体交往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干净与干事、勤政与廉政的关系，既不能打着发展的幌子，搞利益输送、谋取私利，也不能把反腐败当成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始终保持亲而又清，清清爽爽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与营商环境，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与各方面的沟通协作，靠监督合力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政商关系作为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关乎经济政策落地与经济发展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与战略高度，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领导干部与企业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也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纪检监察机关要促进机关党的建设特别是通过加强作风、纪律建设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发展“清亲”政商关系是统战工作的重头戏，二十年前民进北京市委曾隆重举行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暨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研讨会，详细梳理了新时期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过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字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与全部内容的始终，是这一理论有盎然生机的源泉。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能明确地率先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与“一国两制”？归根结底就在于他不唯书，不唯上，不墨守成规，敢于冲破习惯势力与传统偏见的束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在实践中开辟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正确道路，从而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内容、新思想。新观点。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与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如果我们的思想只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了的认识上，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观念上，那么，我们就很难摆脱“左”的思想束缚，甚至会以“左”的气候下形成的思想定势去观察时局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种种怀疑、忧虑或抵触情绪。这样，我们就很难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更不用说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了。当然，任何正确的理论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只是行动的指南。邓小平同志已为我们设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蓝图，但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邓小平理论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与解决遇到的问题，切实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还要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历史工程，在实践中情况千变万化，问题层出不穷。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把握机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历史进程的始终，把握了这一点就把握了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新时期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解放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清亲”政商关系的反面教材典型，从蒋介石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国民党在最初也有朝气蓬勃的革命时代，但由于不尊重大众的基本利益而走向衰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的作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从蒋介石日记中不难看出二战胜利时他的矛盾心态：以中国的国力，既要保持主权，又要保证领土不被侵犯，很难做到。因为当时盟国战胜了，但中国既没有能力打到日本去，也不可能接受日本的投降，所以当时是由前苏联与美国共同接受日本的投降，这是当时国力积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当时中国国力强盛，那么接受日本投降就不会有前苏联与美国的共同参与。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当时社会就十分流传“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指出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四大家族动用反动政权，掠夺人民财富，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形成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蒋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抗战爆发后，他们利用“战时政策”，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掠夺的对象也从最初的工人、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发展到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小地主。孔家是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孔祥熙主管金融界，是中央银行总裁。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日本侵华，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辞职。孔祥熙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与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还与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陈氏兄弟长期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与国民党的党产，势力如日冲天；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与列强周旋近二十年。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第一，发行公债。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与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000,000万元，关金100,000,000单位，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第二，增加捐税。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与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开征食盐附加税，最初是每斤征3元，到1945年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与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与小麦240，000，000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第三，通货膨胀。抗战后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官方公布的法币发行额在1937年底为十六亿1,600,000,000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第四，外汇管制。国民政府从1938年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为1:85.4，1944年为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与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第五，实行专卖制。1941年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该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与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第六，统购统销。1937年国民政府成立贸易委员会，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孔祥熙共有子女四人，其中孔令侃的所作所为与其父最像。抗战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国内通货膨胀加剧，政府金圆券改革启动后蒋经国到上海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但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被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干预，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1936年孔令侃任财政部特务秘书，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与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孔令侃随之进入中央信托局。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后撤，孔令侃被任命为常务理事主持中央信托局的业务与人事大权。1939年孔令侃私设在香港的电台（搜集香港金银、外汇、证券、股票行情与港澳各界名流的言行，外加一些军事信息，随时向重庆孔祥熙官邸汇报）被港英当局查抄，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说服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继续大搞商业投机，然后又干起沽名钓誉的勾当，比如将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的职员吴某调到美国，改用他的名字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9年香港《大公报》刊出《爸爸在朝当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一文，对孔令侃的言行如实报道。抗战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扬子公司，只做现货交易且只收美元黄金。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后叫人去收购，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但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原来是因为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而派人四处收购。孔令侃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大吵一顿后布置手下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宋子文找到孔祥熙划定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关键是宋美龄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渐渐长大成人后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有可能迅速崛起。炒外币美金当年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孔令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两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地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大肆炒作并大发了一笔。但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与汽车生意，例如公司从美国进口的“雪佛兰”、“奥斯汀”等汽车，进口价格是每辆1500美元，而孔令侃却以“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优越条件，经常保持5000美元一辆的高价向市场出售。仅此一项，他就攫取了大量的美金。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市场物价暴涨，马口铁奇缺（制作罐头盒的原料），扬子公司从美国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一批马口铁原料，海关拒不签发进口许可证而无法进口，这就触犯了扬子公司的利益。孔令侃在《大陆报》上向海关当局发起攻击，同时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为理由，与海关当局大打笔墨官司，于迫使海关签发进口许可证。货物到手后，孔令侃以高价向市场抛售……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如何看待西方列强的？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有“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之类的豪言壮语，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西方列强，所以青年蒋介石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部卒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里的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宋子文找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与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1943年中英平等新约没有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但在蒋的日记中，他发现了真相。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而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但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对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与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这位曾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独裁者终生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并详细阐明了实现这三大经济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土地改革制度的重要性，提出“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与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毛泽东对中国官僚资本的发生、发展与它的性质与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与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报告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发展。毛泽东还深刻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地位与它们在性质上的区别，指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按国民经济的分工，使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营的工商业，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毛泽东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与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毛泽东在报告中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与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而果断推出一揽子政策部署，着力推动经济稳步回升、促进高质量发展。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但实践中少数地方、部门与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仍存在的不亲、不清或亲而不清、清而不亲等不健康的政商关系，成为落实政策部署的“中梗阻”“绊脚石”。宣传解读不充分，决策部署被空挂。主要指少数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对相关惠企利企政策与配套措施不主动宣传、不充分解读，有的简单在网上“一挂了之”，或在微信“一贴了之”，使决策部署不被企业知晓或完全知晓，与企业实际需求脱钩。执行落实不精细，政策效果打折扣。主要指少数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落实决策部署不讲实际、不求精准，习惯搞“大水漫灌”。少数职能部门工作简单、方式机械，在落实政策时缺乏主动靠前、细致入微的服务，未按企业性质、经营规模、现实需求等具体分析，使政策效果打了折扣。故意刁难不清白，优惠政策被异化。主要指少数公职人员滥用手中权力，把上级给予的优惠政策当作与企业做交易的“筹码”，刁难企业、谋取私利，轻则吃拿卡要，重则索贿受贿，甚至违规干预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等。懒政怠政不作为，政策红利难释放。主要指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虽不吃不拿、不贪不占，但就是不办事，即使办事也习惯“打太极”“踢皮球”，拖拖沓沓、效率低下，政策部署无法及时落实到企业。

　　“四风”问题是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的“中梗阻”，也是党中央经济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的“绊脚石”。针对政务服务、行政审批、监管执法中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冷硬横推等不作为慢作为，“微笑不办事，热情不服务”懒政怠政等问题，党员干部要主动关心、及时回应企业合理诉求，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比如，督促职能部门设立“办不成事”窗口，为企业在办事过程中遇到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时提供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便捷途径，让“难办的事”办得了、“办不成的事”办得成，提升企业获得感与满意度。纠治吃拿卡要等“亲而不清”问题，以商务应酬、礼尚往来为借口，模糊正常交往边界，“不吃公款吃老板”、“酒局圈”、吃拿卡要、收送“雅礼”等作风顽疾，要露头就打寸步不让，通过风腐一体纠治督促党员干部守住交往关，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比如，建立优化营商环境“码上监督马上办”机制，将投诉链接制成“二维码”在公共媒体与各窗口单位公布，方便企业与群众投诉举报，向以招商引资为名行搞“四风”之实等顶风违纪问题亮剑。腐败是损害亲清政商关系、阻碍党中央经济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的“毒瘤”，反腐败斗争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政商关系置于政治生态建设大局，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良好政治生态涵养健康经济生态。坚持严的基调，斩断官商勾结利益链。保持反对与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投融资平台、招投标等领域的腐败问题，着力以反腐败打破、铲除建立在寻租、“围猎”基础上的畸形政商关系。以案促改促治，铲除腐败滋生土壤。通过纪检监察建议等督促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动建立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比如，督促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建立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从业行为、重大事项动态报告、接到请托事项登记报告等制度规定，把廉政风险防控贯穿经济发展工作始终。培育廉洁文化，夯实思想根基。注重运用正反两方面典型，推动倡树清廉政商文化，教育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因觉悟而不想破界。比如，分级分类开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亲而不清”“清而不为”等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加强通报曝光，教育党员干部以案为鉴、敬畏纪法。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党中央经济工作决策部署落实到位，需要党员干部敢担当、善作为，能干事、干成事。要把加强监督与正向激励结合起来，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深化运用“四种形态”，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推动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