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以色列屠杀，大儒念经，老齐“中肯”

　　2024年3月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4票赞成，一票弃权，通过要求在斋月期间实现巴以停火的决议。这是自10月7日以来，安理会第一次通过这样的决议。之前类似的决议，基本上都因为美国的否决而未能通过，但是这次美国一反常态的选择了弃权，这一停火决议得以通过。

　　巴以停火协议的效力

　　不同于联合国大会的倡议性提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是存在实际效力的，理论上来说违反了提案，联合国可以按照各种规章对以色列进行制裁。也因此，以色列方面反应十分激烈，以色列官方威胁会取消近期的对美访问，民间的舆论也出现了大量极端攻击美国的言论，整个国家都显得有点歇斯底里。

　　而美国官方也是出面说了很多安慰性的话语，表示对以色列的政策不会改变。甚至美方发言人还说出了安理会决议没有实际效益这样搞笑的话。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考虑到大选的情况，如果继续支持以色列搞人道主义灾难，民主党的支持率就很危险了。实际上，美国媒体已经多次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铺垫，明示或暗示以色列到此为止，如今的情况也毫不意外。只不过，少数族裔选民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当然，这一提案的实际影响也没有那么大。首先，这只是暂时停火的提案，并不是永久的。其次虽然理论上按联合国规章，假如以色列不遵守协定，可以对以色列进行国际制裁，但是考虑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态度，这几乎是不现实的，就算以色列不停火，实质性的国际制裁也不可能落在以色列身上；甚至，即使美国这次投了弃权票，美国和欧洲向以色列输送军事装备的计划也没有停下来。

　　更何况，以曾经的中东战争为例，以色列多次利用停火的间隙重整军备——如果以此来说，这对以色列未必是什么坏事。而在以色列干涉之下，帮助加沙的物资，绝大多数依然无法进入加沙地区，加沙依然会面临饥荒与疾病的折磨，我们很可能在几个月内，看到一场危及数百万人性命的饥荒。

　　实际上，之前联合国在以色列周边的种种停火协议能够达成，也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多么尊重联合国，而是以色列方面判断无法达成军事目的或是已经达成军事目的，联合国的行为不过是一个台阶，但是当下的情况不一样，虽然以色列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抵抗，并没有实现他们当初的军事目的，但是如今的以色列国内舆论，放弃军事行动，无异于政治甚至是生理学自杀。这样的情况下，这一决议能够落实多少，后续的停火能延长多久，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于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十分荒诞的一幕，一个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和平，但是实际上却难以执行下去的决议；一个从上到下都陷入歇斯底里的以色列政府；一个想要改善舆论，但是很可能两边都得罪的民主党策略。而最终，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依然得不到改善。

　　联合国没用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不同世界观和立场的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与思考。但是无论是哪个思考，以及衍生出来的解决方案，都难以让人满意，或许，很多思考与其说是思考现状，不如说是某种幻想。

　　有人或许会认为，如果联合国有强制能力，阻止以色列的屠杀，把物资运进加沙地带，并且在加沙地带维护秩序就好了。现实情况是，联合国在联合国在南黎巴嫩部署的维和部队，是联合国各个部队里边武装化程度最高的，但是他们能做的依然很有限。这里的有限源于两个部分，即使南黎巴嫩维和部队武装程度是很高，但是面对以色列国防军，依然是极度脆弱的；第二点在于，维和部队建立的思路就不是为了对抗正规的国家武装力量所建立的，从法理上也缺乏合理性。维和部队并没有把物资大规模送进加沙的能力。

　　如果想要强行把救援物资送进加沙，也就意味着安理会要有一支能和以色列国防军正面交锋的现代军队，这听起来是很夸张的事实。上次安理会有一支这样的军队，还是朝鲜战争的时候。不过那支联合国军无论是人员还是指挥，实际上都和联合国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美国指挥的。并且联合国后面也不认这个机构了。

　　不过，类似的想法倒是不鲜见。实际上在国际上，有些立场可以算是比较“白左”的学者，就有类似的看法，认为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法系统应该高于国家法律，并且这种力量需要能强制执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国际秩序。这就暗示了某种武力的必要性。但是这样的想法，只能说过于天真了。

　　倘若联合国有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那么它的资金人员和训练从什么地方来呢？它又听从谁的指挥呢？如何保证这支武装，是为了公平正义服务呢？如果还是像安全理事会的指挥模式那样，一票否决，那么就算联合国真有这样的武力，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这样的假设，实际上忽视了现行的联合国体系与国际秩序是个有着无数互相妥协的系统，而这些妥协，正是如今许多地区悲剧的来源。但是倘若没有这些妥协，建立一个有着强大强制力的国际秩序，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这种力量会用来帮助加沙人民，而不是再来一次“联合国军”呢？于是我们悲哀的发现这样的现实，虽然联合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关键，但是在如今的情况下，巴以问题可以说是无解的，即使两国方案得以实现，巴以冲突也不会停止。

　　还有人觉得，是现在的以色列领导层的问题，换一个相对和平的以色列领导层，这事就能解决了。这样的思路倒是代表了美国的一部分领导。比如说民主党的查克舒默就公开表态，说内塔尼亚胡是中东和平的障碍，要换掉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当然是个战争贩子，但是以色列政坛其他人就有多少好人了吗？以色列政坛上，有许多比内塔尼亚胡更右翼的人士，而民间的民粹主义，更是无比泛滥。换一个和平一点的人上去，哪怕是有美国人的支持，他在上面也不可能呆的久。

　　这样的事实我们从公开信息就能知道，美国的政治家与智库们能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但是把问题甩给内塔尼亚胡，可以减轻他们的责任。这样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没有什么错误，一直在努力实现和平。同时告诉民众，支持以色列是对的，出问题的只是以色列的一小撮人，美国坚持支持以色列是正确的。而犹太游说集团不在意以色列的总理具体是谁，只要继续支持以色列就好，这样的说法也不得罪金主。

　　然而，这一策略真的不是某种自欺欺人吗？以色列的政治大环境之下，换谁上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与屠杀并不会停止。除非美国真心实意的制裁以色列，最起码把武器援助停了。但是现在的美国高层，却总是显得首鼠两端，不想得罪游说集团，也不想得罪年轻与少数族裔选民。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恐怕两边都会得罪。

　　巴以问题，大儒“念经”，老齐“中肯”

　　至于美国为什么要支援以色列？在互联网长久的讨论中，这被解读为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一环，这个解释不能说错，以色列确实在美国的中东战略里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是事情发展到了现在，以色列很难说不是某种战略负担了，因为以色列的关系，美国现在的中东政策突出一个迷茫，这种自相矛盾是很突出的；

　　另一个常见的解释是，在福音派的宗教解读里边，以色列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理论，这当然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现在美国的福音派选民，是否还支持美国全球布武，搞昭昭天命呢？这些宗教保守派选民，在对外干涉的立场上面只怕要回归孤立主义了，这也是某种自我矛盾。

　　有些解释则是倾向于米尔斯海默这一套，说这都是犹太游说集团的影响。无疑，犹太游说集团对欧美政治影响力巨大，这种强大的影响力甚至产生了很多阴谋论。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犹太游说集团为什么要影响欧美政治？虽然这些游说集团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很遗憾他们并不是阴谋论里边的共济会或者是蜥蜴人，他们的目的是很现实的，是为了他们这些犹太资本家的利益。但是如今的情况下，这些犹太资本家的利益，真的和以色列国的利益一致吗？

　　如果去思考这个问题，结论会很直接，无论以色列是死是活，这些跨国资本巨头都没有什么影响。犹太游说集团的策略从这个角度去看，似乎存在着某种自相矛盾。

　　这或许说明了美国许多政策现状，延续曾经的政策惯性，但是假装看不到时代的改变，于是曾经的政策与现在的现实形成了极具讽刺性的自相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则是选择了装作鸵鸟，把问题归结到极少数人的身上。这样“成功”的战略，似乎他们是一点都不想改变。

　　另外一些幻想，则是充满了陈旧的理论味道。某些左翼理论家试图使用某种两不得罪的方式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无论是齐泽克在书展上面的发言，还是哈贝马斯批评不应该用屠杀这个词语形容以色列的行为，这些西方大儒们的听众并不是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人民，而是西方的一般听众。

　　齐泽克试图用某种和西方主流不一样，但是又显得可以接受的方式解释这一事件，但是这种方式在如今的版本却显得两边不讨好。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齐泽克一边强调哈马斯的行为不可接受，一边表达以色列政府做的有问题，一边强调尊重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反对反犹主义。

　　结果是有人指责齐泽克反犹，有人批评齐泽克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没有左翼知识分子的风骨。最终突出一个“老齐中肯”，两边都不讨好。

　　然而即便如此，在之后的采访中，齐泽克关于加沙问题的看法依然没什么改变，都是这样的态度，还是强调沟通之类难以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哈贝马斯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的道路，提醒德国人“never again”，不要重演大屠杀的悲剧，德国人不应该指责以色列人在进行屠杀，以色列人的行为是“合理”的。但是在以色列用空军每天表演屠杀平民的现在，哈贝马斯对德国人的提醒就显得非常的行为艺术了。

　　其实这些学者的出发点未必是坏的，他们也可能想要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但是以他们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最终看起来像是某种自我安慰，某种虽然批评了以色列，但是实际上合理化了以色列屠杀加沙的解释。

　　他们从主观上并没有打算给以色列涂脂抹粉，可是从解释来说，却不愿意承认加沙人民抵抗的正义性，在巴以冲突如此强弱对立的当下，这样的解释已经是某种站队了。

　　这正如这些知识分子一贯的立场，批判这个社会的同时，把某些东西当做讨厌但是理所应当的，这或许并非恶意，只是习惯性认为打破这个理所应当，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但是这个理所应当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却是万万没办法细想下去的。

　　其实类似的事情过去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这些知识分子进行了很多出发点是善意，看起来也似乎很尖锐的社会批评，像是齐泽克这样的人，不仅在学术界有人气，还成了大众传媒之中的红人，文化界把他们放在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当现实的悲剧以如此直接残酷，完全不加掩饰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这些尖锐的批评比起来现实的锐利，是如此软弱。

　　于是，在上一个时代活跃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尖锐面前，是显得如此手足无措，只能表达出一些“中肯”的东西，哪边的观众都不喜欢这样的答案。

　　实际上，这样的事实在之前就是存在的，比如说2016年大选，齐泽克支持特朗普，并因此和乔姆斯基进行了辩论，而伊朗出身的学者哈米德达巴什对此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二者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都是灾难，齐泽克或是乔姆斯基的想法都是可笑的。只不过，这样的批评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声浪，而如今，当血淋淋的一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些批评总算是被正视了一点点。

　　于是到最后，现行的国际秩序存在无数妥协，超级大国的政策核心自相矛盾，知识分子的同情颇为空洞，这些东西都改变不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很遗憾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之所以在现在被关注，正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武装斗争。或许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不够体面的行为，可是事实证明了，加沙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集中营持续了这么久，引起的关注都是有限的，只有这样不体面的方法，才能争取一线生机。这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依然活在一个残酷的世界，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显得温情脉脉罢了。

　　愿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能够继续下去，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早日得到解放，享受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的一切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