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习惯性地在题目中写下了“人民政府”几个字，但字打出后，一是怕惹起老百姓的反感，让老百姓误解自己与他们的认识存在距离；二是自己从内心里也确实感到，我们现在的不少基层政府，已经不配或者说已经不值得冠以“人民”二字，因此，只得“大不敬”，把“人民”二字去掉。
这种“大不敬”，源于自己亲身经历和听到的几件事。
退休多年，作为曾经的单位领导，为了防止瓜田李下，自知不宜再多到原单位露面，因此很少再回原单位骚扰。最近有件事必须得本人亲自去单位，谁知，到了已经迁址的原单位，看到政府统一安排的各部门新的综合办公大楼后，在感叹新楼气派宏伟的同时，却感到了某种极度的不适。这种不适主要是由进门时办公楼门口安装的电子门禁系统引起的。在新办公楼内，工作人员非刷脸不得进去；其余人员，包括自己这样从机关退休的老干部，非详细登记不准入内。在自己登记时，就看到有几个从穿着看好像是打工的民工被挡在门禁以外。好在自己还未登记完，遇到过去的下属也要进门，向管理门禁的工作人员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才免除了许多繁杂的登记手续。
当和一伙朋友相聚谈及此事时，其中一位退休前担任某单位领导的朋友又讲了一件事：他退休后在单位所主管的一个研究会担任会长，单位还给安排了一间办公室。研究会平时没有多少事情，因此朋友一般也就不多去办公室。今年春节过后，朋友想去研究会料理一下工作，开车要进市委政府大院时，被保安挡住不给开门禁系统。原因是大院进出有了新规定，朋友所开的车辆门禁系统内没有登记输入。朋友拿出自己的工作证，反复说明情况，并说要登记车辆也得自己先到办公室，开上介绍信盖上公章才能去登记，并答应进去后马上去补办车辆登记手续。但好说歹说，保安还是坚持：人，登记以后可以进去，但车辆不准进去。朋友问：“那车怎么办？附近也没有停车场，总不能停在大街上让交警去贴罚单吧？”保安回答：“那是你的事，我们只是按规定执行”。朋友好奇地问道：“那县区来办事的人员要进大院怎么办？总不可能把县区要来办事的车辆都提前输入系统内吧？”保安则答：“这不是你管的事”。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朋友看到从里边出来一辆车，门禁被拉开，就趁机把车开进去停在大院停车场。谁知朋友在办公室处理完事出来后，发现车轮已经被上锁。后朋友打电话找了熟人说情，最后保卫科才不情愿地打发人把锁车的锁打开。朋友气愤地说：“在市委政府大院工作了几十年的一个正县级干部，拿着证件要进大院的门都这么难，要想见市委政府领导，谁知又会有多少关卡？而老百姓要找领导，就更不用想了。”
上述两件事又使笔者想起另外一件事：去年有件事到一个县里去见一位同志，进县委政府大门时，也是查看身份证和有关证件、登记、留电话号码等，管理门禁系统的工作人员才予以放行。谁知到了所要去的楼层，进楼层的门也安装了门禁系统。工作人员通过刷脸进入，外来人员通过里边的人开门才能进去。当时自己就想，不知道要办事的老百姓面对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是想上访或反映情况的老百姓，要进门时会不会有人愿意或者敢从里边打开门让其进入？
在笔者要动议写这篇文章时，为了了解面上特别是最基层的乡镇一级的情况，曾给3位在县一级工作的朋友和5位在乡下工作或生活的朋友打了电话，从侧面打听了各自所在县区及乡镇一级的情况。3位在县级单位工作的朋友回复：县一级特别是县委政府大楼均安装了门禁系统，非大楼内工作人员进门，都实行严格的登记管理制度。乡镇一级的有3位朋友回复：他们所在的乡镇也都实行这样的门禁管理办法，凡要来乡镇办事或者找乡镇干部的人，先通过门口保安人员才能进入，安保人员不同意就进不去。其中一位告诉笔者，乡镇看大门的保安，已经成为“肥缺”岗位，要进大门找领导，必须先给看大门的保安“意思”一下，至少要给抽几支烟才能进去。
此情此景，令笔者实在无语。不知下一步村委会或者居委会甚至村民小组，是不是也会效仿这种做法？
且不说各地各单位购买这么多的门禁系统要花纳税人的多少钱，也不说这么多的门禁管理人员会增加多少公费开支。单从感情上讲，不要说许多地方的一般老百姓特别是反映问题的老百姓很难迈进这样的“门槛”，即使能进去，这个门禁系统也无异于封建社会公堂上的“杀威棒”，让善良的普通老百姓未进门就先有了一种心理上的“畏惧感”。当这种“畏惧感”笼罩着老百姓心头的时候，谁能相信老百姓还敢于理直气壮地、平等地向政府部门的人员反映自己本该反映的问题和情况？
由此，笔者不由地想起古装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古代人的公堂击鼓和拦轿喊冤！在上述状况下，老百姓还有这种可能吗？而我们的各级政府，都是冠以“人民政府”的名义啊！
经笔者与有关人员私下沟通了解，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在此，笔者顺便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曰：电子门禁系统大多是新冠疫情期间为了有效防控所购置的，现在疫情虽然过去，但既然已经购置，不用这些设备也是一种浪费。但依笔者之见，此说并不成立。尽管可能有不少设备是疫情期间购置的，但疫情过后，如果当政者心中还有一点群众观念，从方便群众办事的角度考虑，这些设备即使原地不动，也完全可以打开门禁系统，让老百姓自由出入。更何况据笔者了解，有一些设备是新安装上的。还有一些所谓更加严格的进入“规矩”，是新近才立起来的。试想，如果这些门禁系统换作是对当政者权力行使有碍的某个系统，这些当政者还会因为是疫情期间购置的而继续使用吗？更何况使用这些门禁系统，不仅每天要耗费为数不少的电力，还要耗费不少的人力物力，增加不少公费开支。
二曰：为了保证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此说照样不能成立。什么叫正常的工作秩序？基层政府特别是各部门，不就是面对老百姓，每天为老百姓办事，处理老百姓遇到的疑难问题吗？难道老百姓正常进入你的办公室，就影响了你的正常工作秩序了吗？笔者也曾有多半辈子在机关工作的经历，还长期在市一级机关担任着县级领导干部，每天大量的时间就是处理老百姓遇到的具体事务，并没感到处理这些事有什么不应该，更没有感到耽误了自己的其他正常工作。不知道县里的一个科级干部甚至是一般工作人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不便于群众打扰呢？
三曰：现在的社会太复杂，恶性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为了保证机关工作人员的安全，需要安装这样的进门审查系统。这种观点更是无稽之谈。首先，门禁登记总得有人管理吧？退一万步讲，假设即使有人想搞恶性事件甚至有恐怖分子要制造事端，就不会向门口的登记人员发起攻击吗？是不是门口登记人员的命就不如我们坐在机关办公室内的工作人员的命值钱呢？何况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基本和谐，从没有听到过哪里的基层政府发生过恶性事件或恐怖袭击之类的事件。再退一万步，即使有人反映问题时有一些过激行为，也说明正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或方法不对所造成的，正确的做法是改进官僚作风，提高我们处理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去回避。而设立这样的门禁系统，矛盾和问题就会自动消除吗？难道我们的当政者，就不怕有一天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集中爆发吗？难道非要让人民群众都跑到开封府包公塑像前哭诉吗？非要让群众被迫地去越级上访，到上一级政府去寻求问题的解决吗？因此，有这种思维的人，不仅暴露了自己能力上的不自信，更暴露了根本没有把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要求落到实处，更没有放到心坎上。
诚然，在任何国家，一定级别的人员必要的安保措施还是应该有的，笔者提出上述问题，也并不是一概否定必要的安全保卫工作，但最起码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市级以下机关和县级以下党委政府，有必要面对群众如临大敌，搞得那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吗？
曾记得读过不少回忆文章，在延安时代，包括一个老农民，要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这些大人物，也非常容易。这些领袖人物，还时不时主动地抽空到人民中间去了解情况，融洽感情。那可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日本及其国民党特务随时可能混入革命队伍内啊！
在建国初的1953年春节期间，毛主席在武汉视察时，为了接触人民群众，固执地不听警卫人员的劝阻，徒步漫游蛇山黄鹤楼，并走访了沿途居住的一户军属，与沿街摆摊的小商小贩进行了交谈，了解老百姓的经营情况和生活状况。最终毛主席还是被一名小学生认了出来，引来了如潮般的游人和市民的万分激动。当负责警卫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考虑到抗美援朝还没有结束，蒋介石时刻派特务进行破坏，用飞机骚扰沿海城市等因素时，劝说毛主席避开群众，毛主席又一次固执地拒绝说：“我不愿意避开群众，我乐于跟群众在一起。”并坚持步行两个多小时从围观的人群中穿过，还频频地向老百姓握手、招手致意。这样的事在建国初毛主席的出行中，在北京城以及天津等地都发生过。难道在我们的一些当政者心中，现在的社会情况比当年还复杂吗？自己的生命比毛主席还尊贵吗？
这样的亲民作风同样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身上，2013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到北京京桥热电有限公司和海淀区四季青敬老院，看望一线职工、慰问困难群众后，沿途在北京西城区的庆丰包子铺与群众一道排队买包子吃的事例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而习近平总书记出行考察不清场，不封路，并与沿途遇到的群众亲切交谈的场景也屡见不鲜。对照领袖人物的这些言行，我们的一些基层当政者难道就没有一丁点心里触动吗？
“门难进、脸难看”，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清理的“衙门作风”，没想到的是，在现阶段“门难进”却进一步演绎为基层政府的一种制度性顽疾，不知道我们的基层政府，到底还准备与人民群众离多远？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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