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从官僚治校到流氓治校之殇

　　最近储殷指出，当今中国高校是学位越低越屌而学历越高越怂，何以然？换言之，当今中国高校反智化是否也是“钱学森之问”的谜底之一？

　　邵燕祥自称的“遗书”《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设问：为什么他们那一代（文革）人“原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革命走到后来为什么与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这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隐痛。时至今日，我们是否依旧在老调重弹？尤其是高校文革糟粕何以再次沉渣泛起？邵燕祥认为，学校的党委制等机构、组织也是束缚打击知识分子的存在，这种风气让学院很难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学问大家。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一书认为，大体上从1951到1965的十几年间，在高校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想改造”，无论作为政治运动或思想运动，以至谦称为学术批判，都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甚至对敌斗争的气势，指向内定的右派教授并敲山震虎，威慑所有被目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职员工，还有除了积极分子以外的普通学生。从书中根据档案揭示的历史真相，所有这些都是在统一部署下由北京市委与教育部具体领导的，校党委与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与党员具体运作，行动不力者多被指控为右倾分子而被调离或遭到处分。那十几年间很多高官亲临督战，如康生、周扬都留下了“响当当”却违情悖理的言论与政绩。在高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极左倾向，是由有关全局性的知识分子定位，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与相应的政策方针决定的党委制只是提供了贯彻领导意图的组织保证。至于“后三十年”的高校很难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学问大家的问题，类似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涉及整个中国教育的方向这个全局。1949年后，先是接管了所有原国立大学，接着接管了外国教会办的大学，同时消化了私立大学，然后做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打乱重来。若干年间从学苏联，到不学苏联，辛辛苦苦翻来覆去，毛泽东还是大声疾呼，教育要革命，发动学生武斗老师，又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高校，“占领上层建筑”，领导高校师生进行“斗，批，改”，直到毛泽东逝世后也不得要领。有关部门继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如何成就“大学之‘大’”无疑是个“老大难”。“前三十年”从制度与舆论上打掉“教授治校”而实行了六七十年的“党委治校”，现在党的领导加强了，党委的知识构成大大改善了，高校的党政领导层还有了不少教授与博士的身影，但乌纱帽至上的“行政化”积弊导致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党委治校”一不留神就下滑为“官僚治校”。党政官僚的“流氓化”（有可能是属于个别的现象，但绝对数字因基数过大而也颇可观），以至于大学校园中越来越多的迹象却也让我们产生了“流氓治校”之忧。此类迹象有可能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我们的感觉或许不尽贴切，如何去改善这种局面？从高校去官本位入手，高校领导本该带头响应李克强生前号召的“壮士断腕”。

　　当今国内高校流氓“学官”不以做人为本，他们不要做人的尊严，他们为了升官发财而甘当政治流氓。流氓“学官”们做骗子编造假学术篡改历史还非常无赖，被揭穿了骗术也不在乎，他们只为升官发财感到光荣，不要做人的尊严。他们是政治流氓，一副我就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精神，反正我有权有势有财，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与我对立我也不怕，我就是个骗子，我就是个流氓政客，我就是要当汉奸卖国，我就是要当贼偷窃国家财富，我就是要当强奸犯！但我做任何坏事也不许别人说，因为我有自己制定的法，我要以我自己制定的法治国，我强奸幼女就是嫖宿幼女，我卖国就是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我编造的历史就是真历史。当代官僚的政治流氓精神是最无赖的，他们既不自我批评，更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他们专制一切话语权。他们用空洞的伟大理论做统治工具，他们假仁假义表演道德，他们的行为文化就是流氓政客，他们对人民横行霸道傲慢无礼，有时候也作秀表演文明善良。流氓“学官”的无耻是以无赖精神为精神支柱的，他们有一种被揭穿骗术也不承认的无赖精神，流氓“学官”们以发财自富为最高荣誉，他们为了发财把中国的一切都要颠倒黑白，他们把敢编造谎言说成敢说真话，他们把骗子汉奸当英雄宣扬。他们以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为敌还说自己是明白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无知的。他们的这种无赖精神就是流氓政客官僚的帝王术衍生出来的。流氓政客与高校流氓“学官”狼狈为奸，用妓女精神对外开放，只要能傍上西方列强大款就能任由外国人随意的蹂躏折磨，他们还说那是理智爱国，被强奸了也要学会在被强奸时享受性爱的快乐就是理智，被强奸出来一个孩子就是与世界强奸犯接轨了，还要对强盗感恩呢！流氓“学官”的这种行为文化就是奴才行为文化，他们基于对强者用奴才式的依赖心理对弱者用流氓无赖精神欺辱，还不许弱者喊冤。从统治阶级的异常性取向到被统治阶级迫于生计的断子绝孙，他们的流氓无赖行径越来越接近马克思推论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同归于尽”的可能性。看看当代社会除了有那么多的泡沫财富还有什么？政治为了发财流氓无赖化，道德为了金钱无耻无赖化，整个社会就像得了艾滋病，没有了一点对精神病毒的免疫系统。毛泽东发动文革改革文化建立的人民民主行为文化就是社会的免疫系统，但被流氓“学官”的流氓无赖政客精神这个精神艾滋病给否定破坏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行为文化是政治流氓“学官”横行霸道的行为文化，他们又把封建社会贵族官老爷用于掩盖自己恶毒的表演道德仁义礼智信搬出来伪装自己了。我们看越是最恶毒的剥削阶级越是喜欢用表面文明表演自己装善良。与世界各国交往要靠实力，不要靠当世界奴才。只要喜欢做奴才，那就能完全无国界的给任何国家的财主做奴才。如果这样的奴才当道后国家也成了阿Q国而只会用语言搞精神胜利，所谓的理智爱国的流氓“学官”完全是在重蹈阿Q精神之覆辙，只会用文字游戏为自己找精神胜利法。人与人能用友谊交往，国与国没有友谊，只有靠实力交往，说友谊那是外交辞令，如果当真就是外交白痴。

　　良知未泯的高校教师决不会当流氓“学官”投机政治的自由，绝不出卖良心换写谎言文章的自由。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我要尊严，不要失去尊严的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没有人民民主社会性行为文化的发展进步任何民主制度都是空架子，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搞社会性行为文化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人民民主社会性行为文化，就是要在人民民主社会性行为文化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民主人权意识观念，在民主实践中不断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文化水平。毛泽东通过各种整风运动的实践看意识到指望官僚们自己主动执行群众路线人民民主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当了官一样会变质。必须是建立人民民主行为文化使人民在民主的实践中真正的觉醒，只有建立大公无私的人民民主行为文化才能真正的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现在的学者们不是也在宣扬儒家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吗？这不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封建思想吗？国家是谁的邦，人民是谁的臣民？人民民主文化就是要人民懂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民主如果不敢教育人民懂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只用空架子民主制度忽悠，那是假民主。“前三十年”倡导的“四大自由”是人民民主行为文化的实践，为什么学者的学术自由了？为什么老百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话语权的自由被剥夺了？他们的民主是流氓“学官”的民主，他们绝不敢给人民话语权的民主。为什么流氓“学官”编造谎言攻击毛泽东的烂书就能出版？现实证明那种社会性行为文化是影响个人行为的最强大影响力，不是那种学术文化，也不是法律与制度。健全的美国法律完美的美国民主也防止不了腐败，也防止不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本来就是经济行为自私腐败的结果。真正的人民民主有三个重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是用大公无私的人民民主行为文化凝聚起来的人民群众创造力，产生科学高效的生产力。第二个目的是财富分配权的民主。第三个目的是尊重人权尊严平等。改革开放后国人的尊严被发财光荣出卖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出卖了做人的尊严。流氓“学官”宁可为更富裕的国家当奴才，为了获得一点当奴才的利益就出卖做人的尊严，就出卖国家民主尊严。谁富谁光荣，这种精神鸦片把中国社会又倒退到封建社会“富贵贫贱”等级社会了，发财自己富成了当今国人的唯一精神追求，资本家与流氓“学官”勾结联合起来形成了当代中国高校的“新贵族”，中国的“新贵族”给更富贵的洋人当狗腿子奴才，穷男人给新贵族当狗腿子打手，穷女人给新贵族当二奶、三奶、四奶、N奶。整个社会金钱崇拜风气把大多数老百姓的自尊精神毒害了，比如以出卖自尊换取金钱发财为荣。所以才有当代官学商用钱买通一切的思想，所以才有京城大官用官职把别人欺压算个屁了，所以才有官僚以为用权势金钱就能把任何穷人穷鬼女孩变成为自己服务的性工作者。人类社会中产生了很多群体性既得利益，有剥削阶级既得利益群体，有官僚既得利益群体，有学者既得利益群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每个人都不愿自己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官僚不愿做损害官僚既得利益群体利益的事，学者也不愿做损害学者既得利益群体利益的事。事实反复证明，官官相护是绝对的。高喊民主人权的流氓“学官”站在与人民的人权民主对立的立场，而真正的人民民主文化是绝不允许产生任何流氓“学官”专制的，绝不是那种只在学术里研究的文化。任何没有成为社会性行为文化的真理都没有现实的社会意义，流氓“学官”只说不做的文化只能是专制工具，只能是愚民工具。流氓“学官”最善于说假大空话，因为自私的文化产生剥削制度产生不平等的富贵贫贱思想。改革开放后社会越来越乱，法律假大空不只是官僚主义腐败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文化的流氓“学官”问题。高喊反腐败的也几乎是都在参与腐败，尤其是高校的流氓“学官”。整个社会的社会性行为文化都是腐败的，每个人的行为文化都被这种强大的自私腐败社会性行为文化裹挟了。

　　茅于轼曾直言不讳：“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愚蠢的想法。”张五常曾直言不讳：“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李银河曾直言不讳：“贫穷是罪恶”之类的思想是“人兽”思想，不是人的思想而是精神变态思想。“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凝聚起来的人民群众创造力，就是领导干部、学者专家、人民群众凝聚起来的人民群众创造力。健康生存权被资本家官僚垄断的老百姓能有什么思想的自由权言论自由权？连大学教授想说句真话都害怕被砸饭碗被政治压迫。现在我们看到了小时候在书里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旧中国的种种邪恶现象，经济殖民化，政治流氓化，文化魔鬼化，学者狗腿子奴才化，财富掠夺化，官僚霸权腐败化。现在的官僚是人类历史上最威风最邪恶的官僚了，他们强奸民女都有三种狗腿子保护，一种是警察狗腿子，一种是媒体狗腿子，还有学者专家狗腿子。在这种邪恶社会中人民没有话语权，没有一点力量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只有用“抑郁症”保护生命的尊严。否则就不要做人的尊严，都变成邪恶的恶魔互相弱肉强食。改革开放后群魔乱舞，这就是宣扬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汉奸们毒害中国社会的功劳。这就是用精英民主破坏群众路线人民民主的结果。事实证明在建国初期党内就暴露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后来逐步发展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毛泽东的依靠群众路线民主搞群众运动继续革命路线的改革，抓革命促生产，一切运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教育为人民服务，医疗为人民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经济为人民服务，政治为人民服务。另一条路线是一切为有功的新官僚贵族服务，教育搞贵族教育。贵族官老爷是看不起人民群众的智慧的，他们不会搞群众路线民主在群众中调查研究问题，他们都是书呆子，只会在书里找道理，只会模仿别人，只会用别人的经验指导自己的实践，那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精英主义伪科学。他们就是要模仿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最终他们官僚变成新贵族资产阶级，他们发展经济是为官僚贵族服务的。为什么文革到后期变成了只有政治路线的反修防修运动了？那是官僚故意掩盖了文革用文化改革打击官僚主义封建思想主要目的。官僚们故意搞乱运动，把破四旧搞成了混乱的打砸抢，砸文物，挑动群众斗群众搞武斗，妄图用制造混乱破坏文革维持官僚特权。事实证明他们新贵族官僚获胜了，而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太怕官了，中国的老百姓被官僚欺压了几千年，被流氓“学官”的愚民思想毒害的太深了。毛泽东也知道国人都有顽固的官僚主义思想，老百姓怕官，也喜欢自己当官让别人怕自己。这种封建专制思想观念其实就是弱肉强食仗势欺人思想，仗流氓“学官”之势欺人太甚。群众路线的最大阻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仗势欺人官僚主义思想观念，各种部门的一把手，企业老板、黑社会大哥、流氓“学官”……

　　当年鲁迅曾致信许广平提及自己创办《莽原》的初衷：“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与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而引来新的这一种批评者，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鲁迅对高长虹这种年轻人是充满期待的，因为他们是“未尝吃过人的孩子”。《莽原》的作者群是由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与“安徽作家群”两部分青年作者组成，鲁迅是五四一代知识人，而高长虹等作为学生辈属于后五四一代。对高长虹为首的狂飙青年的围剿，语丝派文人颇为不屑。高长虹承认过：“《语丝》多讽刺，《莽原》则多谩骂。”鲁迅很鄙视高长虹他们“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最初还以为他们没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但鲁迅低估了这种狂飙青年的流氓气。语丝派文人身上有“流氓鬼”与“学匪气”，但毕竟还有“绅士鬼”的另一面，正如周作人描述的那样：“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但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时，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名士的流氓气是有节制的，还讲究“费厄泼赖”。鲁迅讨厌“绅士气”，斗争精神十足，但他毕竟是老派文人，有名人的身份在，也是有分寸感的。确切地说，名士内心有绅士鬼，斗士身上有名士气，但到新一代狂飙青年那里，全然没有了名士的潇洒，只剩下为所欲为的“流氓鬼”了，他们能为了达到某种极端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实质敢为此而赤裸裸地不加掩饰。高长虹主编的《狂飙》杂志接连刊发了几期“周氏兄弟批评专号”，高长虹如此攻击鲁迅：“鲁迅一生充满矛盾，羡慕新的时代，又不毅然走进新的时代，厌恶旧的时代，而又不毅然退出旧的时代，他有时竟又帮助了旧的时代来袭击新的时代了，但他忘记了他没有这样的力量。”这种狂飙青年的自信代表了正义、代表了未来，而鲁迅已是半新半旧的过气人物，成了青年人前进的绊脚石。与高长虹的狂飙社同时围剿鲁迅的，还有创造社与太阳社。时为创造社成员之一的潘汉年公开提倡一种“新流氓主义”：“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大好江山的中国，只有实行新流氓主义方能挽狂澜于既倒，因为中国多的是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所以弄得现在一团糟的状态，假使有几个不愿为正人、君子、绅士、学者而甘心为新流氓主义的门徒，狂喊打倒绅士、学者，提出新流氓主义，或有一线转机的希望。”潘汉年相信，不仅新与旧、是与非要斗争，而且妥协与不妥协、虚伪与真实、老与少也要斗争。他实质敢直言不讳：“新流氓主义”的斗争利器，则是开骂，“开先用‘骂’的争斗法术来激发对方面，使得降服或反抗，希望由冲突而争斗而统一”。狂飙青年要横扫的正人君子，不仅指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绅士，也包括语丝派的文人名士，而最大的攻击目标竟然是鲁迅。创造社主将郭沫若将鲁迅视为“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因为绅士、名士是另一路人，狂飙青年对他们不屑一顾，而鲁迅是左翼青年崇拜的偶像，不将鲁迅拉下神坛，自己就没有取而代之、占据革命舞台C位的机会。五卅前后的鲁迅在官僚体制内外腹背受敌，前有现代评论派的明枪，后有狂飙社、创造社、太阳社的暗箭。后来鲁迅痛斥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骂的不仅是郭沫若，而且泛指包括高长虹在内的信奉“新流氓主义”的狂飙青年。这三个文学团体的大部分狂飙青年后来都加入了国民大革命，他们也将那种“新流氓主义”带入了革命队伍，形成了左翼知识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惯习”。从绅士到名士的分裂到名士当中分化出斗士都在斗士的延长线上变异出“新流氓主义”，192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人的“文化惯习”的变异是一个绅士气不断递减、流氓气逐级上升的过程。到了五四后期，因为知识人共同体内部急剧分化，因此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知识人的内战”。其中有“左右”之分：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也有“上下”分野：“文化惯习”上的绅士与名士冲突更有“前后”对抗：作为“后浪”的狂飙青年要打倒作为“前浪”的五四一代。

　　以央视热播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为例，中国第一名校的流氓“学官”堪称“源远流长”。张长礼要安排张丰载到京师警察厅去上任，张丰载想留在北大，理由是“他们老是说，以前的北大，钱多，人傻，名声大，好混事。”张长礼吐槽侄子：“明明德你是怎么明的，修齐治平你是怎么修的，满脑子糊涂糨，你就是陈独秀鲁迅说的那种假道学。流氓身上披着个文人的外衣，打着做学问的招牌净做坏事，说的就是你！”张长礼与张丰载这一对叔侄也真是人才，搞破坏搞得还挺有水平的，而且人家这坏人坏得心里跟个明镜似的。为什么张长礼与张丰载叔侄要搞破坏，感觉新文化运动的这种人跟他们并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呀？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他们这种人靠既有制度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比如张长礼，在既有的官僚系统下能安安稳稳地坐在他的议员位置上获得名声、社会地位、财富，所以害怕有人挑战既有制度保护的官僚系统。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名为文学革命而革的是旧文学的命，但就如陈独秀自己所言，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思想而不被现实政治羁绊。所以，他们革的也是旧思想、旧制度的命，尤其是张长礼这类官僚系统尸位素餐者的命。剧中的张氏叔侄看到这么一拨人引领社会潮流岂能不害怕？他们必然发起反击。衰老的害怕年轻的，旧有的害怕新生的，落后得害怕进步的，官僚主义者害怕实干派，道理万变不离其宗。就像孙中山干革命，要推翻满清统治时会有很多人反对，但每个人反对的立场不同，有的是抱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统思想，有的是抱着“革命不适合中国”的爱国思想，有的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反对新文化运动，立场不同，反对的理由也不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林纾反对是站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公共立场，张长礼、张丰载反对则是站在自己的财富与地位的个人立场。

　　博主“网络爱国义勇军伍师”在2018年5月21日的博文中直言不讳：“现在一些学校领导层基己官僚化、流氓化。”连如此“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也能大白于天下，足见当今中国的官僚治校到流氓治校何等“深入民心”！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