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历不高，称不上“知识分子’。好在党把我调到地委讲师团当理论教员期间，让我几次到省委党校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党建三门课程，加上我还抓住讲师团的教员不集体坐班，有利于自学的机会，边工作边学习，学完了大学中文系课程，加上有了一官半职后，我这个大老粗也就染上了一些知识分子气息，自以为比劳动群众“有学问”，有别于工人农民那些“大老粗”了。
在“文革”期间，我这个郴州地区财贸干校教学科的科长，被下放到资兴县农村劳动时，也就感到受了莫大的委屈，心里很想不通。觉得无论是“劳动锻炼”，还是“劳动改造”，下放的不应该是我这个出身农村，从小就从事过农业劳作；参加工作后，一贯表现不错，即使是在“过苦日子”时期，都是先进工作者的人。
那么，我的思想又是怎样被打通的呢？一句话，我这个干部，是通过下放，与农民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而解决了这个思想问题的。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四眼狗’与‘落后分子’打交道的故事”：
下放到农村期间，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遇到本生产队一个被队长称为“落后分子”的年轻社员也在那里砍柴。他比我稍早些时间就砍好了柴，便坐在柴捆上拿眼睛盯着我。
不一会儿，我的柴也砍够了，就把它们收拢在一起，随手从旁边砍了一根小翅毛柴（一种树木名）当“绳子”，再把砍的柴一根根整齐地放在“绳子”上面，手脚麻利地柴捆好。我把翅毛柴尾巴扭成扣眼，将其头插进扣眼里将柴捆紧，再把“绳头”一扭一扭扭成“8”字后插进柴把中的一套熟练动作，都出乎那社员的意外，他不禁惊叫：“啊！没想到你这“四眼狗”（我高度近视，戴了眼镜）还有这一手呀！你过去砍过柴？”
他对我不敬，我也回以不敬：“不是吹牛，我砍柴那会儿，你这‘落后分子’大概还在穿杈裆裤呐。”接着我把自己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从小就砍过柴、放过牛、挖过土、插过秧等农话的情况，全都向他讲了。
真是“不打不相识”吧，我这个被他称之为“四眼狗”干部，和他被我讥为“落后分子”社员，也就这样拉近了距离，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于是，我弄请了他这““落后分子”帽子的来由和他骂我“四眼狗”的原因。
原来，捌玖年前他还是十七八岁的时候，他与一位驻队干部闹过意见。那位从写校门到机关门的干部，其实不懂农活，却自恃是干部、有文化，以为自己高明。他坚持“禾苖插得越宻赿能增产”的观点，强迫社员按他的“想当然”插秧。而农村出生的他，因耳闻目睹过禾苗插得过宻，结果往往不增反减产的实践，故而反对那干部的意见。于是两人“针尖对麦芒”，争得面红耳赤，还差点动起了手。那干部也就把一顶“落后分子”的帽子扣到了这青年社员的头上，把他当“思想保守落后”的典型进行批判，让他“割掉鼻子都出不得气”（当地土话）。所以，他也就对干部产生了偏见，说“当干部的，就是横蛮不讲理，其实卵都不懂，尽瞎指挥”。他还以偏概全，把所有的干部都看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连我这个下放干部也被他列入了“乌鸦”之中，自然对我这个本来和他无冤无仇的人也很不友好，骂我“四眼狗”。
当他把这些心窝子里的话都“掏”给我时，我俩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你讲的那个搞瞎指挥且横蛮不讲理的干部是不对。但是，你把所有旳干部都看成是那种人也不对。我告诉你，其实，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对他说，并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证明我的观点。
他笑了，说：“也是，我相信你说的是亊实。的确，世上还是好人多，干部当然也不例外，也是好的多。远的不说，就是眼前这位戴眼镜的‘四眼狗’，能和我这出了名的‘落后分子’都谈得来，就可以断定他不是一个坏家伙……”
从此，这位社员改变了他对干部队伍的评价，也改善了他与干部之间的关系。
我呢，也从这件亊上得到了一些启示，使我认识到，干部下到基层，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既是改善干群关系，干部带领群众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搞好各项工作的重要途径；也是干部本身提高思想觉悟，增强群众观点，巩固宗旨意识，改进工作作风的重要途径。我以那位驻队干部为镜子进行了对照。我这个从农村孩子成长起来的干部，当然不会在宻植问题上像那位同志那样搞瞎指挥，那么轻意给农民扣“落后分子”帽子。但自已也不得不承认，自从当上了囯家干部，特别是有了一官半职后，思想上的优赿感也就滋生了，觉得自已肯定比群众（含一般干部）“水平高”了。对群众和下级也就官腔官调多了，指手划脚多了，喜欢听恭维话而不愿听逆耳言了……。我想，这种状况假若继续发展下去，就将把自已摆在同群众对立的位置上去。而假若这样的干部一多，那就会使我们干部同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水火关系”“猫鼠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那可就危险啦！这样一想，我也就觉得自已被下放不冤了。不管是“锻练”，还是“改造”都是有必要的。就说“改造”吧，这个词虽不好听，但毛主席都说过“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还解剖过他自已的思想改造过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已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伟大领袖都这样，我算老几，就不需要改造了？
思想一通，行动也就积极了。我在朱家坪劳动半年多时间，岀工率比社员还高。社员因为家务亊多，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请假，而我和妻子，除了公社有时开会通知我们下放干部也参加外，其他时间我们每天上午下午都岀工，所以每个月我们都比社员岀工天数多。后来我被抽到县革委斗批改办公室（县委办公室恢复后我被分到该办公室）协助工作﹙我们是地区下放的干部，不是县里的干部，所以在他们县里工作叫协助工作﹚，我也没有“做客”思想，而是积极努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力把工作做好，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好评，把我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乐思想的‘五好干部’。在发给我的奖状上，还盖上了县革委会和地革委会两颗大印。
这就是我被下放农村，与农民（可谓“白丁”）交朋友所得到的收获。
有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于部，对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过，就觉得受了莫大的委屈，是“住了牛棚，受了罪”。殊不知广大的农民兄弟一辈子、祖祖辈辈无数辈子就是这么过的，其中许多农民住的，还不如你们讥讽的“牛棚”，吃的还不如我们拿着国家工资的下放干部呢。如果我们知识分子、国家干部，不自以为高人一等，不是用俯视而是用平视的眼光看待自己和农民，就不至于会对与农民一同住了几个月或几年时间，那么耿耿于怀，又是嘴巴常常说，又是拿笔写那些抱怨的文章。
还有，如今有些专家、教授，高高在上，严重脱离底层群众，所以说话、提建议很不靠语，引起老百姓反感、讨厌，甚至咒骂。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包括干部）与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非常必要，好处多多。
【文/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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