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陈丹青版实用主义之“活下去最要紧”

　　陈丹青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过一段非常雷人的话：“中国有自己的信仰，中国的信仰就是去他妈的，活下去最要紧，这个是很伟大的信仰。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这中国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最好的地方。就是什么东西他妈的有用咱就用，没用打倒他，结果翻翻还有用，再拿出来，就这样。”

　　一、如何理解陈丹青的“活下去最要紧”这句话

　　有学者认为，这句话对应的显然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最低级别的是生理需求，包括食物、水、空气、性欲与健康。对应现代社会，包括食物安全、水污染、空气污染与医保，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接下来的“安全需求”，包括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只能以活下去为主要目的，陈丹青的这句话本该从同情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只有批评谴责这一个角度。

　　有学者认为，陈丹青说的很对。吴晗说过：“历代封建王朝农民起义都只是为了一块土地。只要农民能活下去，他们都不会去造反（起义）。”能活下去，陈胜、吴广不会；能活下去，朱重八不会；能活下去，李自成不会。能活下去，数万万的农民不会。一旦连活下去都成为一种奢求，任劳任怨的农民就会揭竿而起，因为无论如何我TMD得活下去。你不让我活，我TMD拉着你一起死！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信仰其实就是这么一句话：无论如何,我TMD得活下去！

　　有学者认为，活下去的确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中国人的圆滑世故是为了生存，中国人喜欢群居这种方式，这样就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旦集体内部分布不均，便是考虑个人利益，而集体利益受损时，他们便不顾忌彼此的矛盾一致对外。这就是中国人的灵活，而这种“灵活”其实就是不讲原则。

　　有学者认为，这句话说的就是他自己。当年他去美国的借口是中国体制限制了他的发展，结果他在自由民主人权又毫无政治限制的灯塔美利坚，混了十几年，啥都没混出来，饭都快吃不上了，还要靠老婆养他，因祖父早年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他又白捡了个“中华民国”国籍，现在拿着台胞证跑回大陆，骂骂体制，骂骂政府，中国这不好，中国那不行，反而名利双收盆满钵满。

　　有学者认为，很少有人知道陈丹青曾在文革期间画过毛主席画像，就是为了表忠心？他这么干不是也是为了活下去吗？如果那个时候那就满嘴公知言论，让红卫兵批斗斗死了，他还哪有机会跑出来放嘴炮？他的经历恰恰说明了，去他妈的，活下去最重要！先要确保活得下去，活着才有机会说你想说的话。历史上诞生过灿烂文化的最终却灭亡的优秀的民族数不胜数，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契丹、印加帝国……然并卵，他们被灭掉了，他们完蛋了，他们没活下去。所以，今天有多少人能看懂埃及象形文字与契丹语？当年吃不饱饭活不下去时，那帮公知一个个都老实得很，现在能活下去了，倒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有学者认为，陈丹青在当下这个浮躁的年代称得上大师，但他其实只是媒体造势出来的大师。陈丹青博览群书，行走万里，对很多人来说，确实不容易。但批判国人最有一套的历来都是这些人，他们提出来的很多观点，从某一方面看确实有代表性，但然后呢？很多人很容易站在别人的立场别人的民族立场上去理解别人，却不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与自己国家民族的整个背景下去尝试理解中国人。陈大师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但很多时候说出来的那些话只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高级吐槽。中国不缺少段子手，缺少实干家。想象力丰富的不妨去写小说，一百年前的民国大师们也不是一口一个“中国人怎么怎么样……”

　　有学者拿图说话：横轴左边的国家更倾向“活下去就好”的价值观，右边则更在意“自我表达”。中国在横轴上的位置偏左。图是十年前的，再过二十年中国的多数至少会过临界点吧？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这个词被玩坏了。

　　有学者认为，解决生存问题是任何物种都要放在首位的问题，李泽厚梳理中国思想史时强调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思想史的核心脉络就是儒学，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按时代需要将儒学改头换面填充合适的东西来引领与控制社会思潮，这个实用主义由长期历史中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成所谓的“民族性格”。当然，他的重点还是在于对当下环境的不满。

　　有学者认为，生存下去的目标没什么不好，人还需要为什么生存下去的问题。如果能对这个问题有有意思的回答，那么层次已很高。目标的崇高与否其实从来不是最重要的，回顾历史，无数崇高的目标挂帅的时代往往是黑暗时代，反而解决具体而看起来现实问题的时代有可能是好时代。因此，去用目标谈理想或评论高低，是幼稚病，从陈嘴里出来并不奇怪。他就是一个大嘴巴，也有点感悟，但并不适合深思。人群的多样性是很大的，历史上就没有什么时候用一句“中国人如何”就能概括的。所以，一切类似的命题都是耍流氓。当然，的确是有一定共性的，但还是有必要回到前面，这个目标的高低不能也不会是一个人群的评价标准。牢骚容易，陈的这个话题太干，为此大写一通有点感觉不值。

　　有学者认为，陈丹青的本意是，中国人特别能忍耐，宁可没有尊严、虚情假意也要活下去，太没有血性，有鲁迅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起作用。也许这是文化的不同吧。东德也有黑暗时期，但后面又走回了正路。

　　有学者认为，有的人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节衣缩食，“总设计师”鼓励大力开放与开拓创新，也是为了让国人更持久的活着，所以必须这样挨苦日子。有的人为了活下去而背叛自己国家，甚至移民敌人的国度，阿谀奉承当汉奸，主人不宠幸了就灰溜溜的回来了，比如陈丹青为了活下去而当过公知！

　　有学者认为，这句话其实跟信仰一点关系都没有。是陈丹青的主观情绪，估计是表达对国内某种现象与制度的不满吧！各位只要感受一下这句话的爽度即可，不必当真。想想看，我们大体上在生活中谈论信仰的机会有哪些？国内宗教与各种制度催生的组织，大体上生活中信仰等同宗教。在中国，百姓中信仰佛教的有看不起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有看不起信仰佛教的，如果两户人家要结亲甚至都要先问下信仰对头不对头。有时有婆家信佛，娘家信主而导致婆媳矛盾的事件发生。国人的多数信仰有搞笑的氛围，比如丧事喜办的葬礼。

　　有学者认为，国人倒是认为很多知识分子只会口嗨而不能实干，但如何实干？谁敢实干？在家里刷剧不香吗，在一些方面挣些钱活的愉快点不香吗？陈丹青说的是实话。但在和平年代，大家更是自顾自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贫穷的集权社会，绝大多数国人自己基本没政治权，既不能参与也参与不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成为规则的制定者。理性的讲只能啥来钱干啥呗！当然，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只是程度不一样，我国人多钱少当然水深火热干啥都抢。自近代以来，国人都穷怕了，日子都过不好，还谈狗屁理想主义？！有一些畸形的东西都是“正常”现象，但有些不好的事落在一些人或你我身上都难免会感到愤怒与委屈，陈丹青愤怒的是这些踏踏实实的令人不安且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感性、集体、世俗与台湾年青一代那种“小确幸”,本来是一种人格,只不过中国这样的人比较多。人格比较独立的要么被父母扳歪了,要么被家族扳歪了,要么被环境扳歪了,整个社会就这样一代一代演化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由“小确幸”的阶层与善于统治的统治阶层合力,创建起的这么一个超稳定结构社会。下层人放弃了人格只留下了“小确幸”或小富即安,上层人得到了一切的控制权与稳定,这个交易是整个民族共同签署的契约。好的角度讲中国人是传统的而且有人情味,往不好的角度说就是僵化与缺乏理性精神。有得有失,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让西方人这么活,得疯掉不少,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安全舒适的活着,幸福满足“小确幸”。没有西方人那种独立人格,自由意志,人格实现,中国人会觉得这个就是没长大,这种思维一百多年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估计以后还是,这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与喜好,舒服安定“小确幸”。

　　二、“活下去最要紧”的事实判断

　　无论古今中外，一旦工作不再稳定，不再让人随意挑选，机会不再那么多，人们只能选择不再追逐梦想，而是脚踏实地地选择“活下去”。

　　2020年疫情的蔓延不仅对个体造成打击，也使企业面临重创。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有些积累了几年甚至几十年财富的公司就轰然倒塌。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的阶段，许多福利并不完善，尤其是医疗方面相较于像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差距。因此，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中的大部分人只要患上大病，医疗费用与医疗资源就有可能将整个家庭的生活拖入深渊。房产作为我国重要的实体经济载体，在人的一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时需要学区房，长大了需要婚房，往往一套房子就是几十万。如果没有家人的帮助，就只能背负着几十万的巨额银行贷款生活下去。在这种重担之下，你按部就班地挣足了钱还给银行时有可能早就老了。这种情况让人不禁疑问，为什么无论积累多少财富，最终都无法保值或降低损失，只能选择“活下去”，熬过这个困难时期。

　　先做到“活下去”，然后再谈人生理想。在生存问题迫在眉睫时，个人只能选择解决温饱。在当前局势下，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摆正我们的态度，先做到“活下去”，然后再谈人生理想并为之奋斗。因为只有“活下去”，才会有无限可能！在这个时代，人们面临着各种压力与困难，但只有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才能去追求更高的目标与理想。财富的积累重要，但在面对生命危险时，保住性命才是首要任务。现在的局势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种机遇。在困境中，人们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生活的本质与自己的价值观。对个体来说，首先要做的是保持积极的心态，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与热爱。同时，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与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也需要给予个体更多的支持与关注。政府能采取措施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减轻人们在医疗方面的负担。同时，也能通过政策引导，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创业支持，从而增加财富积累的可能性。活下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与人生哲理。在面对困境时，人们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目标。活下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与人生哲理。只有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当前局势下，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只有在“活得下去”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去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与理想。

　　“信仰”，听上去像是个很高级的词，比如电影《勇敢的心》里的华莱士在断头台上用生命呼喊的“自由”，甚至只有为之付出足够的努力而换来的才值得被叫做信仰。活下去，是每个生命最基本的需求，能算作信仰吗？如果非要去探讨其合理性，有可能这种定义确实无法成立。但“中国人的信仰是活下去最要紧”，好像很能说得通。但到了现在，“活下去”改成了“谋生”。

　　曾看到一个视频：一个老者，在大街上找零活。上前一问，他很乐观：今年73岁，以前是木匠，现在想出来挣点钱，可做家具的手艺用不上。年纪大了，会的也不多。每天徒步近一个小时到人市上盼着被人叫去做工，能挣一点是一点吧！在外面他一点都不抱怨，可回到家泪如雨下：家里三个单身汉，儿子腿受伤无法务工，孙子有智力缺陷，儿媳跑了。全靠他一个人养活。他说自己没低保，出门要有人问年纪了，他得说63岁，不然没人要……不说73岁，就是63岁的城里人大都提笼架鸟，遛狗下棋。可他却要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奔波。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槛上，国人把满足基本需求当做“信仰”确实太“儿戏”了，但这又是不是官宣信仰“不及格”的一种原因？

　　三、“活下去最要紧”的价值判断

　　“活下去”不是信仰，而是动物的本能。凡是动物都有“活下去”的本能。著名画家陈丹青将“活下去最要紧”并夹杂着粗口说成中国人的信仰，实际上是陈丹青认为国人没有信仰，国人没有信仰的这种生活方式可悲可怜可叹，离合理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还很远。表面上看，陈丹青似乎在骂国人没有信仰。实际上陈丹青是在悲悯多数国人生存的艰难。当人们只能为了活下去而奔波时，信仰就是奢侈品。连活下去都成了多数国人“最要紧”的事，那么有信仰的、合理的生活与现代文明就远离我们了。实事求是地说，对多数国人而言，活下去的确是最要紧的。因为，有很多很多偶然的事与很多很多必然的事让国人面临着活不下去的艰难。无论你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绝大多数国人只要一场大病，瞬间就能将之前相对稳定的生活带进深渊，让你求生不得，让你唯有一死方能解脱。这是不难理解的。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只要你想有自己的房子，那么这一辈子你就要在几十万、几百万的银行贷款的重压下生活。你不能生大一点的病，你不能长时间的失业。你只有挣足够多的钱将银行贷款还掉，才能有相对的轻松——但那时你已老了。校长曾在一个大会上说：现在被开除公职简直是太容易了，有太多机会被开除公职了。我们先是笑，笑完后的我感到一丝寒意。为什么被开除公职变得那么容易？被开除公职变得很容易说明了什么？我想，这只能说明有公职的人，长期被称为拿铁饭碗的人工作的稳定性大大下降了，铁饭碗渐渐变成瓷饭碗，一砸就碎。已在开展与即将开展的县管校聘就是将教师的铁饭碗变成极易破碎的瓷饭碗。“活下去最要紧”正在成为公职人员不得不面对的生活。没有公职的人从来都是“活下去最要紧”。就连世界五百强的万科都在不久前宣布“要活下去”的经营理念。芸芸众生更不必说了……今天晚上与老同事去周边喝茶吃饭，好多熟悉的餐厅茶馆都关门了，“旺铺转让”成了都市最高频的词组。多数国人活得太累太苦太艰辛太不稳定，一场大病就能打垮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一套两居室就能透支一个家庭，甚至几代人的未来人生；一个偶然的错误就能让你丢掉公职，一个偶然的疏忽就能让你丧失所有的财富。穷人穷得勉强活着，富人富得无安全感（莫名的错误就会让财富化为乌有）。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你都随时面临着难以活下去的境地。于是，陈丹青用“愤怒”与“悲悯”来表现自己认为的国人的生存状态：活下去最要紧，这样的生活该“去TMD”。

　　支撑“活下去最要紧”这句话的是一种实用主义价值观，什么是实用主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有用即真理。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实用作为判断事物对与错与好与坏的准绳，至于什么思想、理论、真理、客观规律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这个东西在个人的行为中是否有用,有用的就是真理,没用的就能不屑一顾。实用主义有哪些特点？近功利,忽远效,崇便利,轻道义,惟计满足,不择手段……实用主义最早起源与流行于美国，甚至成为美国的一种官方性质的哲学，西方列强一直在对我们搞颜色革命，实用主义就是他们输出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不是空洞的，它有很深刻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它的基础与本质实际上就是个人自由主义。每个人都把个人的绝对的自由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利己的，自私的，认为要实现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就必须要有个人的自由。大面积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就是这种思想。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不就什么对我有用，什么就是对的，什么对我无用，什么就能扔进垃圾堆了嘛！比如，就拿国家这个概念来说，很多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民众并不会认为国家有阶级属性，他们会认为国家仅仅是作为一种第三方的力量，在保证个人自由、维持公共秩序、保障社会安全方面是必要的，但如果过分的限制了人们在生活与行动方面的自由，那么它就是“罪恶的”。所以，国家与政府的作用也主要是为个人的自由服务的，这种管理民众的权力必须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以内，“管得越少越好”、“越安静越好”，没有什么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与社会利益一说。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疫情为什么那么拉胯？香港的疫情为什么也那么拉胯？其实背后的本质是一样的。大家都以个人的利益与自由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就无形中把国家在这方面的职能给消除了，他们接受不了封城这种在他们看来有损个人自由的事。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不认可一项措施时，这事你就不可能办得了。上海也有这种因素，一个小区里如果是自己感染了，那么这个人会主张居家隔离，因为方舱条件太差了。但若反过来，比如是小区别的人感染了，那么他就会主张去方舱隔离，因为怕被这个感染者传染。官僚主义者很多时候信奉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也是实用主义原则，因为对上更有用，对下则有可能承担责任。你看，背后都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当然，这只是部分有代表性的那种精致利己主义者，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全国，绝大多数群众那种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与军事化管理的觉悟是非常高的。

　　追求个人的自由有没有错？当然没有。新中国坚持民主科学搞生产搞革命、搞建设，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每个人的自由。共产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什么？就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自由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每个人都用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武装自己，都信奉“有用即真理”，都以自身的功利主义来衡量是非对错，忽视客观真理的重要意义，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掌握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才能在这种实用主义下获得他们所谓的“自由”。对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占绝大多数人口数量的无产阶级来说，是不可能获得这种所谓的“自由”的。很简单的道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有资本家的剥削自由，实际上就没有工人的不被剥削的自由。个人自由主义鼓吹的个人的精神自由与思想自由等等，事实上在无产阶级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的劳动、精神都被异化成了可供买卖的商品，无产阶级则更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直接沦为工具与社畜，那么这种所谓的“个人自由”还能从何说起？因此，我们不是不要自由，而是我们要的是所有人的自由，而不仅仅只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自由。就好像毛主席说的，我们不是不要功利，而是我们要的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功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一段话：“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与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与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与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他们的社会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要把人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而不是什么人性自私。否则，如果人人持有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被少数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利用，导致局部利益代替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代替长远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代替多数人的利益。马克思在谈到自由时也要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即所有的人都要有自由，“一个也不能少”。

　　作为一个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国家，实用主义者是不会承认自己信奉实用主义的。他们会用马列的一些基本原理对实用主义包装与修正，比如强调实践与行动。这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被无数事实与行动证明了的真理。但它是真理是一回事，你片面地强调这个真理有时候往往是另一回事。比如：有一个人长得很丑，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另一个人跑到这个人面前，指着人家的鼻子说“你长得可真丑”，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前者是一种事实，后者则有可能是一种人格侮辱，这是两回事。同理，强调实践检验真理这没有错，这是一个普遍的客观真理，但如果你强调的实践，是轻视了客观规律的实践，轻视了在理论指导之下的实践，轻视了实践的主体是千百万的人民群众，那这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毛主席说过：“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靠主观的夸张，而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就是明确了实践的内涵与实践的主体。只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否则就是盲目的实践；同时，只有以千百万人民为主体的实践，才是我们追求的实践，否则就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实践。我们到底要哪种实践？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吗？事实上，实用主义者口中的实践，更准确地说叫有用。他们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质内涵是：有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到底,实用主义哲学轻视理论、轻视知识、轻视客观真理。它认为一切学说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是否对我们有用,有用的就是真理,有几分用,就有几分真理性；理论并不是解疑释惑的答案,而只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讲真理的人是傻子、是要吃亏的,只有随机应变与临时应对才不会吃亏。毫无疑问,实用主义哲学很容易引诱人们不去深入认识事物与把握规律,更不会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这就会使得人们与整个社会缺乏理想,而显得肤浅、短视与急功近利。真理一定是有用的，但有用则不一定是真理。就好像侵略一样，它是有用，但侵略是真理吗？中国特色公知奉行的实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维作祟，他们的实践以个人经验、局部利益为指导原则，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样子，其实不过是为了少数人的实用而抛弃对真理的追求。

　　四、向实用主义投降的公知活该被污名化

　　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窦文涛曾问陈丹青：“我们在网上征集问题，还有人问陈老师一个问题呢！有人说我想问问丹青老师，你多年前一直说这个美国好，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有问题，孩子被扼杀等等，但你看现在出去留学的都回来了，对吧？全世界都看着我们中国呢。美国你瞧现在都闹成这样，对吧，你现在还怎么说呢？”陈丹青举起双手：“我投降，我不争，这些问题我不想争。”

　　不仅如此，陈丹青曾放言“我们在国外都是奴才”，现在却说“中国梦慢慢在实现”，“美国梦其实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陈丹青，当代的意见领袖，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因其言语狂放，观点犀利，被很多年轻人崇拜，甚至誉为当代的鲁迅。谁能想到，面对现实，陈丹青也不得不举手投降。

　　陈丹青在1978年以英语成绩零分专业高分被中央美术学院破格录取的，后来以《西藏组画》火爆画坛，成为著名画家。1982年，陈丹青移居美国后给画廊画画。2000年，陈丹青接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任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当年报考陈丹青博士的24位考生中，5名入围，但因外语不过关全部落榜。陈丹青自己是以零分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今天偏偏不行了。僵化的教育体制让陈丹青愤怒异常。2004年末陈丹青递交辞呈：“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与不愿适应。”

　　陈丹青辞职以前自称“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个人的价值观，这在中国，非常难”，此后就华丽转身为一个著名的公知，用自己的笔与嘴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意见。从一个画家变成一个公知，陈丹青确实比较大胆，敢于公开表达自己思想与观点，对社会多取尖锐批评。在很多人的眼里，陈丹青是个永远不合时代合作的人。用陈丹青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只是一个暂时还没有学会说假话的人”。“刚才有房地产杂志采访我，让我为他们的杂志题字，我就写：房地产=官商勾结。”“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很满意吗？您对野蛮拆迁很满意吗？您对医疗系统很满意吗？假如您诚实地告诉我：是的，很满意！很开心！我立即向你低头认罪：我错了，我改，我脑子进水了，我对不起人民，我要重新做人，封我的嘴，然后向你们好好学习——这样行吧？”“真正介入社会，无孔不入的人，是商家与政客，数钱，弄权，社会的所有缝隙早被他们占有了。”

　　陈丹青对教育、城市、影像、传媒等文化领域、社会诸多现象有独到见解，敢于放言高论，是有批判精神与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对陈丹青的评价自然也是两个极端，有的称赞陈丹青是一个现代中国以理想主义精神深刻思考的坚定先行者，有的说陈丹青没啥本事就会嘴炮。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教授王华祥就看陈丹青不顺眼，想对现在活着的“公知”陈丹青默哀三分钟，“去美国进入不了美国，进学院进入不了学院，学传统进入不了传统，吹当代进入不了当代，扮公知但却是伪知”，“陈丹青在这个世界里，最多只是个很会包装自己的艺术票友”。王华祥与陈丹青都是艺术牛人各有千秋，陈丹青肯定不如王华祥的是高考培训班。王华祥是体制内的，陈丹青是体制外的，王华祥质只敢批陈丹青，不敢批陈丹青批的人与事。如果说陈丹青是愤青，那么王华祥就是犬儒。陈丹青是公知，但不是完美无缺的。陈丹青的问题在于，过于崇拜民国范儿与崇拜美国。

　　2000年“民国热”昙花一现，陈丹青对“民国范儿”的力推更是将这股热潮奔涌而来。在陈丹青眼里，民国简直就是理想国，“报纸可让私人控股，新闻能批评政府，大学能学术独立，学生能上街示威，群众能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陈丹青对民国情有独钟，有可能与自己的出身有关系，陈的爷爷是黄埔军校的。陈丹青的眼光始终离不开民国的大师精英，对民众很少谈及。谈民国不能离开一个事实，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的民国，战乱饥荒民不聊生的民国。陈丹青主要是对现实的失望，从而对民国充满期待与温情，寻找一种路径。

　　陈丹青回国后在各种演讲论坛中都是以欣赏崇拜的口气谈论美国，比如“我母亲现全靠美国的福利制度生活。她每个月最低有700多美金的收入，所有的医疗都免费，比中国的一个白领收入还要高”。美籍画家丁绍光说过：“陈丹青在美国的情形我们都了解，吃老婆的软饭，找不到北”；“陈丹青现在江郎才尽画不出来了，如果他在纽约，根本没有他说废话的地方。但在中国，却被他用作遮掩自己‘性无能’的借口。所以，中国不是荒废了他，而是让他得以继续保持口头的‘雄起状’。陈丹青是个聪明人。但从更聪明的高度说，他也怪无耻的。”陈丹青只不过就是过于美化崇拜美国，对国内同行只是恨铁不成钢。

　　结论：陈丹青版实用主义价值观的自我救赎是回归鲁迅

　　陈丹青推崇鲁迅，“至少，我本人，在鲁迅的言说中所能学到的，远远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艺家、文论家的教益。”“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孝顺善良心软”。陈丹青眼里的鲁迅，“在我能读到的民国文艺言论中，鲁迅是一位最懂绘画，最有洞察力，最有说服力的议论家，是一位真正前卫的实践者”。在很多同行眼里，陈丹青就是新时代的鲁迅，但陈丹青最清楚当代根本不可能有鲁迅。陈丹青说得非常直白：“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与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陈丹青自己也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并写文章肯定他们，立刻有年轻人痛斥是无耻之尤、被招安。陈丹青最后也举手投降了，转而讲“中国梦”，顺便否定一番“美国梦”。陈丹青永远也不会是鲁迅，“鲁迅这样的物种，灭绝了”，但陈丹青念念不忘的是“救救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