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热点新闻反映两个特权思想大有市场

　　最近，有两个热点新闻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一个是6月16日发生的一位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驾驶黑色牌子的车停在路中央影响别人的通行，当别人和她交涉时，她傲慢地说“你懂什么叫使馆车吗？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

　　一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派头。

　　另一个新闻，据奔流新闻消息，6月21日，有网友发布视频，一大学教授在杭州一水库游泳时被制止。教授自称“亮出我的身份吓死你”。

　　视频显示，一名身穿工作服的男子和一名光着上身的男子对话。

　　光着上身的男子说：“这里不让游泳？你们的规定是错误的”、“我这是正义的，是强身健体”、“水库我都游过”、“说了我的身份你就吓死了”、“农业农村厅某某是我朋友”等。

　　好家伙！这得多大的官啊?说出他的身份就要将对方吓死！难道此人也有“游泳豁免权？”

　　此事上热搜后，6月21日，浙江工业大学离退休处发布通报称，“我校退休教师杜宝印在水库游泳，不听劝阻并与工作人员发生争论”的相关事件引发网络关注。事件发生后，离退休处第一时间联系教师本人核实相关情况，杜宝印对自己的不当言行进行了深刻反思，全盘接受广大网友对其提出的中肯批评，并诚挚地向广大网友道歉。

　　这两个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虽然事后都进行了道歉，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

　　这反映了网络舆论力量的强大，别管你与洋人干事也好，你认识多大的权贵也罢，在正义的人民群众面前，都得败下阵来。

　　但是，这两个热点事件，却反映出崇洋及洋奴心理和封建特权思想在改开后的今天，却有了一定的市场。

　　我们先说第一个事件。应该说，“使馆车”、“外交豁免权”这些词句都属于闪亮的洋招牌，一些中国人借助这些洋招牌在中国大地上耍蛮横，这样的事情由来已久。最严重的时期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哪个时节，只要能同洋人挂上钩，不管是买办还是二狗子，都可以肆行不法、欺压百姓，可以在神州大地上横冲直撞。

　　但这样的历史已经被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彻底颠覆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三十年，被打跑了的洋人面对新中国既仇视又畏惧，即便再次回到中国，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骄横和霸道了。

　　有资料显示：1987年美国太平洋舰队访问青岛的时候，美国方面发给其士兵的手册须知上明确写明，中国是一个有死刑并执行死刑的国家。

　　这个意思是在警告美国士兵，要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要老老实实地不得越雷池半步。对比当年民国时期的“沈崇事件”、“武汉景明大楼舞会事件”，是何等的巨变啊！那个时候中国人在洋人面前是平等的，是挺直腰杆的。

　　改开后，洋人以及洋招牌的优越感在中国再度死灰复燃，具体表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大家眼睛都不瞎，几十年来耳闻目睹已经够多的了。

　　大家还记得吧，疫情期间，上海公交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大妈上车时就没有佩戴口罩，公交司机多次提醒也拒绝佩戴，就算民警到达现场，大妈的态度也依然坚决：不要叫我戴口罩，我不戴！并且用上海话大喊：我是美国人！

　　她认为，“我是美国人”就可以违反中国的规定，就可以不佩戴口罩，这就是副洋奴心理，认为“我是洋人”就高人一等，就享有不遵守中国法律的特权。

　　再说这位某国际组织的秘书长，她本来就是位中国的官员，并不是外国使馆人员，在中国她并不享受“外交豁免权”，就是因为她开一辆挂黑色牌子的“使馆车”，在她的心目中，我开使馆车，我替洋人办事，就可以享受洋人的特权。

　　别看她是一位副厅级官员，其实她与上海那位拒绝佩戴口罩的大妈是一样的洋奴心理。

　　如果仅仅是体制内司局级干部，这个人在北京首都可能还不敢这样放肆，只是因为她还有着另一种特殊身份，她是为洋人服务的，于是就趾高气昂了起来，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了，就敢于在中国的老百姓面前飞扬跋扈了。因此，这场闹剧中的主角所表达的是其内心世界里的中西方关系，所表达的是深层的思想情结与价值逻辑。

　　有网友指出：类似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绝非个例，出现这样的闹剧也不是什么意外事故，而有其政治与社会的必然性。这个事件再一次证明，在洋招牌与洋人面前，一些中国人在精神上仍然不能独立，他们的脊梁仍然不能直立起来，其洋奴心态依然根深蒂固，渗透到骨子里而不时地要发作出来。

　　现在，以美西方集团为代表的洋人正在欺负中国，有这种洋奴和崇洋心理的人大部分是体制内外的权贵阶层。反而中国的普通百姓和底层群众却敢于愤怒地诘问，外国人怎么了，难道在今天的中国，外国人还可以凌驾于中国老百姓之上而享受特殊的照顾与特别的权力吗？

　　互联网上广大的网友却代表的是正义的声音和强大的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需要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要靠这种强大的正义的力量，有必要在中国再进行一场新的思想启蒙与解放，推动和促使一些人从“外国人的权力高于中国人”的神话中再次解放出来。

　　现在，中国社会上明显存在两种特权倾向，一种是洋人特权，这是因为有一些人的崇洋和洋奴思想的存在所致，另一种是封建特权思想。

　　前面所说的那位大学教授，“说出我的身份吓死你们”。此事件并不是这位大学教授有多大的特权，而是他有一位在“浙江农业农村厅”的一位处长朋友。

　　仅仅是认识一位处长朋友，就说出如此的“吓死你”的大话。这与当年的“我爸是李刚”是一种特权心理。

　　《南方都市报》于2009年10月14日还报道过这样一件新闻：

　　国庆黄金周期间，敦煌莫高窟著名旅游景点藏经洞，一名中年妇女在伸手触摸1000年前的西夏壁画时，被一名19岁的女讲解员制止。妇人顿时大怒，拂袖而去。不料顷刻即回，在两名壮汉的簇拥下径直走向那位讲解员，打了她两记耳光，同时口出污言。在接受民警询问时，该妇人的丈夫说：“你们不要浪费警力，这里不就是一个景点吗？不就是一个小服务员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几分钟的一个小事，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此人原来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二师221团副团长陈伟。此事发生后，该兵团农十二师党委决定，免去221团副团长陈伟、221团医院党支部书记于富琴夫妇两人职务。

　　这些事件反映的都是官员中的特权思想。

　　特权思想是指一种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的权力观念，即“法外之权”。这种思想衍生出的行为被称为特权现象。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存在，会导致不受监督的特殊领导、特殊部门，特殊人群不受制约的特殊权利、特殊利益、特殊待遇，助长权力崇拜，疏远干群关系，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滋生腐败问题，破坏政治生态，损害党的事业。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的产生，首先源于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根本宗旨上出了问题，对权力的本质属性认识错误，把权力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发家致富的“帮手”，而非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其次，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不健康因素，比如官本位思想、好面子文化、庸俗人情观等，给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

　　正是一些官员中产生了这一特权思想和行为的存在，这才引发了一些认识官员和与官员有特殊关系的人，才敢在群众面前说出“我爸是李刚”、“说出我的身份会吓死你”，这属于借用特权而沾点特权的光。

　　新中国成立后，教员借鉴历代政权的兴亡教训，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一告诫把执政后反对特权的课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高度，振聋发聩，必须引以为戒。

　　特权行为也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