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对政治过敏者卷入历史垃圾时间后如何自处？

　　涟水中专的姜萍还没参加阿里巴巴数学决赛就已有被捧杀的危险，参见《世说新语》里的毒舌陈韪所谓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有《伤仲永》里的神童成年后“泯然众人矣”。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违背经济规律而个人又无力改变的必然虎头蛇尾的历史阶段可视为“历史垃圾时间”。就像篮球比赛，如果双方实力越悬殊，比赛的垃圾时间就会越长，但比赛基于规则还得玩到底。刘翔同理，姜萍也无权例外，“三十年走完三百年”的改开派亦然。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只能暂时阻碍而不能无限停滞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是第二位的。在米塞斯眼里，经济规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眼里就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引导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会有大人物出于某种原因（如无知、贪婪与权斗）而选择性地忽视或违背这样的经济规律。在阶级社会的这种“历史垃圾时间”里，社会的发展步伐越来越沉重而缓慢，资源的错配导致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下，体制外的创新能力越来越被压抑，法治不公有增无减，直至整个生产体系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个体在这样的环境里往往会不知所措或无能为力，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却走偏的经济体系，单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扭转乾坤的。比如脱胎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的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基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的个别国家试图以中央计划控制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结果却导致资源的浪费与社会发展的停滞，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当然，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至少在市场经济的潜能尚未释放殆尽的当今中国，发挥计划经济的长处切忌矫枉过正而过犹不及。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试想，当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少壮派”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陈独秀有否可能将共产党带偏为“杂志党”？毋庸讳言，现在的联合国上三常主导的国际社会正在走入老人政治框架内的历史垃圾时间。较之于米塞斯总结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垃圾时间”，这显然是历史走向某种极端政治的不祥之兆。老人政治迟早会终结，这样的拖沓能否从历史垃圾堆里提出来及时修正？不是退休的老人干预台上做事的，而是老人根本就要离开政治，这里的老人的年龄在55至95岁之间。原因主要有两个：生理偏见与时代偏见。历史一再证明，28至35岁的完全有能力掌握最高权力并在完整的体系下做出应有的杰出决定与成绩，所以年龄与经验都不是问题。问题主要出在体制，35至45岁完全是掌握最高权力的黄金时间，45至55岁是这个黄金时间的延续。老人首先是生理上的缺陷会导致次等的甚至错误的决定，掌握权力与财产而生理上衰退的老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变态的，生理上的疼痛、精力的缺乏、对权力丧失的恐惧与对安全感的变态追求都会导致其自私、无能、在重大决定中判断失误与反应迟缓而错过最佳时机。年轻人尚且在饥饿时难以集中注意力工作、困乏时不能做出敏捷的反应、性饥渴时难以学习跟性完全不搭边的理论，拖着疲惫的、衰老的身体领导复杂的、庞大的国家难道不是一件艰难的、不能胜任的事？影响老人政治的还有时代偏见，每一个人都活在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自己的经验里，而老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活在过去50至60年的时代经验里并一口咬定这就是当下治国理政的不二法门。但我们的时代进化得太快，他们终将跟不上自己的时代，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本该及时“功成身退”。用过去的牢笼套在年轻人的头上，年轻的一代不觉得痛苦吗？时代不会因为他的无上的权力而被拖拽向后而失去原有的速度吗？一个政体究竟由有经验的还是精力充沛目光敏锐的来领导，取决于儒家“中庸之道”那种平衡。当今世界各国绝大多数是被60与70岁的老派政治家甚至政客领导的，这难道不是一种明显的偏离平衡的治理模式？如此偏离平衡不可能是最优解，偏离得越厉害则害处越大。

　　先后由王安石与司马光主政的北宋也曾经历类似于“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争的历史垃圾时间问题，大名鼎鼎的“三苏”就摊上了这样的历史阶段。面对历史垃圾时间，“三苏”里死的及时的苏洵的两个宝贝儿子是怎么熬过去的？苏洵对政治过敏自不待言，不同程度地卷入政治纷争的苏辙与苏轼呢？1057年，19岁的苏辙与哥哥一同考中进士，在汴京城中一时传为佳话，连文坛盟主欧阳修等一众大佬也纷纷称赞他们的才华。较之于文学成就更突出道德苏轼，苏辙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影响力更大。少不更事的苏辙意气风发，想去看看名山大川与英雄豪杰，所以写给太尉韩琦的信一出手就是文学史上的千古名篇，“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四十七年后苏辙被罢官，回到颍川定居。据《宋史》记载：“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近）十年”。苏辙在诗中叹道：“少年高论苦峥嵘，老学寒蝉不复声”；“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心似死灰须似雪，眼看世事亦奚为”……当然，名气更大的苏轼更难例外。

　　1069年，30岁的苏辙上书神宗呼吁变法，认为大宋朝廷已陷入财务危机，当务之急是解决“钱”的问题。“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苏辙认为，朝廷要走出财务困境就必须减少支出，解决沉疴已久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苏辙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第一，减少官员数量。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员最多的朝代，神宗时期官员数量已超过2万4千人，尤其是文官集团在长城一带边患最严重的时期架空武将瞎指挥的问题最为离谱。庞大的官僚集团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以至于社会这艘船“载不动许多官。”宋朝的科举录取人数远远高于前代任何王朝，给整个社会一种通过教育能实现阶层跨越的错觉。高官子弟们享受特权而不通过科举就能进入官场，平民子弟如果应考多年仍屡试不中也有机会在科举中得到特殊照顾。苏辙认为应减少特权与福利、裁撤冗员并逐年减少进士数量，遏制官僚集团的不断膨胀就能把钱省下来。第二，裁撤冗兵。宋朝有百万大军，但战斗力极其低下，遇到战事常常不堪一击。其中战斗力最差却最花钱最多的是禁军，战斗力最强却最花钱最少的是边军。一个禁军的工资相当于一个边军的三倍，一个边军的战斗力相当于一个禁军的三倍。苏辙认为应有策略地逐渐减少禁军数量（比如退休、死亡者不再补充），把钱花到刀刃上。第三，减少浪费。苏辙认为朝廷赏赐无度而宗室花费巨大，统治者花纳税人的钱大手大脚、毫不心疼，这种浪费必须遏制。苏辙的改革思想远看像王安石近看像司马光，后来越来越像现在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上台后的一系列极右措施。面对阿根廷的财务困境，米莱的杀手锏之一就是大刀阔斧裁减公共部门减少公务员数量。苏辙不仅强调财务问题的严峻性，还主张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这让同样聚焦财务问题的王安石把他引以为同道，安排他进入改革部门共襄大业。但苏辙的方案的要害在于节流而不是开源，即使建议朝廷向农民提供贷款，苏辙也主张不以盈利为目标。儒家呼吁政府不“与民争利”并非蔑视商业，而是官府进入市场带来的问题。商家的权益没法保障，普通商户怎么跟官府斗？官府进入市场后常常会垄断某些行业，消费者的权益亦无法保障。官场的最高利益是权力不可能为了利润而为消费者服务，有其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往往价高质劣。神宗时代政治精英的共识是改革财政，但手段是开源还是节流？重点是增加朝廷收入还是保障民生？这是新党与旧党的根本分歧，也是苏辙与王安石的根本分歧。一个人的思想往往足以决定他的命运，王安石主政时抱怨经济政策太激进，司马光主政时又抱怨经济政策太滞后，新旧两党的观念分歧更注定了“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毕生的颠沛流离。

　　青苗法草案刚出台时，王安石就拿给苏辙征求意见。苏辙认为朝廷做借贷生意的风险太大：“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官吏放贷难免有人上下其手，农民借到钱难免有人冲动消费，到了还钱日期又难免有人没法按时归还。为了催债，官府难免诉诸暴力手段，副作用当然是鸡飞狗跳麻烦不断。听到苏辙的质疑，王安石表示“高度重视”，还让他有新的意见一定要及时反馈给自己。但后来青苗法还是匆匆实验之后又匆匆上马了，相关的技术争论也逐渐变成了立场之争、权力之争与派系之争，最后甚至变成了帝王针对群臣的服从性测试，反对派们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被逐渐边缘化。仁宗一朝，君臣共治的宽松氛围留下了大量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张方平、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苏轼、苏辙……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如此人才济济，但这些名臣几乎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当然，神宗要的不是君臣共治而是大权独揽，不是有思想有才能的能臣而是听话的工具型官僚。

　　在北宋，盐、茶、酒、香、矾等一切最赚钱的生意都是由朝廷垄断的，这也是西汉《盐铁论》之争延续的经济政策主流。实践一再证明，在生产资料的分配环节，官多一点或商多一点都不如民多一点。为了增加朝廷收入，王安石加大了对贩卖私盐的打击力度。他认为，严刑峻法一定能让百姓不敢走私。苏辙则提出反对意见：法律本来就够严格了，贩卖私盐者死。再加大打击力度，只怕会引发百姓的暴力反抗。走私是不可能禁绝的，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总有人要追求高利润，也总有人为了活下去铤而走险。与青苗法一样，王安石看到收益的地方，苏辙看到了风险；王安石看到了朝廷机器的威慑力，苏辙则看到了百姓生计的艰难。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苏辙出身农村，比官二代王安石更熟悉农民的真实处境。苏辙的这些反对意见，当然不合领导心意。朝堂上呆不下去，他只好自我放逐，申请调到地方上做官。在地方上，他看到的景象是：旱灾之下颗粒无收，一些百姓为了活下去贩卖私盐，结果连家里的婴儿都受到了株连。“海边唯有盐不旱，卖盐连坐收婴儿。”“自从四方多法术，深山更深逃无术。”“恢恢法网”没有放过那些贩卖私盐的农民，光是杭州一地，一年就抓捕了一万七千多人，“恢恢法网”也没有放过苏辙本人。1097年，苏轼因为作诗诽谤朝廷被抓捕审讯，苏辙也因为“知情不报”而被降罪，被贬谪到荺州负责监盐酒税。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市场上卖盐、卖酒与向小商贩们收税。他不得不通过自己最反感的“与民争利”完成原定的工作指标：“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就像一名菜市场小贩，每天周而复始、累死累活。苏辙在荺州收入低微，要照顾一大家人的生活，还要照顾苏轼的家人，他因此而负债累累心力交瘁。神宗去世后苏辙重返朝堂而叫停了朝廷对四川一带的茶叶垄断，理由是茶叶生意是很多老百姓的生计，一旦发生旱灾，老百姓只能靠走私茶叶讨生活，官府严厉执法打击走私而有官逼民反的风险。讲百姓有多惨没有用，讲自己的亲身观察与体验也没有用。统治高于一切，一讲到官逼民反的风险，激进与滞后的君臣都很快就能达成共识。

　　作为“旧党”中的一员，苏辙的一生的关键词是“贬谪”。他子女众多，一大家人追随着他颠沛流离，一些家庭成员如儿媳、孙媳甚至死于贬所。“前后三迁，奔驰万里。瘴疠缠绕，骨肉丧亡”，他觉得很对不起家人，是自己连累了儿女。在一年年的政治倾轧中，在一次次的贬谪中，哥哥苏轼去世了，苏辙的朋友们也陆续去世了。其中很多人，死在了被贬谪的偏远地区。他们与苏辙一样，曾是帝国朝堂的名臣而以天下为己任，在政治斗争中也都沦为“保守派”罪臣。苏辙与其他人的区别也许是他活得够久，寿终正寝之前见证了四代皇帝的统治。宋徽宗上台后，任用蔡京为相，迫害元祐党人。要求各地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兄弟、苏门四学士等一大批人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让全国人都唾骂这些“奸党”，还规定元祐党人的子弟不得在京为官。苏轼兄弟等“奸党”的文集也被禁毁，抄写者甚至会被抓捕。朱刚《苏轼苏辙研究》：“按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苏辙是个思想充满偏执、行为相当恶劣而幸获宽赦的罪人，他的文字被视为毒草，禁止传播。”新党与旧党在神宗与哲宗两代此消彼长，苏辙的命运起起伏伏。到了徽宗时代，历史则进入了漫长的垃圾时间，大宋再无任何希望可盼。晚年的苏辙闭门不出，在家里读书写作、教育孙辈，他用十年时间，整理自己的一生著述近百卷，为文学史与思想史留下了一系列经典。1112年，74岁的苏辙去世。二十四年后金军攻破汴京，次年徽钦二宗被押送到金国。新上台的宋高宗褒奖元祐党人恢复他们的名誉，苏辙也被追赠为太师。苏辙生前担忧他热爱的大宋迅速灭亡，他的担忧仅仅二十多年就变成了现实。如果神宗当初采纳了苏辙（而不是王安石）的改革方案，历史会有所不同吗？没人知道。帝制时代的选择有时极其逼仄，以至于容不下一点想象力。庞大的帝国通往哪里仅仅取决于帝王一人，甚至取决于其一念之间。这是苏门的悲剧，更是一切集权政治的悲剧。

　　无论政治还是学术，苏辙一生从不迷信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圣贤经典还是皇帝宰相，是自己名满天下的哥哥还是官方制定的标准答案。苏轼是如何应对历史垃圾时间的？第一，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而开启屌丝苦逼生活模式。被贬后勒紧裤腰带，1分钱当10块钱花，一个馒头掰成100粒面皮，每月初取官费4500钱，分30份小袋装挂家里梁上，日取一袋绝不超支。苏轼更重开源，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当起了农民，搞搞副业赚点酒钱招待朋友。第二，当好吃货，知道美食能改变与影响心情，于是在黄州焖烧猪肉，在惠州烤羊蝎，在儋州煮海蛎。苏轼相信，世上没有美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继续焖、烤、煮，管够管饱。第三，像个神仙一样活着。穿一身宽衣长袍，用毛笔写繁体的“无为而治”送人，在自家客厅摆上功夫茶具，叫个桶装农夫山泉，蜡烛点起，香薰缭绕，超越庸常，澡雪精神，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饭局掼蛋同学聚会一概不去，每天微信步数两万五。苏轼早年尊儒中年好佛晚年唯静，被贬到海南后专心研究《易经》。苏辙在少年时代曾批评孟子的“仁者无敌”等理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青年时他在考试作文中批评仁宗皇帝沉迷酒色工作懈怠、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中年时他嘲讽王安石把自己的著作作为科举教材是何其狂悖；在给神宗皇帝的札子中，他批评神宗做事急躁、损害百姓、不听批评，使自己感到“寒心。”他后来的罪名之一就是“诽谤先帝”，苏轼在很多问题上也观点不同，比如年轻时用儒家正统贬低老庄思想。苏辙认为这类观点完全是胡说八道，不应将儒家经典当作绝对真理而否定其他学派的价值。即使孔夫子的观点，苏辙也并不认为处处都高明。自己的著作被朝廷定性为“毒草”，但他自信这些作品一定会在未来的时空跻身为经典的一部分。他劝后辈们为了科举考试而有必要及时学习各种时髦的新名词与所谓的“标准答案”，但得到官位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年轻时的苏辙是名重京城的天之骄子，是皇帝心中的新锐宰相，一心要强国富民的少壮派精英。晚年的苏辙却以“缩头龟”自嘲，面对历史垃圾时间选择回归家庭盖房子、经营耕地、教育孙辈，同时默默观察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读书、思考与写作。苏辙虽以“缩头龟”自居，但依然在大量诗文中记录了时代的黑暗，只是没有公开传播而已。帝王的禁令、宰相的打压并不能贬损苏门两兄弟，仅仅过了二十多年，那些貌似强大的迫害者都灰飞烟灭沦为笑柄了。

　　独立的思想足以超越历史垃圾时间，自由的灵魂足以战胜腐朽的权力，千年之后仍能熠熠生辉。毛不易《消愁》：“自以为是地表演着，伪装着，舞蹈着，疲惫着”。王缉思呼吁：“在不确定的时代做一个‘普通的好人’”。“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买醉创造最大的情绪价值，天亮之后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张元干《瑞鹧鸪·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与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与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与作品”……

　　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通过核算发现，人类在文明时代的多数岁月处于历史垃圾时间，生产力没有任何提高，资产没有增值，漫长的经济寒冬犹如地球远古冰河时期，每个人、每代人的努力似乎都“白费”，更糟的是掉进马尔萨斯陷阱，个人越努力、越内卷反而会越陷得越深。关键问题不能解决，技术水平极低且几无增量，老百姓生得孩子越多则粮食越紧缺。为了逃避饥荒或瘟疫而迁移、拓荒或争夺存量，战乱在所难免，就像《约翰启示录》里的瘟疫、战争、饥馑与死亡四马闯入人间劫掠生灵。在历史垃圾时间里，改革方向错误则继续努力反而越会加速萧条。南宋政权偏安江南意外促进了中国人自北向南的大迁徙，从那时算起的1100至1433年，中国曾是亚洲贸易中最活跃的力量。尤其是宋代商业活动的繁荣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勃兴，但明朝开国之后马可波罗所见到自宋至元中国繁荣的国际贸易消失了。朱元璋实施的海禁政策只是为了应对倭寇滋扰的无奈下策，朱棣的远洋海军纵队则无关自由贸易，更没有开辟殖民地的念想，而是要宣誓天朝之志“传播国家形象”。郑和七次下西洋加上重修大运河与永乐帝的好大喜功的劳民伤财，导致国家只能狂印钞票，随即又引发通货膨胀，直至纸币在私人经济中消失，白银成了老百姓交易与纳税的主要货币。历史垃圾时间是有相对性的，大明帝国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垃圾时间有倾覆性而难有完卵，每个人面对的垃圾时间都要包括大时代的挤压或倾覆与应对种种不同的个人际遇。回望身处历史垃圾时间里的中国古代才俊豪杰，唐寅最令后人关切。24岁失去父母、妻儿与妹妹，5年后进京参加会试又因交友不慎牵连徐经科场案而下狱。被罢黜为吏后以卖字画为生，寄迹风流遣余生，54岁潦倒而终。沦为垃圾时间中的孤儿无法选择时代，却以艺术为避难所而为后人留下书画作品。唐寅最令人喟叹的岁月是1514年生活无着而应宁王之邀远赴南昌当幕僚，但很快就发现宁府有谋反之图谋，用尽浑身解数装疯卖傻数月方被放还而免杀身之祸。当年周星驰在《唐伯虎点秋香》中将唐寅演得活灵活现，想来也有对政治过敏小人物同此沦落的感同身受！“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桃花庵》里的唐寅只能以半生癫狂、半点痴情与半杯残酒回应历史垃圾时间的无奈与荒诞。与短暂活着的时间长度相比，在人类集体组成的生命长河中，人人都要死很久。生既属偶然，身处某种大时代“天地刍狗”般的转换中的个体生命显得格外无常而短促，所以还是活得精彩点吧！诚如金庸自白：“大闹一场，悄然而去。”

　　个人避开历史垃圾时间的前提是有魄力去接受改变自己的行为，抑或你需要去想这些事并等到一个契机。你能对整体保持悲观，但要对个体保持乐观。假如你去想宗庆后老爷子，他发家很晚了，甚至完全能视为一个中老年创业的典范，但你真觉得他是大器晚成的例子吗？不是的，如果不是时代的限制，以宗庆后的商业嗅觉，他恐怕早就在很年轻时实现了名副其实的财务自由。但也正是时代的限制，让他没有舞台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他的这种蹉跎主要是时代受限等众多限制导致的。抑或你再去想，我们现在去看教育的最高回报阶段，毫无疑问是恢复高考的那年。但你再去想，那十年间你是否敢为那次考试做准备呢？机会是留给有准备人的，这些准备有可能就是等到那一次。了解中国象棋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胡荣华老师，在那个阶段全国象棋个人赛被禁赛了，进而被下放到地方工作，本来也想对招式迭代，结果出来之后完成了十连霸的伟业。这就是差距，失败总是贯彻人生，但面对失败的不同心态却能把人分出两种模样。面对大起大落，有的落下去就是落下去了，而有的则能在落下之后还能再度崛起。

　　当然，总是熬着也不一定有希望，但“润”是不变的法则。人类的历史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散的。就像乾隆与华盛顿死于同一年，却给中美两国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遗产。晚清还在封建社会的尽头，而美国那个西方世界的集大成者迅速跻身于现代国家的范畴。能不能“润”到现代国家，其中当然有运气的成本，但更多还是在个人的选择上。你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放弃眼前的一切，跑到海的对面，去面临未知的一切？当然，这是大“润”。如果你出生在河南这个全国教育的洼地，你能怎么办？小“润”出豫，大“润”出国。出国的未必都是“润人”，比如去朝鲜的，出豫的就更未必是“润人”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本土企业经历了一波衰退，那些还在日本的白领的职业生涯都面临了一次大考，但相反，此后日本开启了海外投资，在海外的日本职工生活还是能过得很好，小日子的确很“润”。这就是差异的点，身处历史垃圾时间的日本人能去选择不在历史垃圾时间的中国实现自己的财富增值，但问题也在这里。如果你身处在90年代的日本，你会想着中国吗？那时只要开了历史的天眼就一定会选择中国。但如果一直开不了历史的天眼，你就始终会认为日本再差也比中国强而选择留守。由于历史垃圾时间不尽相同，不同的空间选择足以决定不同的命运。

　　面对历史垃圾时间，对社会可保持悲观，但对自己要保持乐观。要么在垃圾时间里积攒资本、积攒阅历、积攒人脉，要么去没有垃圾时间的地方讨论与生活。如何不让时代的悲剧具体化为你的悲剧？第一，一具强健的身体。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当写作不仅要记录时代且要克服时代、超越时代而写作者被迫与黑暗时代及其主宰者展开一场漫长的较量时，一具强悍的身体便成了生命的必需品，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还是写作的本钱，甚至是最大的本钱。我曾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我们与邪恶的斗争，很多时候，并不在于谁的力量大，谁能打倒谁，而在于，谁更坚韧，谁活得更长久。’”第二，一颗乐观而坚忍的心灵。置身于历史垃圾时间要有一颗乐观而坚忍的大心脏，至暗时刻的幸存者最易遁入冷漠、悲观、抑郁、绝望。对抗这些流行的风气有且只有一种武器：乐观。江平《临江仙·悲歌》：“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大江东去，万水奔流，一往无前。相信长江的流向，正如相信历史的走向，相信世界的方向，所谓“乐观”正当如是。伪装的乐观不是乐观，强迫的乐观亦非乐观。乐观是一种真诚而坚定的觉悟与信仰，基于对人生真谛的洞悉与世界潮流的洞察。梁启超《致孩子们》：“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安之若命，不是认命，而是通达。俗语云，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接受这不可改变的十之八九，而致力那可改变的十之一二正是通达的表现。“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惟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资料太多了。”悲观丝毫无助于改造现实，反而会加剧抑郁与绝望而走向幻灭与虚无。乐观既是认知也是手段，对抗历史垃圾时间注定是一场持久战，至少要做好持久战的肉身与心理准备。谁也不知道历史垃圾时间会持续多久，何处是尽头，所以在乐观之余更需坚忍一心与时间赛跑，关键是比耐力。较之于病弱者，强健者更易乐观。第三，一个互助的社群。以独立与自由之名，独行侠曾是一种备受尊崇的选择，但孤勇者终归寥若晨星，而且对个体要求极高。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建构或加入一个互助的社群（小共同体）更可行。同道之士终将相逢，互联网时代提供了更多相逢的媒介，只要你敢于表达乐意追寻。“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终究不如“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历史源于合力，生存亦然。抱团可取暖，还能壮胆，能同舟共济生死相依。第四，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鲁迅死对了时间，胡适躲对了地方，后者的乐观主义似可总结为“看大势，做小事”。看清大势可有乐观的视野，做出小事可生产乐观的力量。较之于言说，行动更容易带来存在感与力量感。对文人来讲，言说即行动。刘备说过，“勿以善小而不为”。同理，是勿以事小而不为。怎么做小事？坚守渐进论，天下事哪有捷径，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践行个体本位，个人往往只能“小处下手”。《蜘蛛侠》里有一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力所能及”对应的是“大道多岐，各尽本分”，而行动之本分取决于个人的身位与能力。

　　面对姜萍遭到的网曝，尤其是很丧的热搜部分，受众的心肠一定要硬一点。这么多年下来，你总会发现从远方传来的哭声最后大多变成了红孩儿或白骨精。反正这个世界也不是我弄坏的，反正我也不是成功人士，就让那些被错杀的冤魂去找真正的元凶吧！好消息是现在也没有人来聒噪，说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什么，你怎么样那啥就怎样了。更大的好消息是你终于忍不住要针对你以为重大的事项发表几句你以为不能再公道的观点时总会有人跳出来教育你，“你也配”、“急什么”、“拿钱了”……好的，你们忙，我还有一场日落要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