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折衷混合体——对李陀一文的批判

　　李陀老师的《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是什么?》一文,我仔细认真学习了一番，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只觉得“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记起”。李文（下以统称李文）是以知识分子的角色来论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扬扬洒洒，絮絮叨叨，对“社会主义是什么”始终没有作出实质性的回答，还是老调重谈，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其文章主旨本质上没有脱离中特社的巢臼，因此就不能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讲清楚。在华丽的外衣装饰下，始终摆脱不了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折衷混合体的话语体系。这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流论，抹杀了当今世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客观上是宣扬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实现的，这就等于说，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空想”。

　　李文的叙述在很大程度是空洞的，黑格尔式的思辨，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调，没有说明社会主义的任务，也没有指明社会主义的目的，更没有阐明社会主义的内核，就不可能有深刻的内涵。按照逻辑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反比定律，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

　　在李文中，无论是对“红色维也纳”的社会改革，还是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甚至对列宁领导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统统称之为“实验”。试问千百万人参与的社会革命和实践，怎么能用轻飘飘的“实验”而代之呢。做“实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实验不成功，是个半成品，抑或是实验错了，直接把实验物品扔掉，或者破坏掉。在思考和理解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时，应意识到社会主义是基于人的存在和发展，而考虑组成社会的人——实际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更进一步说人类——与世界如何更好地共生共存共发展的主张和主义，是在人类对社会的认识还显存薄弱和不当的情况下，侧重于完善和准确认清社会本身，而作再发展的一种主张和主义。

　　在李文中，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实验”都失败了，唯有邓小平的改革“实验是成功的”。因此，不得不对李文中一些观点进行商榷和批判。

　　一、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谈到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只是在理论上总结了社会变革的规律，但他并没有社会实践的经验，而列宁、毛主席实现了。

　　列宁在1917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对他心中的社会主义，曾经开列出这样一个形象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的总和=社会主义。在这一公式中，“苏维埃政权”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它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清醒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已由“夺取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先后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对如何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而是适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这是俄共（布）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

　　然而，这一计划刚刚开始付诸实施，苏俄国内外敌对势力就发动了国内战争。

　　战争中，国内粮食极为短缺，城市饥荒严重，奸商哄抬粮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严重扰乱了市场，威胁着新生的革命政权。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十月革命》电影中瓦西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时成为流行的经典语言。电影中的这一情节是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召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

　　由于在战争环境下物资奇缺，俄共（布）适时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具体有五种成分：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当时的所谓俄国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批评列宁“对国际资本的进步实行退即，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列宁即旋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给予反击，批评他们是“丧失阶级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列宁认为新生苏维埃政权并不稳固，就阶级力量的对比而言，“目前应当退却，应当避免战斗”，“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同时，列宁对此作了两手准备，一手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一手对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剥夺剥夺者是比较容易的，最难的是改造小私有者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劳动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只能教育、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但他们是小私有者阶级，其经济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其思想私有观念很浓，在政治上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过渡时期，他们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对象。经过社会的动荡变革，不可能一下子进入到社会主义，必须有个过渡的阶段。正如列宁所说，没有建筑在现代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但是，这一政策也暴露出一些的弊端，比如，强行征集农民粮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粮食，以“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领域试图取消货币，实行实物分配制等。它引发了不少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了一些部队的哗变。

　　在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结束了国内战争以后，苏维埃政权于1921年春天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时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他坦然承认，现实生活说明以前我们错了，“我们现在正在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转变，而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思维的转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实际上已经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如何实行利用市场作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探寻。

　　列宁同志经过充分考虑，在1921年3月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下列一系列措施：

　　（1）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2）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3）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

　　（4）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5）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中自由发展，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7）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

　　（8）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超过税额的余粮完全归个人所有，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允许外资企业和国家暂时管理无力经营的企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进行调节生产的作用。这使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苏俄找到了向社会主义经济阶段过渡的道路。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1921年春天的危机迅速消失，生产稳步恢复。它满足了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受到广大农民工人的欢迎。巩固了工农联盟，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它探索了在小农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它的一些原则和经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列宁在1922年初叙述新经济政策的任务时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慢到了极点，但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

　　历史上，许多革命的、先进的、科学的、正确的东西，有时是通过某种间接的、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发展起来的。无疑，“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所以在社会实践中，形式与内容的背离，现象和本质的冲突，原因与结果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人走路，伸右腿，身体向左倾斜，伸左腿，身体向右倾斜，人正是在伸左右腿、身体左右倾斜中前进的。但是，左、右倾斜必须有限度，倾斜过度就要摔跤。由此悟出一个道理：不论什么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论办什么大事，毫无差错是不可能的，事物总是在不断纠正差错中前进的。差错也要有限度，限度内的可称之为“理性的差错”，限度外的称之为“非理性差错”。理性差错是可以自行纠正的，非理性差错就不易自行纠正了，往往要靠外力来纠正了。不左不右毫无差错的路线、方针、政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列宁同志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只要发现出现了问题，就及时改变略策，调整方向，这才是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品格。

　　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艰苦岁月中，列宁积劳成疾，特别是加上国内反动势力行刺的枪伤，1924年1月21日，这位年仅54岁的伟大领袖，在开始探索如何巩固红色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过早地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人民和土地。

　　在李文看来，“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段历史实践的重大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且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苏俄国情的需要，是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李文所说“改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历史不可能按照马克思所设计的每一步亦步亦趋地进行着，每国国情不同，斗争方式也不一样，建设方法也不一样。

　　马克思主义是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不是僵死的教条，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就是极深的瓦解和混乱。

　　在社会实践各方面“重新估计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哲学原理的“修正”。各种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流行病上。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和原则，是总结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原理是不会变的，变的是时代的风。

　　至于李文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要梦想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能够在某一时刻马上得到实现。”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而不是他说的“新的战略思想”。

　　不管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是“新经济政策”，都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都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

　　二、斯大林是列宁路线的继承者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接过了继续探索巩固新生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重任。

　　李文中说“而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完全离开了列宁的思想和路线，不但自己编制了另外一个剧本，以至最后导演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失败的悲剧，同时还给社会主义运动留下巨大的难题。”

　　李文指责斯大林改变了列宁路线，其实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变化，是形而上学、机械的观点。

　　新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与苏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由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第三年就去世了，因此该政策还不够成熟。列宁为新经济政策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不过他只是把这些政策视为一种权益之计。列宁同志1924后逝世后，激进派的托洛茨基等人主张废除新经济政策，当时斯大林排除众议，维持了这一政策。到了1928年，随着苏联的战时经济已得到恢复，但重工业发展基础薄弱，新经济政策终因不能适应新形势而被取消。

　　斯大林取消了权宜之计的“新政经济政策”，符合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倘若任由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泛滥下去，势必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决不是李文所说的“完全离开了列宁的思想和路线”。如前文所述，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手段，是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的。相信列宁同志如果活着的话，他也会调整经济政策的方向，进一步迈向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1928年宣布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实行五年计划，变新经济政策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效的避开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通过吸引外资和技术，兴建许多重要的国防工业企业。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1929年至1937年，苏联工业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向前发展，苏联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7倍，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只增长0.3%。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的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短时期内奇迹般地变成了举世公认、雄视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

　　1939年，希特勒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悍然向苏联发动了进攻。在战争初期，苏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是，苏联人民在苏共和斯大林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转入战时体制，调动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同德国法西斯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在整个卫国战争中，先后累计有300多万名苏共党员前仆后继，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或在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中献身。

　　1945年4月，苏军攻入德国，5月2日攻克柏林，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苏联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战争中，德军破坏了1700多座城镇和7万多个村庄，摧毁了32000座工厂，65000公里铁路，1135口矿井，2700万军民死于战争。

　　战争胜利后，苏联共产党立即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1946年，苏联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到1950年，苏联工业已恢复和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这一年苏联的工农业总产值比战前增长73%。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4岁。毛主席亲自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并失声痛哭。

　　从1923年4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长达30年。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1953年与1913年相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同期美国只增加2.03倍，英国增加0.71倍，法国增加0.54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向全世界宣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对手，以这样敬畏的口吻评价着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

　　亲身经历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人民，充分肯定着斯大林伟大的历史功勋，但也亲身感受了他在肃反扩大化，以及他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所犯错误而造成的苦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拂去历史的尘土，人们更加感到，斯大林的错误，决不应当影响他作为一位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军大权。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秘密报告中，将斯大林的错误无限扩大化，开展了对斯大林的尖锐批判。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斯大林的运动。

　　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掀起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全苏各地都出现了拆毁斯大林的纪念碑和纪念像的不正常情况。

　　苏联解体的肇始者是赫鲁晓夫。他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入手，揭开了潘多拉盖子。赫鲁晓夫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和野心家。斯大林生前，他经常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将军”、“自己生身的父亲”。斯大林去后，他摇身一变，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强盗”、“赌棍”、“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把一切恶毒、污秽的语言都倾泻到斯大林的头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巨大的历史功勋。如此前恭后倨，只能说赫鲁晓夫是一个卑鄙无耻，反复无常，没有半点政治品格的卑鄙小人。

　　继赫鲁晓夫之后勃列日涅夫、安东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都是继承了修正主义路线。宣布解散苏联的人就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带头肢解苏联的就是前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他们把列宁、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创下了苏联这样一份特别庞大而丰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寒冬时期。

　　斯大林有一些问题。但评价斯大林，压倒性的看法是：斯大林成功领导苏联人民建设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强国！！！

　　斯大林问题是认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基本原因的切入点和一把钥匙，由于的立场不同，使用这把钥匙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尖锐对立的结论。自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以来，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特别是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就是从大反斯大林入手的，结果搞得国破家亡。可是，国内国外却流行着一种十分离奇而矛盾的思想逻辑，斯大林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和打下了丰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人把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可是有些评论家却把历史的板子不是打在戈尔巴乔夫这些败家子身上，而是打到了斯大林身上，要斯大林的伟大成就为戈尔巴乔夫的亡党亡国承担历史责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为此编造了“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两个概念，硬是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35年来大反斯大林而搞出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和僵化的体制，统统地塞进这两个概念，混肴视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看来，李陀老师沐浴海外的“西风”久矣，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毒，在客观上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攻击斯大林的。

　　三、人民公社失败了吗？

　　李文中说“或者，人民公社运动，其实是一种试图不迂回，不绕弯子，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实验？或者，人民公社的失败，是不是反过来又证明了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行？”

　　此言大谬！

　　面对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困难和混乱局面，毛主席领导人民群众大力开展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兴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形势好转。全国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全国铁路、航运、邮政开通。社会秩序安定。旧中国遍布各地的乞丐、盗匪、娼妓、黑社会、无业流民等很快绝迹，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城乡消除了失业现象。

　　在具体的改造方式上，与列宁同志制订的“新经济下策”有相似之处，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等。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部署下，中国工业化建设初师大捷：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目标和任务提前一年胜利完成，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以156个大项目为中心，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694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和部分投产的分别是428个和109个。固定资产新增492亿元，是1952年的1.9倍。其中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如：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 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练铁炉开工生产；马鞍山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联合企业新建施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建成并开始生产“解放牌”汽车；中国第一座拖拉机制造厂（洛阳）始建；第一座飞机制造厂建立并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机床制造厂（沈阳）建成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电子管厂（北京）建成并投产；第一座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 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开工生产；西北第一座大发电厂— 西安第二发电厂建成；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 玉门油矿建成。还有武汉长江大桥、衡阳湘江大桥建成并通车，青藏、康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等，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创建和完成的……

　　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在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和工业已取得辉煌成就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在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撤销，但在农村，仍然有不少农民还是称乡镇叫“公社”，称村叫“大队”，村民叫“社员”；对于那时的社会分配之公平，党政机构精简、干部作风廉洁，社会治安状况之良好等，更是群众赞声不绝的口碑，足见公社影响之深远。

　　在当时“大跃进”浪潮推动下，只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在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广大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形成“公社化运动”。这主要是当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

　　当时国外的现成模式就是苏联的集体农庄。早在1956年毛主席就多次批评那种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强调不能走苏联的老路，要走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究竟路子是什么？对此问题当时上下曾进行过一番讨论。毛主席向来都很注重从群众实践中总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多次热情地赞扬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上也是如此。实际上，早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办人民公社之前，有些农村就已经在原来高级合作社基础上办起了各种形式的“公社”，例如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等。1958年夏毛主席曾到河南、河北和山东一些地方视察，对“人民公社”的经验给予肯定。例如：当他到达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看着大门上的牌子，他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在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合作社，当听到省委领导同志汇报说“准备办大农场”时，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就这样逐渐产生出来。

　　公社初期所采取的许多具体做法也是从各地方群众中产生的。例如办公共食堂,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有的农业社就自发地办起了公共食堂。1958年7月间，一份关于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公共食堂的经验材料送给毛泽东，反映那里的公共食堂很受欢迎，并且总结出“四大好处”：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节约粮食、燃料、减少社员个人支出；有利于发展养猪等。在这前后，刘少奇（当时处于一线领导工作）在各地视察讲话中，讲了大量关于提前“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实行供给制”等意见，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许多来自基层的经验和口号，《人民日报刊》都给予宣传报导。但是到了各地就不加具体分析，一律用行政命令方式加以推广，以至出现一哄而起的现象，造成劳民伤财。这种不良风气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改革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是经常看到的。对于当时环境下的错误，今天的人们似乎再无颜给予指责。关键还要看，发现问题之后是否及时进行了纠正。

　　在当时客观形势下，党内上下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并无其他不同的意见。在1958年12月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根据群众的创造所作出的。”而后来的批评者竟把公社的建立完全归结为“毛泽东的主观意志”，认为公社“办早了”、“办错了”等。这种说法完全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对于出现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等情况，在中央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放卫星”、造假、虚报浮夸之类的错误。在1959年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在1960年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多次批评“五风”的错误,指出：“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352页）

　　经过全党三年的调查研究和整顿、调整工作,公社化初期存在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逐步明确和稳定下来,基本上建立在与当时农村实际相适应的基础上。到1962年国内对人民公社的讨论和认识即告一阶段。1962年至1965年我国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出现了大好局面。农副产品产量又出现大幅度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在商品流通方面,物价稳定、市场活跃。农民生活大有好转。造成这种大好形势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改进，政策上进行了调整。抛弃错误的成份,公社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逐渐显示出来,这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终于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他们的习惯。

　　人民公社运动是对私有制经济改造完毕之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首创之举。并不是李文中所讲的“人民公社运动，其实是一种试图不迂回，不绕弯子，直接过渡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实验？”私有制经济在当时都结束了，难道不是顺其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吗？难道还要“迂回”“不绕弯子”，那么会走向哪里呢？？

　　不得不指出的是，刘少奇当时是一线领导人，以“左”的面目搞冒进，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但毛主席心胸似海，主动把责任揽到身上，实际上是替刘少奇背锅。但李文却说“人民公社是失败了”，这是对人民公社的抵毁。

　　四、中特社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邓小平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的？现在很多文章认为，是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这种说法其实不对。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其实在十二大召开之前一年多就提出来了，具体说就是在1981年7月邓小平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提出来的。查良镛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

　　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邓小平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查良镛先生说：“我想自从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您指教。”邓小平笑了笑说：“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据我们所见到的资料，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请见 2008-07-21 北京日报 作者：韩振峰）

　　竟然有100多种社会主义！真是一百个哈利波特,就有一百种想法。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一个高层共产党人，不去从马列主义中了解，却去征询一个资本家！其结果会把中国引向一个什么牌子的社会主义?

　　原来，中特社是“没有定规’，怪不得那时期，一会儿学南斯拉夫，一会儿学日本，一会儿学新加坡，等等，结果还是定位到崇美媚美学美。

　　只要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特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的基本矛盾不断暴露和激化而产生的。面对着资本主义内部基本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本身又无力解决，于是社会上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治力量，就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当然也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以他们的阶级分类，最后总可以分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几种社会主义中的一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而绝不是以国家或民族来区别的。由此可见，所谓中特色，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至于“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更是无稽之谈！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命名的唯一正确的学说。这个学说的发展离不开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人类历史发展观，不能用自然发展观以及任何别的科学发展观取而代之。一个口号，一种观点，必须要进行科学论证，否则不能当作经验的前提。科学只服从事实和逻辑。而邓小平脱口而出的话，竟成了理论体系，哪里有半点的科学态度和缜密逻辑可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中特社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是冒牌货。用这种瞎拼的、冒牌的、任意的、杜撰的“特色”来充当科学社会主义，简直就是侮辱社会主义、践踏社会主义、污染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要人们对社会主义感到厌烦和恶心，从而可以“暗度陈仓”安稳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登上最后一趟“末班车”了。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李文却对中特社情有独钟，认为它是成功的，这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距十万八千里。

　　五、“补课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有教条的知识份子，对一件事情的评判，特别是对社会的本质认识，总是取采吐吞曲折，来回拉址的叙述方式，生怕读者知道他想表达的真实意图。但是，其行文轨迹以及隐匿思路，总是会暴露无遗的。

　　李文的要害就是说搞社会主义搞急了，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使生产力无限充分地发展，也就是被很多左翼批判过的“补课论”。

　　从历史上看来，“补课论”并不新鲜。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后，把遵循的理论和路线，集中概括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应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主要联合和依靠资产阶级，先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发展，然后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超越了，还得再退回来，时下所搞的改革正是这种再退回来的改革。

　　而毛主席则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搞公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在毛主席看来，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又回到旧时代。

　　1972年，有人曾经就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与毛主席有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在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刻了解的情况下，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而积累资产的，他们敢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喽。”

　　中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使得资产阶级在这段历史中黯然失色。毛主席的一席话既表达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也从侧面揭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主席才在战略上蔑视的同时，在战术上采取了扼制、打压资本主义复辟的政策。

　　在毛主席看来，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但即便这是历史的必然，修正主义也存在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必须采取行动，这样才不会走苏联的老路。

　　“资本主义的复辟”并不是直接的实际行动，而是一种台面下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暗潮涌动。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即便是在封建主义落寞，无产阶级式微之时，也发展不起来像样的资本主义，可见，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他们只能剥削本民族的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私欲。”

　　所以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是外国资本在华的代言人。一旦代表这种“主义”的“资产阶级”掌权，中国势必会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而到了那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名存实亡，人民也会再度沦为创造财富的工具。

　　1967年12月26日，正好是毛主席的生日，当晚毛主席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回忆毛主席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十多天后，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作为最高统帅，毛主席为何不惜打破一时秩序、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并不支持和理解的文革呢？是斗私批修种牛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人民提供打破兴衰周期律的金桥——继续革命论。

　　可惜，天不假年，在呕心沥血日夜奋斗中，毛主席带着无限的抱撼赍志以殁。毛主席走了，复辟势力蓄势待发，将革命派一网打尽，此后，中国的潘多拉盒子被彻底打开，又回到了李文所说的“一次不得已的‘迂回’，是在一个建设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具体阶段中。”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所要巩固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文要表达的主要思想与刘少奇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李文中说，“即以80年代启动的改革和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的关系而论，中国明显是列宁思想的继承者。”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暗合了改开的性质。

　　列宁同志是1924年去世的，那个时期苏联还是一穷二白，是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它只是一种策略而已。80年代的改革，是在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十分厚雄的基础上搞的改开。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说，“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有了农村集体化和雄厚的工业基础条件，对于的改革来说，简直就是泼天的富贵。太好改了，太好开了。多么丰富的资源，多么盛大的晚宴，结果将毛时代的巨大福利和遗产，改的荡然无存。

　　“补课论”是正在进行式，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击倒算。然“补课论”所带来的种种阵痛，则是由全体劳苦大众来埋单的，一定会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

　　六、关于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等冒牌的社会主义。《宣言》发表后150多年中，出现了更多的冒牌“社会主义”，不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用“社会主义”遮羞，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举着社会主义牌号骗人，连希特勒都把“国家社会主义”当成“法西斯”的代名词，赫鲁晓夫把“土豆烧牛肉”当成“共产主义”的代名词，提倡“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处世，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捉摸的东西”。“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已被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了。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社会主义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有两个工作要共同进行：一建设，二革命。只建设不革命，它就退回到资本主义去了。反过来，你只革命不建设，那就跟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不但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而且也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有矛盾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大理论定了以后，后边的问题才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代学科往往是从定义开始，再推导出公理和定理，但人们真正认识事物是从现实直观当中，用过程的方式去认识的，没有过程就不会有知识产生。认识社会主义也要有一个过程。有人说“文革失败了”——这是没有过程论思维才会说出这句话来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针对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它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它是变化过渡的社会形态，它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中的中间形态。这种过渡性社会形态有两种特点，一是要么进入共产主义，二是要么复辟资本主义。要让它往前走，就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而文革就是这个理论实践的开始——它只是开始，怎么会叫失败？——这就叫没有过程论概念。毛主席走了以后，后继者没有继承他的继续革命理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后继者的失败，而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失败。因为没有过程论，你什么东西都解释不了。

　　我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无产阶级专政，利用国家机器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政治形式是人民能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参与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由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有计划的活动、由于劳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进行社会的分工合作……

　　是否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以“两个决裂”为目标，是否每走一步都是消灭私有制与消灭剥削，这便是考验真假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试金石。

　　自《共产党宣言》诞生以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写了大量的书，无数的大块文章，丝毫也不敢触及消灭私有制及剥削阶级的观念。举起这块试金石一试，什么冒牌“社会主义”都可以暴露无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大好的照妖镜。在这个镜子面前，披着红色伪装，向私有制、向资本主义跪拜，向霸权主义称兄道弟的鬼怪，都要现出原形。

　　巴黎公社失败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苏联解体了，苏维埃原则是永存的；修正主义在若干国家一时占了上风，共产主义运动是永存的。

　　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当前的社会，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5%，有的地区达到80～90%（2006年的统计，近些年根本看不到公开的报道）。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已成为非主体经济。农村自包产到户以来，几乎全部私有化了，现在资本又盯上了农村的宅基地。国有企业也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企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有些是垄断企业，高管都是拿着普通人一辈子难以及企的高薪，但他们贪污起来绝不手软，堕落起来令人惊奇。比如“成都牵手门”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此为少数人谋利益的企业，实际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没有多大差别。这已不是表现形式不同，而是改变了所有制性质。

　　马克思主义以为，经济基础一旦变更，庞大的上层建筑必然或迟或早也要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个庞大的前苏联，一夜倾覆。共产党人搞私有化，就是恢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恢复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如果容忍传统观念泛滥，为其张目，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占了上风，资产阶级就会顺势接盘。由此可见，共产党人搞私有化就是自寻短见，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常识。

　　总之，劳苦大众没有半点的社会福利，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由主人翁变成弱势群体，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贪腐遍地、道德沦丧，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失业率上断上涨，肯定不是社会主义；黄赌毒到处蔓延，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宰市场，雇佣劳动制度，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肯定不是社会主义；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肯定不是社会主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养不起老，生不起娃，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到处强拆毛主席雕像，肯定不是社会主义……

　　华丽的外衣，固然好看，倘若里面已经是腐朽不堪，从头到脚都散发着腐臭的味道，能说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吗？通过现象看本质，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真的，伪装必须剥去。

　　七、真正的左翼要干什么

　　李陀老师曾经是“新左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他这篇文章暴露出了“新左派”集体转向后的最大病根，背叛了左翼应该有的立场和担当。

　　真正的左翼一定要改造客观的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地塑造无产阶级世界观，锻炼无产阶级政治敏感性和品格。

　　真正的左翼一定要用真正的马列毛思想武器头脑，与一切非社会主义观点、非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大小资产阶级作斗争，维护马列毛的纯洁性、正统性。

　　真正的左翼一定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民的一边，思人民之所思，急人民之所急，虑人民之所虑，忧人民之所忧。只有与大多数人民同甘共苦，血肉相连，左翼才有价值，才有动力，才有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基石。

　　真正的左翼对面热点事件，要从马列毛的角度去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发出符合劳苦大众愿意的声音。

　　真正的左翼要进行社会调查，体味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了解劳动大众的思想动态，而且要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其具体表现在广交友，多思考，勤学习。

　　在目前阶层已经固化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力图使历史停滞在一个特定阶段，因为他们的追求不是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平衡。也就是“以止足为教，使各安于朴鄙颛蒙”，让民众不要争，消灭民众的竞逐之心，让他们安于穷困与愚昧。资产阶级更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只求稳定即可。目前所谓的强大，只是幻想出来的强大，以此自我欺骗。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人口也在急剧下降），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心中。特别是这几年疫情横行，经济急剧下滑，物价暴涨，民不聊生，阶级斗争日益白热化。

　　历史是无情的，它仍然本着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发展规律在前进：“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分界点业已到来，黎明前的佛晓最寒冷。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也许当代的马列毛主义者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并不亚于先烈们。然，舍此已无它路。

　　对于旅居海外的李陀老师热忱地研究“社会主义”，我是抱有敬意的。虽然在本质上我们存在着根本分歧。刘继明老师称李陀为“最后的新左派”，是名副其实的。如果今天还死死的抱着80、90年代形成的思想桎梏已然过时，他们的言行和立场已被破绽百出，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抛向历史的库存，伪士当去，真正继承马列毛主义的青年一代人正在大步走向时代前沿。这是不以包括李陀在内的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