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火爆到海外。这是为数不多的中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火爆。
改开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化产品大都被洋大人所垄断,无论是游戏还是电影以及其他文艺,都唯洋大人马首是瞻。
电影《我本是高山》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上映以来,遭到一片批判,由于没有票房,院线不得不雪藏该片。
游戏火爆后,主创人员多年之前的价值观被广大网友扒出来,造成了巨大舆论漩涡,甚至有人号召抵制该款游戏。还有的人认为我们难得有这么大影响力的文化输出,不应该抵制,而是应该大力支持该款游戏。
实际上,人的世界观都会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发生改变。毛主席的世界观就经历了信佛,再到孔老夫子,又到改良主义,甚至一度成为支持梁启超的保皇派,再后来又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直到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才转变到马克思主义大道上来。从此,他的信仰再也没有改变过——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这款火爆的游戏呢?或者说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呢?
本篇文章最初是为《我本是高山》而写,发表在“井冈山观心1921”公众号上。因为“井冈山观心1921”被永久禁言,所以本篇为旧文重发。原标题为“从张桂梅校长到《我本是高山》,之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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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明白,文艺——以及其他任何的上层建筑(比如教育、宣传)都是服务于特定群体——特定阶级的。
很多人会说,又来什么阶级叙事那一套,又搞什么人整人那一套。文艺就是文艺,瞎扯什么阶级?胡扯什么政治呢?
真的是这样吗?文艺真的能超越阶级、脱离政治而不是服务于某个特定阶级吗?
如果文艺不是服务于特定阶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禁书、禁片呢?
“禁书”严重损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利于被统治阶级,所以被禁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圣经》,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因为统治阶级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圣经》被视为非法书籍;
比如,《共产党宣言》,它在1848年首次出版后,就被欧洲各国政府列为非法出版物;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共产党宣言》也被某些国家作为禁书。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该书也被视为乙类而异常警惕。
《国际歌》也是这样的命运,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这首歌差不多要成为禁歌了。据说是“不合时宜”。
还比如,《茶花女》、《堂吉诃德》、《哈姆雷特》、《老人与海》、《动物农场》等等,也曾经被禁止或者限制过;
《资治通鉴》在元朝时,被禁止并焚毁;
《水浒传》在明清多次被禁止、烧毁或者删改;
《红楼梦》在清朝亦被禁止;
《三国演义》也曾经被禁止过;
《西游记》也曾经被列为禁书;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被禁止的革命书籍就更不胜枚举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使改了名字《西行漫记》,从其出版之日起,就一直被日伪法西斯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禁止印刷和出版,蒋介石还亲自下令追究该书出版单位责任。
被禁播的影视作品就更多了,笔者就不再一一列举。
这一切都说明,文艺,并不是与政治无关的,恰恰它就是政治——哪怕是一本风花雪月的书籍——哪怕作者并不想带有政治性——客观上也一定带有政治性。
谩骂文艺与政治挂钩的,要么是糊涂,要么是蠢、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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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本质是什么呢?
——教育。
对,文艺的本质是教育,教育特定的人群——按照自己的思想去改造特定的人群。
剥削阶级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教育”人民;被剥削级阶级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教育人民。
既然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那就一定要涉及一个立场问题。
狼教育羊,一定会站在狼的立场上,教育羊们乖乖的听话;
跑得快的羊教育羊,会站在貌似超越狼与羊的立场——所谓的公正的立场,告诉羊们要提高警惕,要努力锻炼,时刻做好快跑的准备,跑得不快是你努力不够,不要怪狼;
而另一部分羊,会真正地站在羊的立场,教育羊要团结起来与狼做坚决斗争——只有将狼彻底打倒消灭,才能有幸福的生活。为了其他羊更好地活着,哪怕自己死亡也要带领其他羊与狼拼个你死我活,直到将狼打倒。
同称教育,但这两种教育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正如历代任何剥削统治阶级都说“爱民”一样。
1943年8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既然文艺的本质是教育人民,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呢?
——为人民服务。早在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
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就是革命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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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呢?
首先,要告诉人民社会发展的真相——“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也就是要告诉羊,自然界的发展,就是狼吃羊与羊反抗狼的历史。这就是教育人民要建立起阶级意识,千万不要被狼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没有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已经弱化了。
告诉羊们,狼吃羊,从未停止过,一刻也不曾停止过。
其次,要告诉人民,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也就是告诉人民,你是狼还是羊。告诉人民现在是狼当家做主还是羊当家做主——千万不要被所谓的“羊公仆”所蒙蔽了双眼。尤其是要教育人民识破挂羊头卖狗肉的“爱民”、“民(当家)主(做主)”。
要让羊知道自己是羊,不是狼,更不可能与狼平等。狼是吃羊的。尤其是有很多“糊涂”羊,被服务于狼的文艺“教育”:认为羊与狼是可以和谐共处的——我们的狼不让其他狼群进入我们的草场,就是在保护我们羊。既然保护了我们羊,那么吃我们也是应该的。
要让羊知道,这个草场是狼的,不是羊的。狼往往打着“爱草场”的名义,抢占其他草场,奴役所有的羊们。
往期回顾:浅谈“爱国贼”“小粉红”与“卖国贼”——苏联为什么解体?
其三,要告诉人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反抗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面对“糊涂”羊的糊涂认知——“狼为了保护我们的草场,吃我们羊也是应该的,谁让我们没有能力呢?!这是大自然的法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要告诉羊们:团结一致的羊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可以消灭一切罪恶的狼。
告诉羊们,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并不是唯一的大自然法则,反抗剥削与压迫的革命造反才是唯一正确的法则。
第四,要真正的与工农相结合,了解工农、深入群众,描写他们,歌颂他们,充满热情的帮助式的批评、教育他们。对于高高在上的所谓“精英”特权剥削阶级,要彻底地揭露他们,戳穿他们花言巧语式的对人民的欺骗与蒙蔽,无情的批判他们。
在这里要着重强调,与工农相结合,为人民服务,绝对不是小资产阶级式的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真正地根植与群众之中,真心地帮助人民群众觉醒。
人民觉醒后,还要继续教育人民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上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做最彻底的决裂——包括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君君臣臣,包括剥削压迫制度——“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总之,有助于人民觉醒,有助于人民建立阶级意识,有助于人民树立无产阶级立场的文艺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反之就是为剥削阶级——所谓的“精英”服务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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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文艺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服务于剥削统治阶级的文艺路线,一条是服务于人民的文艺路线。当然,在剥削社会,一切服务于人民的文艺都会被禁止、限制。
服务于剥削统治阶级的文艺是什么样的呢?
——麻醉!
剥削统治阶级用尽各种手段,让人民相信没有阶级斗争,让人民相信人人平等,让人民相信统治阶级是“爱民的”,向人民灌输君君臣臣、忠孝廉耻,吓唬人民不能乱,要稳定,尤其会以爱国的名义——民族主义是他们的杀手锏。
与资产阶级相比,修正主义是最恶劣的。资产阶级还承认有阶级以及阶级斗争。但是修正主义者却否认或者极力模糊阶级、淡化阶级斗争。
梯叶里,A.(1795-1856),资产阶级学者,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批评过去历史学家否认“公民、臣民、人民”的历史创造性,力图证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是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奴役的历史,争取解放和自由的历史。他在历史研究中,提出阶级斗争学论,强调用阶级斗争观点阐释历史,认为阶级斗争是说明中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的钥匙,因而被马克思称为“法国历史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但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却开始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法国社会已浑然一体。
米涅,F A. M.,资产阶级学者,法国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1796-1836)。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强调这次革命的必然性,用各个阶级的不同利益的冲突说明各个政治集团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认为恐怖统治与拿破仑一世专政都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预言复辟王朝必将为资产阶级政权所代替。
就连资产阶级学者都承认的阶级斗争学说,却被修正主义者否定了,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他的徒子徒孙们步其后尘,极力淡化阶级与阶级斗争。
在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共九封)是这么批判修正主义的: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贿买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列宁说:......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否认或者淡化阶级学说,就是在麻痹人民。麻痹人民,只有一个目的——谋求剥削、压迫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风花雪月的书籍影视可以漫天泛滥,而揭露阶级斗争的书籍、影视被严控出版、发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宣扬“精英”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人民富豪、人民资本家更是甚嚣尘上,“M爸爸”、“国民女婿”、“衣食父母”,各种肉麻的吹捧无所不用其极,各方吹鼓手、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人、专家更是争先恐后为之捧臭脚。他们将人民群众当做可有可无的蝼蚁,动辄“底层”、“低duan”、“垃圾”、“臭工人”、“臭看门的”,“笑贫不笑娼”,就像曾经的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
各种文艺作品描写的都是“精英”、“才子佳人”,硬生生地毁了“小姐”这个名词,使之成为了某种职业的专有名词。
有几部文艺作品描写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呢?稍微了解一些历史常识的人,这一幕是否似曾相识呢?
毛主席在1963、1964年对文艺界做的三个批示,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所著《毛泽东大传》: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对这些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1963年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由江青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在报告上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东方直心老师所著《毛泽东大传》,江青也有过一段关于人民文艺的讲话。
1964年6月23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参加现代戏观摩大会的各个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及创作人员,一共有300多名戏剧工作者,并和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座谈会。江青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说: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戏曲应该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应该深思一下,我们的戏曲究竟是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呢?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3000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一切为了麻痹人民。
人民的文艺,描写、歌颂的是人民;资产阶级的文艺,描写、歌颂的是“精英”、“富豪”、“乡贤”。
告诉你存在严重阶级斗争的是人民文艺;告诉你没有阶级斗争、一片和谐的是资产阶级文艺,是封建主义文艺。
总之,觉醒与麻痹,是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也是两种经济基础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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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中,还有一种倾向,强调“稳定”是第一位的,是最优先的。
这种文艺倾向,对于唯物辩证法一定是门外汉。这样的文艺也是对人民的麻醉。
从辩证法看,社会的发展是由矛盾推动的,矛盾就意味着不稳定。一个矛盾解决了,社会发展一步,新的矛盾又要产生,再解决新的矛盾,社会再向前发展。
只有这样,社会才会一直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要提出来继续革命——因为矛盾时时刻刻都存在。
懂得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一定知道,永恒的“稳定”是不存在的,矛盾才是永恒的。将“稳定”看作是唯一的,就是在掩盖、压制矛盾,最后会有更大的矛盾爆发——这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认为“稳定”是一切重中之重的,是不懂辩证法的体现,绝对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实用主义者。
“稳定”从来就不是人民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才是人民的文艺。
如果“稳定”是人民文艺,那么就无法解释蒋介石为什么要强调“稳定”,他坚决否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因为蒋介石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不稳定,带来了动乱。如果“稳定”是人民文艺,腐朽的清王朝也会感到委屈的——为什么要推翻我?
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外,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大搞大东亚共荣圈也要求稳定,但不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反抗剥削压迫,带领人民造反,是给统治阶级带来了最大的不稳定,但这是为人民服务。“稳定”从来不是必然为人民服务的。从历史上看,剥削统治阶级是最需要稳定的。
“稳定”,从来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革命的造反才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无一不是因为革命的造反。
因为社会的发展是矛盾推动的,如果没有了矛盾,世界就静止了。解决了矛盾,社会就前进了一步,解决矛盾就是造矛盾的反。造反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造反,是进步的——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比如社会主义革命;一种是反革命的造反,是反动的落后的——比如各种复辟,从封建主义复辟奴隶主义,从社会主义复辟到修正主义。
换句话说,如果永远稳定,人类可能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可能仍然停留在奴隶社会;可能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
“稳定”,从来不是马列主义者的追求,“为人民服务”才是马列主义者永恒的追求。为人民服务,必然意味着继续革命——先进对落后的革命。
如果所有的矛盾都被掩盖在所谓的“稳定”外衣下,最后带来的一定是周期律——崩塌。只有随时发现矛盾,随时解决矛盾——而不是掩盖矛盾,社会才能发展。只有继续革命,才能永保人民当家做主,才能永保社会主义。
这也是文艺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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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不仅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过,鲁迅先生也曾多次提到。让我们感受一下鲁迅先生的犀利吧。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7月27日发表在《文艺新闻》):
一方面是留学过美国的绅士派,他们以为文艺是专给老爷太太们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爷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学士,艺术家,教授,小姐等等,要会说Yes,No,这才是绅士的庄严,那时吴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
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店所出的东西,因为怕遭殃,就竭力选些不关痛痒的文章,如说“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那特色是在令人从头看到末尾,终于等于不看。至于官办的,或对官场去凑趣的杂志呢,作者又都是乌合之众,共同的目的只在捞几文稿费,什么“英国维多利亚朝的文学”呀;“论刘易士得到诺贝尔奖金”呀,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所以,我说,现在上海所出的文艺杂志都等于空虚,革命者的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艺可见。然而,压迫者当真没有文艺么?有是有的,不过并非这些,而是通电,告示,新闻,民族主义的“文学”,法官的判词等。例如前几天,《申报》上就记着一个女人控诉她的丈夫强迫鸡奸并殴打得皮肤上成了青伤的事,而法官的判词却道,法律上并无禁止丈夫鸡奸妻子的明文,而皮肤打得发青,也并不算毁损了生理的机能,所以那控诉就不能成立。现在是那男人反在控诉他的女人的“诬告”了。法律我不知道,至于生理学,却学过一点,皮肤被打得发青,肺,肝,或肠胃的生理的机能固然不至于毁损,然而发青之处的皮肤的生理的机能却是毁损了的。这在中国的现在,虽然常常遇见,不算什么稀奇事,但我以为这就已经能够很明白的知道社会上的一部分现象,胜于一篇平凡的小说或长诗了。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二心集》1932年10月1日):
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这一点,已经由两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得十分明白。前年,最初绍介蒲力汗诺夫(plekhanov)和卢那卡尔斯基(Lunacharsky)的文艺理论进到中国的时候,先使一位白璧德先生(Mr.Prof.IrvingBabbitt)的门徒,感觉锐敏的“学者”愤慨,他以为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
......
统治阶级的官僚,感觉比学者慢一点,但去年也就日加迫压了。禁期刊,禁书籍,不但内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连书面用红字的,作者是俄国的,绥拉菲摩维支(A.Serafimovitch),伊凡诺夫(V.Ivanov)和奥格涅夫(N.Ognev)不必说了,连契诃夫(A.Chekhov)和安特来夫(L.Andreev)的有些小说,也都在禁止之列。于是使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童话,如Mr.Cat和Miss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H.ZurMühlen)所作的童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说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单是禁止,还不是根本的办法,于是今年有五个左翼作家失了踪,经家族去探听,知道是在警备司令部,然而不能相见,半月以后,再去问时,却道已经“解放”——这是“死刑”的嘲弄的名称——了,而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
......
然而统治阶级对于文艺,也并非没有积极的建设。一方面,他们将几个书店的原先的老板和店员赶开,暗暗换上肯听嗾使的自己的一伙。但这立刻失败了。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威严的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喜欢去跑跑的还是几只闲逛的走狗。这样子,又怎能使门市热闹呢?但是,还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杂志,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为止,已将十种。然而这也失败了。最有妨碍的是这些“文艺”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员和一位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他们的善于“解放”的名誉,都比“创作”要大得多。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
......
那些读者们,凡是一向爱读旧式的强盗小说的和新式的肉欲小说的,倒并不觉得不便。然而较进步的青年,就觉得无书可读,他们不得已,只得看看空话很多,内容极少——这样的才不至于被禁止——的书,姑且安慰饥渴,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去买官办的催吐的毒剂,还不如喝喝空杯,至少,是不至于受害。但一大部分革命的青年,却无论如何,仍在非常热烈地要求,拥护,发展左翼文艺。所以,除官办及其走狗办的刊物之外,别的书店的期刊,还是不能不设种种方法,加入几篇比较的急进的作品去,他们也知道专卖空杯,这生意决难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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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让人民阶级觉醒的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歌颂人民的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充满热情的帮助式的批评群众的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歌颂集体主义、让人民团结、反抗压迫的文艺就是人民的文艺。
反之,就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艺。
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文艺。